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建國有功」嗎？（七）：毛家天下的幻夢與破產(組圖)

林彪死後毛澤東擔心周恩來成為毛氏天下的最大障礙。（圖片來源：網絡圖片）

一、林彪死後：毛對周恩來的戒備與鄧小平復出的伏筆

「九一三」事件林彪死後，雖然周在此事件中表現得像狗一樣對毛竭盡忠心[註：17]，毛也像對狗一樣賞了一根骨頭給周(毛指示新成立的軍委辦公會議成員：「凡討論重要問題，要請總理參加」)。在尼克松、基辛格訪華這件事中，周更是把一切功勞都歸於毛，謁力貶低自已。但生性多疑的毛對周仍不放心，因林死以後，毛實現家天下建立永續不絕的毛氏王朝的最大障礙——黨政軍的各級老幹們不是被打倒，剝奪了手中的權力，就是被毛通過紅衛兵、專案組整得服服貼貼(至少在表面上是如此)。毛認為他們都已不能、或不會對毛的權威和所作所為構成威脅了。只有周由於善於偽裝、善於兩面三刀、善於當面一套背後一套、善於作秀；又具備處理具體事務的能力。在那個真實資訊因毛和中共一貫十分嚴格的控制和嚴格的保宻制度而十分匱乏的時代，周在許多黨政軍老幹中(包括許多毛通過周把他們整得死去活來的黨政軍老幹們在內)、在不明真相的許多民眾中還享有很高的聲望，而這正是毛最為忌憚的。毛絕不會讓任何一個人的威望和勢力坐大，毛早就想把周打倒，以消除這個最後的障礙。

但毛一時苦於找不到一個能替代周應付龐雜的內政、外交事務的替手。因毛所依靠的那些文革新貴們[註：18]沒有一個具備處理龐雜內政、外交事務的能力和經驗。此時的毛，想到了那個和劉少奇一起被他打倒，但毛因他多次在中共內鬥的關鍵時刻站在毛一邊，而給他留了一條後路的鄧小平。在林彪剛一死，鄧立即寫信給毛，向毛表忠心，支持毛對林彪集團的打擊清洗、歌頌毛的英明偉大；接著又對自己反黨、反毛、反「文化大革命」的罪行向毛作深刻檢討；並表示自己希望重新出來，在毛的英明領導之下為黨和國家做點工作。

這正合毛的心意，因為鄧不僅具備處理龐雜內政、外交事務的經驗和能力，而且對軍隊也具有很大的影響力，並具備指揮軍隊的經驗和能力。鄧的「深刻檢討」讓毛以為有這一把柄抓在自己手裡，鄧只能服服貼貼、盡心盡力為輔佐毛家王朝而努力工作，否則隨時可以將鄧再次打倒。

1972年初毛借出席陳毅追悼會的機會，把反擊「二月逆流」打擊老幹、老帥們的責任推到林彪、陳伯達和王力、關鋒、戚本禹的頭上；毛又宣稱：鄧小平屬於人民內部矛盾，為重新起用鄧作出鋪墊。

毛之所以決定重新起用鄧，是想利用鄧來制衡周，以防止周的權力和威望過大，對毛構成威脅。毛認為他將鄧從絕境中拉回，鄧必定對毛感恩載德，死心踏地輔佐江青、毛遠新繼承毛氏大統。這樣就可以在必要時將周打倒，以鄧取代周。

這年8月毛通過對鄧寫給他的表示效忠和深刻檢討的信上的批示，明確表達了要重新起用鄧的意思，周只好按毛的意思進行一些具體的安排。此事一直的被周拖到1973年3月才根據毛的決定，中共政治局作出《關於恢復鄧小平同志黨的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職務的決定》。在這年8月召開的中共十大上鄧被「選」為中央委員。

二、以鄧制周 毛的接班盤算

毛在林死後之所以沒有馬上把尾大不掉的周搞掉，有三個主要原因：一是：前面說到的毛一時從他的親信之中找不到一個可以幫毛處理龎雜的內政、外交事務的替手；二是：鄧的復出因受周的有意拖延、暗中阻撓(精明狡詐、對毛的卸磨殺驢手法有深切瞭解的周十分清楚，一旦他被鄧取代，那麼等待他的就是劉少奇、林彪那樣的結局)，直到1973年中鄧才正式復出，主持周手裡的一些工作；三是：1972年5月周被確診為膀胱癌初期，當時如按專家意見，及時手術切除治癒率很高。但毛知道後，連忙指示：對周及其夫人保宻、不檢查、不開刀、加強護理和營養。這等於是讓周坐等癌症擴散不治身亡(周後來的結局果然如此)。這樣不僅可以使周死在毛的前面，不能對毛死後的江青、毛遠新構成威脅；而且還不必像對待劉、林那樣動手把周搞掉，使自己少遭一次兔死狗烹的罵名。

