聰明的中國人 愚蠢的中國人

【看中國2026年8月20日訊】【聰明的中國人有自尊，因為他們知道：自己是自己，國家是國家。他們不需要依附於一個強大的國家來證明他們自己不渺小。國家強大，我是個人，國家弱小，我仍然是個人，不管國家怎麼樣，我該做人還是做人。這就是self-esteem，這就是自我尊嚴。相反，愚蠢的中國人沒有自尊。他們的人格是空的，自我價值是扭曲的。他們像寄生蟲一樣，依附在「國家」這個宿主身上...】

在現實生活中，在網上，經常遇到一些要救國救民的中國人。工作都沒有著落，連自己小區的物業都搞不定，隨便一個小領導就能騎到他脖子上習慣性小便失禁，他還整天「國家戰略」「大國博弈」，蹲廁所都忘不了在手機上給中國指明方向，給美國指明方向，給全世界指明方向。哪個國家的方向，他都知道，就是不知道自己人生的方向。不管你講什麼，他們都能想到中國怎麼辦，美國怎麼辦，日本怎麼辦，臺灣怎麼辦…他們想不到的一個問題，也是對他們來講，最重要的一個問題，就是「自己怎麼辦？」或者說，就是「怎麼樣救自己？」，用更直白的話來說，就是「怎麼樣活得更像個人？」

只有立志活得更像人的中國人多到一定程度，中國才會有根本改變。這個過程不可能反過來。

中國人這種思維方式，就是先國家，後個人，國家無限大，個人無限小，小到不再是個人，而是頭牲口——這種反人性的思維方式，是很多中國人頭腦中的腫瘤。這十幾年，黨國不斷為這這顆腫瘤打激素，讓它越長越大。這期節目，就給這種頭腦照照X光，希望更多的人能拿起手術刀，切除這顆腫瘤。

用哲學語言來講，就是中國人要想活得像人，需要一場認知哥白尼革命，不再把自己跟國家捆綁在一起。肉身離不離開中國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在精神世界，斬斷把自己跟國家捆綁在一起的那跟鎖鏈。

個人不能選擇自己出生的國家，不能選擇自己成長的時代，但成年以後可以選擇自己幹什麼。對很多中國人來講，當務之急，就是拋棄那堆國家民族之類的屁話，先做有健全人格的人。做不成人，什麼都談不上。

這就是中國人急需的一場「認知哥白尼革命」。這詞兒聽著挺學術，其實特簡單。在哥白尼之前，歐洲人相信「地心說」，相信地球是宇宙中心，太陽和所有星星，都圍著地球轉。到了16世紀，歐洲的觀測工具和運算技術，都提高了，哥白尼發現，不是太陽繞著地球轉，而是地球繞著太陽轉；人並不是個靜止的觀察者，而是跟著地球運轉軌道不停移動。

為什麼這叫哥白尼革命？因為哥白尼把顛倒的認知糾正過來了。

現代文明的誕生跟認知的哥白尼革命同步。現代文明人的誕生離不開這場認知革命。換句話說，把顛倒的認知糾正過來，才能做成現代文明人。

康德的批判哲學在認知領域進行了一場「哥白尼革命」。康德之前，經驗主義哲學認為我們的頭腦，就像一面鏡子，自然世界映照在我們頭腦中，形成認知。康德發現，認知過程不是這麼簡單，不是被動的照鏡子，而是我們頭腦中存在先驗的認知結構。不是人為自然世界照鏡子，而是人為自然立法。這是一場認知的哥白尼革命。

我們用「哥白尼革命」的典故來說中國人的認知現狀。在個人跟國家的關係上，絕大多數中國人的腦子裡，裝的還是政治「地心說」——國家就是宇宙中心，個人永遠圍著國家給他規定的軌道轉，個人永遠為國家而活。在這方面，中國人急需一場哥白尼革命，把被顛倒的個人與國家的關係糾正過來：不是個人為了國家而活，而是國家為了讓個人活得好，才有存在的價值。

要做個現代文明人，第一件事，就是斬斷黨國套在中國人精神世界的鎖鏈。那條鎖鏈把中國人像狗一樣拴在國家的門框上。這裡說的不是捆綁中國人肉身的鎖鏈，而是捆綁中國人精神世界的鎖鏈。這跟中國人在什麼地方，沒有關係。一些朋友在國內，但精神世界並沒有被黨國的鎖鏈拴住。有些人離開了中國，甚至離開了很多年，但頭腦、價值觀、行為方式，仍然死死地被黨國的鏈子拴在中國的門框上。

看看周圍的一些從中國潤出來的人，肉身都離開中國了，但頭腦還泡在《新聞聯播》《春晚》的世界。黨國宣傳喉舌拋出個噱頭，他就自豪一下，主動做黨國的肉喇叭。聽到別人批評幾句黨國，他的反應就像有人挖了他們家祖墳一樣。這種人，不管潤到什麼地方，離中國有多遠，他們脖子上都拴著黨國給他們打造的那條鎖鏈。

