上次克林頓首次訪問北京，江澤民訪問美國等，使兩國關係有了相當的進展，一度被稱為「蜜月期」。雖然後來好景不長，但畢竟由於克林頓的訪問，兩個意識形態完全不同的國家的關係「高潮」了一陣子。
但從這次布希對北京的首次訪問成果來看，顯然已沒有當年克林頓那種「高潮」迭起的效果。主要由於這幾個不同：
第一是時間不同。上次克林頓訪問中國，呆了8天，並前往了西安、上海等城市訪問。但這次布希訪問中國不到30個小時，而且僅去了北京，沒有去其他城市。
第二不是專程訪問。上次克林頓訪問中國，是專門前往北京，中間沒有安排其他國家，顯得對北京相當重視。但這次布希訪問北京，則是整個亞洲之行的一個部分。而且布希是在前往日本、南韓訪問之後，最後一站才到北京。它傳遞的信號是，在布希眼裡，美國的亞洲盟友日本、南韓比北京重要。
上次克林頓訪問北京，沒有順道訪問日本和南韓，被美國輿論批評為忽視美國在亞洲的真正盟友。布希競選總統時批評了克林頓的這種外交失誤，誓言他當選後訪問北京，一定要先到東京和漢城。這次布希亞洲之行的國家順序安排，等於是兌現了原來的承諾。
第三是國際環境不同。克林頓時期，美國希望通過與北京的合作，來平衡莫斯科試圖和北京結盟的可能戰略格局。而911事件後，華盛頓和莫斯科的關係空前改善，兩國間的最大障礙－－1972年美蘇簽署的《反飛彈條約》，美國也在暗中獲得俄國同意的情況下退出。俄國總統普京去年秋天訪美時，《紐約時報》評論說，這位前克格勃已經和布希成為了「同志」，兩人私人情誼增加，很多分歧得到化解。俄國全力支持美國軍事反恐已是顯見的事實。莫斯科還說服周邊國家，向美軍開放機場和基地等。在這種戰略背景下，美國也不需要再拉攏北京來平衡俄國，中共的戰略地位和角色都空前下降。
第四個不同是，布希政府上臺後，明確表示，不會繼續克林頓對中共的「交往政策」，更不會把北京視為戰略夥伴。提出中共是「競爭對手」，是亞太區域的潛在危險因素。911發生前，美國的全球戰略正在調整，把重心從歐洲轉到亞洲，因為蘇聯不再存在，歐洲已不再有實質性軍事威脅。美國把經濟迅速發展、軍力不斷提升、並要擴張的中共作為潛在防禦對象。
9.11事件突發後，美國雖被迫把全球戰略目標定為反恐，但並沒有忽視中共在亞太區域可能的擴張。這次美國利用在阿富汗的戰爭，改善了和巴基斯坦的關係，而巴基斯坦一向是中共的盟友。同時美國和印度的關係，尤其是軍事關係空前加強，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12個月內兩次訪問印度，印度國防部長則回訪美國。五角大樓準備向印度提供20種高級武器，這是過去40年來美國首次向新德里售武，顯示兩國軍事關係已相當密切。印度國力和軍力的增長，明顯對中共軍力構成平衡和一定壓力。
美軍在阿富汗戰爭結束後將駐紮在該地，由於阿富汗和中國接壤，等於美軍直接駐紮在中國邊境門口。美國通過阿富汗戰爭，在南亞次大陸的影響力空前增加，直接削弱了北京想利用「上海組織」來擴大其在南亞區域影響的努力。同時由於美軍進入阿富汗和南亞區域，等於在戰略上從中國西北腹部後方，牽制了中共的軍事力量，制約北京在台海及南中國海採取擴張型軍事行動。
第五個不同是美國內部對和中共發展關係的分歧比克林頓時代更大。現在美國內部主要有溫和派、強硬派和中間派等三種聲音：
以參議員海格（C. Hagel）為代表的溫和派認為：和中國改善關係，將會全面改變國際和美國國內的政治。克林頓政府時美國駐聯合國大使郝爾布魯克（R. Holbrooke）還具體提出華盛頓應和北京簽署第四個聯合公報（在前三個的基礎上），重新確定兩國的戰略關係。前負責東亞與亞太事務的助理國務卿所羅門（R. Solomon）不久前在「尼克松中心」演講時強調，現在是美中建立新型戰略關係的機會。
但前參議院外委會主席赫姆斯等強硬派認為，美中關係不會出現大的改變，而且也不應該發生變化。原《洛杉磯時報》駐北京採訪主任孟捷慕（James Mann）最近發表「美國不需和中國簽署新的公報」的專論，對郝爾布魯克的觀點進行了反駁，認為美國不需要改變對北京的政策。「美國工商協會」資深研究員郝肯斯（W. Hawkins）也撰文批評郝爾布魯克的觀點，提出應對北京保持強硬態勢。
在兩派的政策辯論中，尼克松中心中國研究部主任蘭普頓（D. Lampton）則提出第三種看法：911後「美中關係」有改善餘地，但空間仍相當有限，不應期望過高。
蘭普頓曾任「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主席，被視為是親北京的中國問題專家。去年蘭普頓出版了《同床異夢：怎樣處理美中關係：1989到2000年》一書，對過去10年來的美中關係進行了全面分析。
蘭普頓認為，美中關係有些確實在改變，例如美國對北京的態度有所克制；中共則表態支持美國反恐。但蘭普頓認為美中關係，尤其在安全合作上仍相當有限，主要因為，兩國各自都對另一方的長遠目的心存懷疑和戒心。