毛為了讓新復出的鄧迅速取代氣數將盡的周，於1973年12月12日主持召開政治局會議。毛提議鄧參加軍委任總參謀長，並表示了對主持政治局和國務院工作的周、主持軍委工作的葉劍英的不滿。

12月22日毛還提議鄧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委員參加軍委領導工作。1975年元月毛又提升鄧為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第一副總理、中央軍委副主席仍兼總參謀長。毛還罕見地稱讚鄧「人才難得，政治思想強」。毛又要鄧在周治病期間代行總理職責。毛對鄧可以說是恩澤有加，又因毛手中握有鄧認罪、認錯的檢討信的把柄在手，毛自以為鄧從此便會老老實實，不敢亂說亂動。毛一心指望他對鄧的恩澤，能換取鄧對毛氏王朝的忠心。在他死後鄧必將死心踏地地輔佐江青、毛遠新，完成毛由黨天下到毛家天下的轉換的心願。

三、整頓與批周：毛、鄧、江青三方矛盾

周恩來和江青。（圖片來源：網絡圖片）

一向精明但已年老昏聵的毛，這一次卻看走了眼。鄧是一個只能在毛一人之下，而不能在其他任何人之下的大野心家、大陰謀家。在鄧的心目中，一旦毛嗚呼哀哉之後，中共的江山無論是從資歷上；還是從能力上看，落入自己的手中都是「理所當然」的事。鄧被毛恢復並提升多種領導職務之後，躊躇滿志的鄧，為樹立自已的威望和挽救瀕臨崩潰的政治經濟局面，開始著手進行一系列國民經濟的恢復整頓工作，以便為自己的「接班」作準備。這必然與毛的本意相牴觸，雙方的矛盾和衝突已在所難免。

鄧復出不久，即與以毛為後臺的江青等「文革」新貴們多次發生衝突。此時的鄧自認為周已不能視事，毛年事已高，又重病纏身，許多事已力不從心。以江青為首的「文革」新貴們不論是資歷還是能力都不能與自己相比。所以鄧誤認為毛已離不開他。鄧到此時還沒有看清毛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真實目的是要從黨天下轉為毛氏天下，鄧還以為毛讓他復出，是要把中共的江山(實際上是毛的江山)傳給他。

鄧復出主持工作之後，把工作重點放在恢復和整頓國民經濟方面。他提出要在1980年建成比較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在二十世紀末實現「四個現代化」[註：19]。鄧在他主持召開的一系列重要會議上很少提及「防止資本主義復辟」、「批林批孔」(實為批周)、「反修防修」……等「文革」內容。

這令江青為首的「文革」新貴們大為不滿，他們立即在國內掀起一場矛頭指向周、鄧的「反經驗主義」運動。江青公開宣稱：「黨內現在最大的危險不是教條主義而是經驗主義」。江青等文革派對鄧的攻擊和對鄧整頓恢復國民經濟工作的干擾，引起了鄧的不滿，鄧將此情況親自反映到毛那裡。毛此時仍未放棄利用鄧輔佐毛氏王朝的幻想。毛利用1975年5月召開的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的機會繼續對鄧進行拉攏。毛一面表示支持鄧的做法；一面假意批評江青的批「經驗主義」，要江團結鄧，不要搞「四人幫」；一面趁機打擊重病中的周；毛還舊事重提稱鄧是毛派的代表。會後毛還要江親自登門與鄧談心認錯，但並未取得鄧對江的支持。毛的這一手令鄧更加相信毛已離不開他，毛死後毛的江山非他莫屬。