即便人在國內，如果心裏清楚，各種肉喇叭整天忽悠的所謂「國家大事」，都是騙人的鬼話。在一個國民不能發聲，不能投票選擇政府的國家，沒有什麼「國家大事」，只有「國家爛事」、「國家破事」——普通人自己的事才是「大事」。

「中國人」是個片語，不是一個詞，是兩個詞，一個是「中國」，另一個詞是「人」。中國是個國家，你碰巧出生在那裡，你沒有選擇，你爹媽替你做了選擇，甚至可能都不是爹媽有意的選擇。但不管怎麼樣，人活著有個底線，就是要做個人，活得像個人，不能像頭牲口。

很多中國人活得不像人，國家把他們當牲口使，不允許他們像人一樣活，不允許他們有人的尊嚴，人的自由。中國人就成了一個壓迫性的片語——這個片語的前一個詞「中國」，壓迫後一個詞「人」。

一個有現代文明價值觀的現代文明人，心裏很清楚，在「中國人」這個片語中，人比中國重要。你決定不了，你是不是出生在中國，決定不了爹媽是哪國人，但你成年以後，能決定的是自己做不做人，接受不接受現代文明人的價值觀。

如果「中國」這個國家能讓你活得更像個現代文明人，保護你的私有財產，保護你說話的權利，那麼你就高高興興做個「中國人」。「中國人」就是個讓人活得更像人的片語，一個讓人覺得自由的，有尊嚴的片語。

但是，現實正好相反。「中國」這個國家不把中國人當人，而是當牲口，當工具，年輕力壯的時候，把人往死裡用，用廢了隨手拋棄。它不是保護中國人活得更像人，而是妨礙中國人活得像個人。這時候，正常的中國人就會「去他媽的中國」，蔑視那個叫「中國」的國家。為了做人，正常的中國人別無選擇，就要跟這種國家切割。再說一遍，這裡的切割，是精神世界的切割，而不是肉身切割。這是最基本的人性自衛。

如果中國人活得不像人，如果中國已經成了一個囚籠，就把中國那兩個字去掉，做個真正的人。「人」永遠比「中國」那兩個字份量重，只有清楚地意識到這一點，才能成為一個現代文明人。

開播客一年，為什麼我反來復去給大家講，在當代中國，一個老百姓連說話都不能說的國家，只能做牛馬，做電池，做韭菜的國家，所謂「國家大事」都是輿論詐騙，只有你自己的事，才是大事。中國不拿你當人，你得自己拿自己當人。這才是人生頭等大事。

但現實是，很多中國人習慣了讓國家虐待，中國文人還哭哭涕涕，發明出一些聽起來高大上，實際上是假大空的文學裝飾，比如說，漢儒偽造出來的那個屈原，成了忠君愛國的典型。楚王虐他千百遍，他待楚王如初戀。他被楚王拋棄了，整天哭哭啼啼，香草美人，表忠心，沒人搭理他，他就死給你看。

這不是個典型的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患者嗎？被統治者虐待到徹底臣服，精神世界徹底臣妾化。中國文人把這種臣妾心態包裝成崇高美德，一代一代傳下來，越活越沒出息，把自己活成附在皇帝、國家這張皮上的毛。皇帝、國家當然喜歡這種文人，他們需要這種奴才：我把你整死了，都是皇恩浩蕩，你還得歌頌我。有這種奴才，統治起來得多爽啊。不管什麼人，只要掌了權，就能統治他們兩百年。

再比如，宋朝那位官二代文人陸游，寫了句詩，叫「位卑未敢忘憂國」。乍一聽，多感人。一個地位卑微的人，心裏還裝著國家。但仔細看看，那卻是句矯揉造作的假話。陸游明明是個官二代、學二代、富二代。他出身江南名門望族，爺爺是尚書右丞，相當於現在的副國級。他靠「恩蔭」入仕，用現在的話說，就是靠拼爹進入黨政軍系統。

他一心想當大官，雖然詩詞寫得不錯，但行政能力不咋滴，提拔不到副國級，就假裝「位卑」，假裝地位低。實際上，他地位比99%的宋朝人都高。他那種假模假式，無病呻吟，小病大呻吟，是皇帝最喜歡的。皇帝、太監喜歡用這套話術忽悠老百姓，一邊往死裡壓榨他們，一邊讓他們覺得是在為國家做貢獻，在被壓榨中產生一種虛假的自豪感、崇高感。

我們揭開這種矯揉造作，揭開這種虛偽的包裝，看到這種文人的精神底色，根本不是什麼「憂國」。「憂國」無非是一層高大上包裝而已，他憂慮的是自己沒爬到更高的位置，沒分到更大的蛋糕。權貴階層內部的個人牢騷，被文人加工以後，就成了憂國憂民。而那些認不了幾個字的屁民，那些真正「位卑」的人，卻給忽悠得滴溜轉——雖然和平年代，他們為飯碗掙扎，戰爭年代，他們被抓去當炮灰，卻整天「憂國憂民」，一心一意為皇帝著想，為黨國操心。