布希抵達北京那天，恰好是30年前尼克松抵達中國訪問。尼克松的北京之行，被視為打開了中國的大門，確定了後來20多年的中美戰略合作。當時兩國有共同的戰略目標－－對付蘇聯。當時尼克松到中國訪問，很擔心在臺灣問題上和毛澤東談崩，但出乎尼克松意料的是，毛竟說，臺灣問題不重要，國際局勢重要，而這個「國際局勢」就是對付蘇聯，減輕蘇軍對中國東北邊境的壓力。毛澤東當時告訴尼克松，「可以把臺灣問題放一百年以後再談。」
蘇聯解體後，美中共同戰略利益基礎也隨之不存在，再加上後來六四屠殺等，美中關係大幅下滑；使館被炸和軍機相撞事件，則使美中關係幾乎降到谷底。
9.11事件的突發，似乎使美國和中國再次找到共同戰略目標。有些美國專家甚至樂觀地認為美中關係可能會恢復到尼克松時代那樣。但這種樂觀是盲目的，因為對付恐怖主義，不可能成為美國和中共的共同戰略目標。恐怖主義對美國構成直接的、立即的威脅，但對中國大陸而言，則沒有這種本土威脅感。中共更關注的是自己內部的各種問題，還要利用反恐鎮壓西藏和新疆的分離運動。而且中國有1,900萬穆斯林，北京擔心他們導致社會騷亂。中國雖然支持反恐，但會謹慎，不願惹怒國際上的穆斯林社會。
另一個原因導致北京反恐不十分熱心的是，中國現在30.1%的石油靠進口，到2020年，將增加到60%靠進口。進口石油中60-70%來自中東的穆斯林國家，出於保證這些石油進口的原因，中國也會在反恐上謹慎。
除此之外，中美兩國內部都在評估對方的長遠戰略目標上有嚴重分歧。北京擔憂美國藉助全球軍事反恐來實現對中共的戰略圍堵。美國方面，從五角大樓的「四年一度防禦報告」（QDR）可以看出，美國軍方既提到了中國對反恐的支持，又提到了中共在台海和南中國海的軍事擴張趨勢，把中共視為威脅亞太安全的潛在因素。
布希政府內部有很多鷹派，例如國防部拉姆斯菲德，國家安全顧問萊斯，副總統錢尼等。國務卿鮑維爾則是溫和派。布希總統顯然嘗試在這兩派之間採中間立場，公開表示如果中共對臺動武，美國將不計一切協防臺灣，這次和江澤民會談後舉行的記者會，布希不僅沒有提「一個中國」和「中美三個公報」，卻是強調美國要遵守臺灣關係法；但同時布希又強調和北京建立更多的經濟文化關係，支持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不反對北京爭取辦奧運會等。
9.11之後美國進行的民調顯示，46%的美國人認為布希對北京的政策是對的，34%認為太軟弱。按理說911後美國反恐得到北京支持，美國公眾應該更對和中國發展關係持支持態度，但美國公眾對兩國改善關係表現出的這種模糊性顯示，大多數美國人對中共政權仍相當反感。
布希總統在清華大學演講後，中國大學生那種氣勢洶洶提問題的態度，以及所提問題的內容等，可能也不會獲得美國電視觀眾的好感。布希演講時，至少有兩家美國全國電視臺轉播。清華學生所提的問題幾乎都是政治性、並略帶些進攻性的，而且有兩個學生都提臺灣問題，糾纏不休。其他軟性一點的問題，竟是問布希夫婦是否要把兩個雙胞胎女兒送到清華來學習，這仍是按照中國家長說了算、為孩子「做主」那套思維來想像美國人，逼得布希只得說真話，「孩子已經不聽我們的了」。
在網際網路上，有不少人罵清華學生笨，是政治機器零件。但不少人判斷，以中共政府向來控制政治與外交的能力、習慣，這些舉手提問的學生，可能都是當局事先安排好的，所提問題也可能是宣傳機構擬定的，並事先把它譯好英文，做了操練。因為像「臺灣關係法」的英文縮寫，恐怕沒有幾個美國大學生知道，但清華這種理工學院的學生竟那麼「熟悉」、倒背如流。
因此，如果是有關機構事先草擬的這些問題，那麼應該說這些部門愚蠢。因為近年中國政府相當注重對美國的公關，包括派出全國人大代表團到美國國會進行所謂「對口」交流，意在影響並贏得美國人的好感，改變中共在美國公眾中的形象。中共主管文化宣傳的官員趙啟正還曾帶龐大的文化代表團，花了幾百萬美元，在美國巡迴展出圖片，演出戲劇等，也是出於同樣的目的。本來，美國總統到清華演講，美國大電視臺全程轉播，學生提出什麼樣的問題，做出怎樣的反應，是爭取美國民眾的重要機會之一。但中共的宣傳機構卻草擬並讓學生提出那樣的問題，不僅沒有利用這個很多美國民眾觀看的機會來實現他們致力的「改善中國政府形象」的目的，反而只能令美國電視觀眾生厭。
那麼多提問的學生，竟沒有一個提一句「911」事件中紐約世貿大廈喪生的三千多人，請布希總統轉達被他演講誇為代表「中國未來」的青年學子們的悼念，以及願意和美國站在一起共同打擊恐怖主義的信息。如果能提提911，然後接著這種人道情懷的表達，提出「中國在全球反恐中能夠起到什麼重要作用」的問題，既會贏得美國民眾的好感，同時這樣的問題又正屬於布希願意談的與泄(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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