毛自1972年2月因肺心病發作大病一場之後，健康狀況急劇惡化，毛自知來日無多。此時毛最擔心的是自林死後周已成為他實現由黨天下向毛氏天下轉變的最大障礙。儘管周在毛面前表現得像一條沒有骨頭的狗一樣對毛逆來順受、百依百順，但深知周的陰險、圓滑、狡詐、兩面三刀的毛，仍懷疑周在他面前的表現都只是假象，而且周始終沒有重大把柄被毛抓在手裡(除了在黨內早已有了定論的「伍豪事件」之外)[註：20]。毛最怕自已死在周的前面(在周被查出患癌症之前，這種可能性非常大)，因為毛知道他在世時可以鎮住周，一旦他死後無論是在黨內、國內的影響力、聲望、人脈和能力，以江青為首的文革新貴們都無法與周相比，周可以輕而易舉地把毛氏天下據為己有，而將江青、毛遠新等文革新貴打倒。於是毛一方面促成鄧的復出以取代周；另一方面也加緊了對周的打擊與迫害。

毛繼續拖延、阻撓對周的癌症進行積極的治療，直至周的癌症已擴散才同意對周進行手術治療，但為時已晚，周的病情日益惡化。為了加速周的死亡，在周染病期間，不讓周休息仍讓周主持繁雜的國內、國際事務以消耗其精力。同時毛為了對周施加精神上的壓力，以加速周的死亡，毛把周奉他的聯美抗蘇的旨意而與美國總統尼克松和總統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進行的會談，說成是周推行對美帝國主義的「投降主義路線」。1973年7月4日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上張春橋傳達了毛的上述指示，對周進行批判，周嚇得連忙向毛作出書面檢討。

同年11月周與來訪的基辛格會談，毛指責周未請示他自作主張接受美國的核保護傘，為此毛召開會議對周進行批判，會上江青攻擊周「是右傾投降主義、給美國人下跪、喪權辱國、矇騙主席(指毛)」。這一次自知來日無多的周終於忍無可忍拍著桌子對江叫道：「我一生犯過許多錯誤，可是右傾投降主義的帽子扣不到我頭上」(如果是在毛面前周絕對沒有這個膽量敢對毛拍桌子)。這引起一心要提高江青威望以便接自己班的毛的震怒，毛立即下令擴大批週會議的規模，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批判鬥爭已重病纒身的周。會上文革新貴們指責周自作主張接受美國的核保護傘、在外交部搞獨立王國、害怕蘇聯、如果蘇聯打過來周要當蘇聯的兒皇帝、在1972年毛重病期間迫不及待地要取代主席。毛為了拉攏鄧和挑撥周鄧的矛盾，還特意要鄧參加對周的批鬥會，鄧為表現自己緊艱毛，在會上攻擊周說：「你現在的位置離主席只有一步之遙，別人都是可望而不可及，而你卻是可望又可及，希望你十分警惕這一點」。又專門成立以江青為首的「幫助小組」對周進行批鬥「幫助」，並責令周親自寫檢討，不得由他人代筆。周被迫寫了一份對自己的錯誤上綱上線的「深刻檢討」才得以過關。這一次批鬥，毛達到了把周搞臭的目的，以致與會人員都不敢與周打招呼。

到1974年初，毛又發動一場「批林批孔」運動，藉機大肆宣揚呂后、武則天等所謂「法家皇后」，為江青繼承毛氏江山作輿論準備。此前的1973年中共十大召開前，在討論中央領導班子的名單時，毛引用漢高祖劉邦的話：「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露骨地表達了毛要建立毛家世襲天下的意圖。

在1975年8月的批《水滸》運動中毛還當著政治局成員的面讚揚江青說：「江青鬥爭性強，階級立場堅定，這點我倆是一致的……她身邊如果有個好參謀，她是可以挑大旗的……我清楚，頑固派是反對我起用江青的」。

本來周為了討好毛，批准義大利共產黨員攝影家安東尼奧尼來華拍攝一部頌揚「文化大革命」的記錄片。不料此人暗地裡卻拍攝了一部反映中國大陸貧窮落後真實面貌的記錄片，揭了毛和中共的老底。在國際上對毛和中共造成巨大的負面影響。文革新貴們指責安東尼奧尼是間諜，批准他來華拍攝的周是漢奸。為了把批林批孔的矛頭轉向周，毛指示文革新貴王海容說：「現在是到了批周公的時候了」。王帶著毛的指示組織人馬批周。

毛又指示江青提出批「宰相大儒」，全國各地刋登一系列批宰相的文章，含沙射影攻擊周為現代大儒，這些都對周形成了巨大的精神壓力，加速了周健康狀況的惡化，這正是毛要達到的目的。