這就是中國文人的奴性。他們不僅把下跪當美德歌頌，而且還把跪姿包裝出詩情畫意。斯德哥爾摩綜合症，被這群軟體動物一樣文人，升級成了受虐狂。在被皇帝，被黨國，反覆虐待中，產生道德崇高感，產生藝術快感，產生自我感動。

很多中國人仍然生活在這種受虐狂的精神狀態中。黨國虐我千百遍，我對黨國如初戀。黨國喉舌把中國文人的奴性換上新的包裝——「大國崛起」「民族復興」之類都是這種包裝，從目的到效果，都是讓中國人做不成人，摧毀中國人的self-esteem，讓他們成為依附在國家這張皮上的一根毛。

聰明的中國人會撕掉那層虛假包裝，把垃圾當垃圾，把精神鴉片當精神鴉片，把輿論詐騙當輿論詐騙，知道所謂「國家大事」，是黨國糊弄他們的屁話，知道自己的人生才是頭等大事，國家都是些破事、爛事。我的財富、我的健康、我的自由、我的錢包，這些才是我的頭等大事。相對於自己的人生來講，國家沒有什麼大事，自己的事永遠比國家的事大，自己家裡的事永遠比中南海的事大。這是說聰明的中國人。

相反，愚蠢的中國人會崇拜那層虛假包裝，相信「位卑未敢忘憂國」這種無病呻吟，相信「沒有國家就沒有小家」這種邏輯混亂的輿論詐騙，讓國家把他們壓榨出快感，壓榨出崇高感，壓榨出自我感動。就像新冠大瘟疫期間，有些中國人被物業公司的保安虐待出快感，虐待出崇高感來，弄得好像跟「沒有物業公司就沒有業主」一樣。

有些中國人自己連做人的尊嚴都沒有，卻整天嚷嚷要維護「國家尊嚴」。這就好比，一個蠢貨把錢存到銀行，用的時候卻取不出來了。他不是想辦法把本來屬於他的錢要回來，而是要維護「銀行的尊嚴」。當然，一涉及到錢，這種蠢貨就不會太多。一旦離錢稍微遠一點，跟國家掛上鉤，這種蠢貨就立馬烏泱烏泱，黑壓壓一片，一眼望不到盡頭。這種中國人，可以說就是為被詐騙而生，國家不騙他們都對不起他們的認知。

從心理學上講，這種蠢貨缺少self-esteem，就是自我尊嚴。Self-esteem是健全人格的內核。

聰明的中國人有自尊，因為他們知道：自己是自己，國家是國家。他們不需要依附於一個強大的國家來證明他們自己不渺小。國家強大，我是個人，國家弱小，我仍然是個人，不管國家怎麼樣，我該做人還是做人。這就是self-esteem，這就是自我尊嚴。

相反，愚蠢的中國人沒有自尊。他們的人格是空的，自我價值是扭曲的。他們像寄生蟲一樣，依附在「國家」這個宿主身上。國家牛X，他覺得自己也跟著牛X起來。國家不行了，他們也覺得自己不行了。這種人沒有獨立人格，沒有自尊。這是一種寄生蟲人生——寄生在壯漢身上，他們就覺得自己強壯，寄生在病人身上，他們就覺得自己也有病。所以，你說他們寄生的那個國家有病，他們會對號入座，覺得你是在說他們自己，他們就要跟你拚命。

說到這裡，我們可以小結一下。中國的現代文明化之所以反覆難產，根本原因就是，中國人缺少一場認知的哥白尼革命。哥白尼之前，人們相信地球是宇宙中心，人在地球上觀察宇宙，是個靜止不動的觀察者。哥白尼革命讓人們看到，人不是個靜止的觀察者，而是跟著地球運轉軌道不停運轉。

康德是哲學界的哥白尼，他發現，人不是被動地反映外在世界，而是主動為世界建構秩序，是人為自然立法，而不是相反。中國人在政治領域，急需這樣一場認知革命。這是劃分愚昧與開化，愚蠢與聰明的分界線。

在愚昧的、未開化的認知中，國家是中心，個人是一面被動的鏡子。國家給你投射什麼光，你就反射什麼光。國家讓你憤怒，你就得憤怒，讓你激動，你就得激動，讓你快樂，你就不能悲傷。

而在開化的、現代文明認知中，個人才是中心，不是你為了國家而活，而是國家為了讓你活得更好，它才有存在的價值。如果這個國家不能讓你活得更好，不能保障你的自由、維護你的尊嚴，它就是垃圾，就應當像垃圾一樣被拋棄。

只有經歷了這場認知的哥白尼革命，把腦子裡那堆「忠黨愛國」垃圾掃地出門，卸載掉那套「為了大局犧牲小我」的病毒程序，中國人才能成為一個現代文明人。

聰明的中國人正在進行這場革命。他們在悄悄地解除黨國捆綁他們的鎖鏈，建立自尊，拒絕被國家民族之類宏大敘事綁架，回歸個人生活。而愚蠢的中國人正在抵抗這場革命。他們繼續把自己拴在黨國門框的鏈子上，沈迷於那種被壓榨出的崇高感，繼續在受虐中尋找當牛做馬的快感。

你要做哪種中國人呢？答案其實沒那麼複雜。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