到1975年健康狀況不斷惡化的毛，生怕自己死在周的前面，所以對已病入膏肓的周仍不放過。在這年8月中旬毛借批判《水滸》為名說：「宋江(暗指周)投降，搞修正主義，把晁蓋的聚義廳改為忠義堂，讓人招安了(指周對美國奉行投降主義)」。江青更明確地說：「(主席)評《水滸》的要害是(宋江)架空晁蓋，現在政治局有人要架空主席(指周、鄧)」。面對這樣的攻擊、指責，周不僅仍然保持一貫的逆來順受、忍氣吞聲，而且還拿自己的眼睛為毛試驗一種新眼藥水，以此向毛表示忠心。儘管周如此下作的表現，仍未能引起毛對他的一絲一毫憐憫。毛於1974年和1975年翻出三十年代周支持王明、博古反對毛的老帳，和「伍豪事件」對周進行打擊，指責週一貫反對毛的路線和叛黨投降，使周對此耿耿於懷。以致1975年9月20日周進行最後一次手術，被推進手術室大門前，周用盡最後的一點力氣高叫：「我是忠於黨，忠於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1976年1月8日毛的忠實走狗和幫凶、罪惡累累的周終於走完了他卑鄙、猥瑣、圓滑、偽善、陰險、狡詐、無恥和凶殘的一生。毛終於如願以償，使周死在了他的前面。

壞事做盡的周害怕他死後被人掘墓揚灰，死前要求不保留骨灰，得到毛和中共的批准。周死後毛拒絕參加周的追悼會，以此對周進行最後的羞辱。

四、反擊右傾翻案風 毛鄧決裂與鄧小平再度失勢

鄧借毛的三項指示：要反修防修；要安定團結；要把國民經濟搞上去。在1975年5月召開的鋼鐵座談會上提出：今後的一切工作都要以毛的這三項指示為綱。實際上，鄧的綱就是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為自已接毛的江山打下基礎，而毛一貫倡導的就是以階級鬥爭為綱。所以鄧、毛奉行的完全是兩條不同的路線。毛和鄧懷著各自不同的目的，最後分道揚鑣己是不可避免的事。

鄧自以為毛和中共都離不開自己，一心恢復整頓國民經濟，以為自己接管毛和中共的江山打下基礎；毛卻一再拉攏提攜鄧，想讓鄧死心塌地地先輔佐江青，後輔佐毛遠新繼承毛氏江山延綿不絕。毛、鄧二人各懷鬼胎，到他們都明白對方的真實意圖之後，矛盾和鬥爭必將一觸即發。

由於周內心雖凶殘歹毒、陰險狡詐、卑鄙無恥，但他十分善於偽裝、和作秀，為人處世又圓滑、八面玲瓏。所以周外表上總裝出一副文質彬彬、對人親切關懷的樣子；周雖然私下裡窮奢極侈，但外表上卻總是表現得艱苦樸素的樣子，工作上也顯得勤勤懇懇。在那個資訊匱乏又慣於對民眾保密，和慣於誤導民眾的時代，周偽裝出來的表象矇騙了許多民眾(包括許多深受其害的知識份子和黨、政、軍幹部在內)。以致周死後，許多身受其害而不明真像的民眾如喪考妣痛哭不已。到這年的清明節前後，被周的假象矇蔽的大批民眾聚集天安門廣場，借悼念周的名義發洩對毛、對中共和對「文化大革命」的不滿。民眾掀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遊行示威運動(後稱之為「天安門事件」)。4月4日晚政治局開會，認定天安門廣場民眾的遊行示威活動是「反革命事件」。決定在全國揭露敵人的陰謀，發動群眾追查政治謠言，對天安門廣場進行清場，抓反革命，認定鄧是天安門事件的總後臺，並討論撤銷鄧的一切職務和開除鄧的黨籍。

當毛遠新向毛報告天安門的情況，和政治局開會的處理意見時，毛說：(民眾)是炮打我，是對總理的緬懷，是對江、張(春橋)的聲討，是對翻案主帥(指鄧)下臺抱不平，總之要推翻文化大革命。毛決定對天安門遊行示威民眾進行鎮壓。4月5日晚當局派出5個營的部隊、三千公安幹警、一萬民兵全部著便裝對尚未撤離廣場的民眾進行毆打、抓捕，造成多人死傷和約400人被以反革命罪抓捕並被判刑。事後因參加「天安門事件」而遭批判、鬥爭的民眾不計其數。

4月7日毛通過毛遠新指示：撤銷鄧的一切職務，保留黨籍，以觀後效。由華國鋒任總理兼央共中央第一副主席。毛之所以不顧江青等文革新貴的反對，把能力平平的華國鋒提到總理和黨中央第一副主席的位置上，主要有以下原因：一是：毛認為華老實對自己忠心耿耿；二是：華是一個老幹們和文革新貴都能接受的過渡人物，雙方都認為華老實容易控制，毛認為他可以以華為過渡，輕易地把自己的天下先轉交給江，然後再轉交給他的侄兒毛遠新，這樣就可以順利地將黨天下轉變為毛家天下。如果此時直接把總理的位子交給張春橋，黨中央第一副主席的位子交給江青，不僅會引起老幹們的抵制，而且將召致廣大幹部民眾的不滿。剛剛爆發的「天安門事件」讓毛對此一作法不得不有所顧忌。

然而由於江自恃有毛做後臺，處處顯得盛氣凌人，驕橫霸道，從不把華國鋒、鄧小平、葉劍英、汪東興、李先念……等老幹們放在眼裡，令他們對江無法忍受。江的表現，就為毛死後她被華、葉、汪、李……等聯手將以她為首的文革新貴們搞下臺種下了禍根。

一直到1975年年中，毛都沒有放棄拉攏鄧死心踏地地輔佐他去世後的毛家王朝的的努力。然而自以為周重病纒身，已不久於人世，毛已離不開自己，毛和中共的江山只有自己才有資格有能力繼承的鄧，為打好繼承江山的基礎，而進行的國民經濟的恢復和整頓工作到1975年已初見成效。此時的鄧仍不把以江青為首的文革新貴們放在眼裡，一心進行國民經濟和軍隊的治理整頓。鄧絕口不提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成就、也很少提及階級鬥爭、批林批孔、路線鬥爭……。

這令江青為首的文革新貴們大為不滿。他們通過這年10月初才調到毛身邊，任毛和政治局之間的聯絡員的毛遠新[註：21]到毛那裡告鄧的狀。11月2日毛遠新在匯報情況時對毛說：他(指鄧)很少講「文化大革命」的成績，很少提劉少奇的修正主義路線。今年以來沒聽他講過怎樣學習理論，怎樣批《水滸》，怎樣批修正主義。「三項指示為綱」實際上只剩下一項指示，即把生產搞上去。鄧小平對「文化大革命」的態度很成問題。鄧小平1975年主持中央工作所執行的路線、方針同主席關於「文化大革命」的路線、方針是完全對立的。根本的分歧是：肯定還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工作重點是搞階級鬥爭、路線鬥爭，還是把國民經濟搞上去？外面擔心中央，怕出現反覆。

毛聽後心情沈重，他要搞清鄧對「文化大革命」到底是什麼態度，於是要毛遠新與汪東興、陳錫聯一起找鄧面談，把毛遠新的話當面向鄧說，看看鄧的反應。面談時，自以為毛已離不開自己、又有葉劍英、李先念、萬里……等老幹支持而有恃無恐的鄧，對自己不批十七年來各條戰線的修正主義路線的辯稱是：說毛主席為首的中央搞修正主義路線這話不好說。對自己復出後的工作評價鄧說：從九號文件(指1975年3月5日發出的《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鐵路工作的決定》)以後全國的形勢是好一點還是壞一點，可以想想嘛。(在這一點上)我與遠新同志的看法是不同的。是好是壞實踐可以證明。鄧既無認錯的表示，又不稱讚「文化大革命。毛知道後對拉攏鄧輔佐毛氏王朝仍未死心，在這年11月20日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上討論對「文化大革命」的評價時，毛提出，由鄧主持作一個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決議，總的評價是七分成績三分錯誤。鄧在與毛遠新、汪東興、陳錫聯談話之後，見毛仍對他進行拉攏，這使鄧進一步加強了毛已離不開自己，要把中共的江山傳給自已的錯覺。因此鄧找藉口惋拒由自已主持起草這份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決議。

直到此時，毛才對拉攏鄧來輔佐毛氏王朝徹底絕望。但毛苦於一時找不到能幫他處理國內外繁雜具體事務的幫手以頂替鄧，於是毛決定先打擊一下鄧的氣焰，警告一下鄧，讓鄧老老實實，暫時仍利用鄧幫自己處理國內外具體事務，等找到合適的輔政大臣之後，再將鄧徹底打倒。毛決定在全國範圍之內發起一場「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運動。鄧知道這場運動是針對自己來的。11月下旬中央召開「打招呼」會，會仍由鄧主持，由鄧在會上宣讀毛批准的《打招呼的講話要點》，其中多處矛頭直指鄧，其中如：清華大學出現的問題[註：22]絕不是孤立的，是當前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鬥爭的反映。這是一股右傾翻案風。儘管九大、十大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經做了總結，有些人(指鄧等)總是對這次「文化大革命」不滿意，總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帳，總是要翻案。根據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通過辯論，弄清思想，團結同志，是完全必要的……。

這個《打招呼講話要點》，於該年11月26日以中央文件的名義發往全國各地，在全國範圍內開展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運動。使鄧剛見成效的對國民經濟的恢復整頓工作陷入停頓。

這年12月中央政治局連續舉行由鄧主持的批鄧會議，會上以江青為首的文革新貴們猛烈批鬥鄧，否定鄧復出以後主持的治理整頓工作，說治理整頓是翻案，是復辟資本主義。12月20日鄧被迫在會上作檢討。鄧的檢討雖名為檢討實為為自己的治理整頓工作辯護。

1976年1月20日鄧寫信給毛以辭去自己主持的中央日常工作責任對毛進行要狹。由於毛一時實在找出一個人來頂替鄧，毛只好暫時忍讓，毛指示毛遠新：鄧還是人民內部矛盾，仍應按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對待，引導得好，可以不走到對抗方面去。鄧的工作可以減少，但不應讓他停止工作。1976年1月底毛剝奪了鄧代理國務院總理的第一副總理職務、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中共中央副主席職務和主持軍委工作的軍委副主席以及總參謀長的職務，僅讓鄧專管外事工作。

毛任命華國鋒為國務院代總理(此時周已於1月8日病故)、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毛又強迫葉劍英「生病休息」提拔陳錫聯主持中央軍委日常工作。2月25日毛指使華國鋒代表黨中央(實際就是代表毛)在全國各省市自治區和各大軍區領導人會議上講話，公開號召：「深入批判鄧小平同志的修正主義錯誤路線」、「對鄧小平同志的問題，可以點名批判」。

3月25日江青召集12個省自治區領導人會議，會上，江攻擊鄧是謠言公司總經理、大漢奸、代表買辦地主階級利益，還稱鄧是國際資本家在中國的代理人，要共同對敵，就是對鄧小平。因毛稱江可以挑大旗，江此時已自比為武則天、呂后。江在這次會上說：「有人寫信給林彪說我是武則天，又有人說我是呂后。我也不勝榮幸之至。呂后是沒有載帽子的皇帝，實際政權掌握在她手裡。誹謗呂后，誹謗我，目的是誹謗主席嘛！」

五、毛氏家天下的最後設想及其破產

「天安門事件」後，鄧才認識到毛要他復出，並加以提拔重用，不是要把毛的江山傳給他，而是要他當毛氏王朝的輔政大臣，先輔佐江青過渡，最終的目的是要他輔佐毛遠新，穩住毛家天下，以完成毛氏王朝由毛經江青過渡到毛的宗親毛遠新的傳承。一心效法秦始皇的毛，要把自已當作毛始皇，一代一代永不絕續地傳承下去。因為毛認為只有這樣，自己的深重罪孽才可以長期對民眾隱瞞下去、才可以不遭追究，並將這些史無前例的罪孽推到別人的頭上。

然而逆人類歷史潮流而動、一心想建立家天下的毛，他的命運連秦始皇都不如，秦始皇死後，好歹還將他的家天下傳到了秦二世手裡搞了四年，秦朝才被推翻。然而毛死後還不到一個月，毛的家天下便被華國鋒、葉劍英、汪東興等人發動的一場宮庭政變所推翻。

「天安門事件」後，毛也清楚地意識到鄧不可能像諸葛亮那樣死心踏地地成為毛氏王朝的託孤輔政大臣，鄧是想自己繼承毛的江山。所以才有4月7日毛指示中央政治局作出的《關於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的決議》和《關於任命華國鋒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第一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的決議》的出臺。

然而毛之所以沒有把鄧像對劉少奇、林彪那樣置於死地，主要有兩方面的原因：其一是：自彭德懷、林彪死後鄧已成為除毛以外，對軍隊具有重大影響力的實力人物。毛耽心如果此時將鄧置於死地，將激起早已被毛發動的「文化大革命」整得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終日的高級將領們狗急跳牆發動兵變，斷送自己的江山。而此時毛所依靠的文革新貴們，沒有一個人能鎮得住軍隊，而毛本人早已因瀕臨死亡而力不從心。其二是：聲勢浩大的「天安門事件」讓毛清醒地意識到：他發動的「文化大革命」是多麼的不得人心，以及周、鄧在民眾中巨大的影響力。

這種局勢使毛對今後政局的變化有所憂慮。毛害怕他死後，萬一今後在全國出現大的動亂時，他所依靠的文革新貴們是無法控制局面的，到那時，還得依靠鄧來收拾殘局。由於毛深知自己所幹的幾乎所有壞事、對國家對民眾所犯下的所有滔天罪行，鄧都是最積極的參與者和實施者。而且在中共歷次的狗咬狗式的、你死我活的內鬥中，鄧都是站在毛一邊。所以毛有把握地認為：今後萬一不能順利把天下交到江青、毛遠新手裡，交到鄧手裡也比交到其他人手裡要好。

毛知道今後萬一出現變局，鄧掌權後，鄧決不敢拋棄毛和中共這兩塊招牌，因鄧若否定毛和中共就等於否定鄧自己，以毛對鄧的瞭解，毛預計鄧決不會這樣幹，這樣毛的「英名」仍將繼續保留，罪行也不會遭到徹底的清算(「文革」後鄧再次復出並獨攬大權後的所作所為證實了毛的預見)。毛基於以上的考慮，在鄧被撤銷一切職務的同時，仍保留了鄧的黨藉以觀後效之後，並沒有找藉口馬上把鄧弄死，而是命汪東興將鄧以「保護」的名義軟禁在一個秘密處所，斷絕鄧與外界的聯繫，以消除他的影響力。今後如果毛順利實現將黨天下轉化成毛家天下，將江山經江青傳到毛遠新手裡時，再找藉口將鄧處決；如果未能實現這一目標，全國出現大的動亂時，再重新起用鄧來為毛和中共收拾殘局。

1976年6月15日自知來日無多的毛，召集華國鋒和以江青為首的文革新貴們在一起，毛對他們說：「……我這一生幹了兩件事，一是與蔣介石鬥了那麼幾十年，把他們趕到那麼幾個海島上去了，『抗戰八年，把日本人請回老家去了』。打進北京，總算進了紫禁城……另一件事你們都知道，就是發動「文化大革命」。這事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這兩件事都沒有完，這筆遺產得交給下一代，怎麼交？和平(交)不成就動盪中交，搞不好就血雨腥風了，你們怎麼辦？只有天知道。」

毛在這裡把與蔣鬥幾十年，終於打進北京，總算進了紫金城，當上了毛始皇，當成他做的第一件大事。此時，毛終於把所謂進行共產主義革命、解放中國的勞苦大眾、解放全人類、建立民主自由的新中國……之類美冠冕堂皇的外衣都拋棄了，赤裸裸地表明瞭他所謂的「革命」就是與蔣鬥了幾十年，打進了北京，總算進了紫金城(後面還有一句「坐上了金鑾殿」毛不好意思直說)，實現了自己的封建帝王夢。毛在這裡對「抗戰八年」沒有作過多的吹噓，如果真如毛和中共一貫吹噓的那樣，毛領導的中共、八路軍、新四軍是抗日的中流砥柱，是毛和中共領導中國人民打敗了日本侵略者，對這樣的蓋世奇功毛是不會不自我吹噓一番的。因為毛和中共在「八年抗戰」其間奉行的政策是「一分抗日，兩分應付，七分發展」的利用抗日戰爭坐大的政策，不僅如此，在抗戰期間毛還指使饒漱石、潘漢年、楊帆……等與日寇和汪偽政權勾結，彼此暗通款曲，互通情報打擊國民政府的抗日軍民，難怪毛不止一次在接見日本政要時感謝、美化日本的對華侵略戰爭。

「天安門事件」終於使一直沉緬於「文化大革命」形勢大好、成績巨大、深得全國人民衷心擁護的幻象中的毛，終於清醒地認識到：他發動的「文化大革命」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毛開始認識到要把自己的江山順利交到江青、毛遠新手裡已經沒有多少把握了。毛已意識到和平(交)不成就動盪中交。最後毛不得不發出「你們(指以江青為首的文革新貴們)怎麼辦？只有天知道」的哀嘆。

儘管如此，毛仍未放棄由黨天下轉化為毛家世襲天下的努力。據毛遠新、張玉鳳、姚文元等人的回憶，自「天安門事件」後，毛多次向他們提及毛去世後領導班子的名單，其中有一份為：黨主席江青、總理華國鋒、人大委員長王洪文或毛遠新、軍委主席陳錫聯。另一份名單及排列順序為毛遠新、華國鋒、江青、陳錫聯、紀登奎。1976年7月15日毛趁自己死前最後的清醒時間，在召見毛遠新、華國鋒、江青、汪東興和張玉鳳時，毛公布了他最後確定的政治局常委名單和排列順序是：毛遠新、華國鋒、江青、陳錫聯、紀登奎、汪東興、張玉鳳。由毛提出的這幾份名單可以看出越到後來毛對毛家以外的人越不放心，到最後連經過江青過渡到毛遠新都不放心。最後兩份名單顯示出毛已決意直接把毛氏江山傳給毛遠新，而不經江青過渡。令人不可思議的是，毛在最後提出的這份名單中，竟然荒唐地把他的姘頭、准夫人張玉鳳也列入政治局常委名單內。

毛在臨終前少有的清醒時間內，最後確定的這份接班人的名單，終於徹底暴露了毛不惜發動禍國殃民的「文化大革命」的真正目的，就是要打倒阻礙他把政權傳給毛遠新的所有老幹們或把他們整服成為毛家王朝的忠實臣僕。最終現實毛建立世代相傳的毛氏王朝的夢想，就像金日成在北朝鮮建立的世代相傳的金氏王朝一樣。

[註：17]：周是一個沒有獨立人格、沒有骨氣、在毛面前行為猥瑣、低聲下氣極盡阿諛奉承之能事、經常主動為毛的錯誤和罪行承擔責任，甚至不惜把屎盆往自己頭上扣，不分是非對錯主動充當毛的打手的單鄙小人，他試圖以此求得毛的歡心和避免遭毛的清洗，周在毛面前的表現，讓毛都感到噁心，毛從內心深處鄙視周，把周當作一條毛要它咬誰就咬誰的狗。

[註：18]：文革新貴是指借「文化大革命」的機會迅速登上政治舞臺高端的那些毛所依靠、所信任的政治人物如江青、陳伯達、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毛遠新、王力、戚本禹、關鋒……等。其中王力、戚本禹、關鋒、陳伯達等先後被毛以各種藉口打倒。

[註：19]：「四化」是指工業現代化、國防現代化、農業現代化和科學技術現代化。

[註：20]：1931年中共特科負責人顧順章叛變，導致許多中共地下黨員被捕，周恩來等僥倖逃脫。1932年2月16日至21日上海各大報分別刋登了《伍豪等脫離共黨啓事》，伍豪是周恩來的筆名。周本人及中共均稱此啓事系國民黨特務機關偽造，但到文革後期毛為打倒周和向周施壓，重提此事以指責周有叛黨嫌疑。

[註：21﹞：毛遠新，毛澤東的親侄兒，1941年生1960年進清華大學後轉到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畢業後入伍。文革開始組織「哈軍工紅色造反團」成為紅衛兵領袖。27歲被毛任命為遼寧省革委會副主任、瀋陽軍區政委。毛一心想把他當作繼承毛氏江山的接班人，為達此目的1975年10月10日，老眼昏花的毛，將他調到身邊擔任毛與中共中央政治局之間的聯絡人，負責向毛反映情況和向政治局時達毛的指示，有時也坐在主席位子上代毛主持政治局會議，作為毛家天下的正式繼承人培養，文革後被判刑17年。

[註：22]：指清華大學劉冰等人向中央寫信，告毛派往清華大學領導文化大革命的遲群和謝靜宜的狀一事。毛指責寫信的人：動機不純，想打倒遲、謝二人。他們信中的矛頭是對著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