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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外送外賣和國內有何不同?(圖)

 2023-02-10 08:10 桌面版 简体 打賞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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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賣小哥
外賣小哥(圖片來源:HECTOR RETAMAL/AFP via Getty Images)

【看中國2023年2月10日訊】齊源在悉尼做兼職騎手,1小時可以賺140元到188元,鄒平在首爾外賣,時薪96元,鄭方形在新加坡兼職外賣員,每小時可以賺到64元。我在深圳送外賣,一小時賺了17.3元。

這是一次職業觀察,關於外賣騎手的。對比之下,我看見了世界的參差,也看見了系統與系統之間的驚人差異。‍‍‍‍‍

這種差異,不止於收入。在國內,騎手與「超時」「差評」「扣錢」「交通事故」等關鍵詞捆綁在一起,「困在系統裡」更成了這份職業的標籤。而在齊源、鄒平、鄭方形的體驗裡,這是一份被「系統」尊重和保護的職業。‍‍‍‍‍‍‍‍‍‍‍‍‍‍‍‍‍‍‍‍‍‍‍‍‍‍‍‍‍

他在悉尼送外賣,時薪是我的10倍

僅一年來,小紅書上不斷有博主分享自己在海外送外賣的經歷,與他們分享健身、海灘、大學校園的口吻一樣,送外賣是輕快的,自由的體驗。

而從他們的收入來看,這份工作的薪水也相當可觀。同樣做兼職騎手,齊原在澳洲,我在深圳,他的時薪是我的十倍。

12月中旬,深圳進入一年中最冷的時段,16日白天下了雨,空氣冷颼颼的。

這天,我在晚高峰時段騎自行車送了4單外賣,花費1個半小時,賺了28.5元,扣除當日的保險費2.5元,折合下來時薪17.3元。

在西鄉做眾包騎手的阿隆,16日跑了接近8個小時,賺了300元出頭,中午他同時接了10個順路單,最終兩個訂單超時,被扣掉了幾塊錢,「累啊,太貪心了」,他感慨。

阿亮這天在松崗送外賣,「惡劣天氣,10個小時,送了36單,賺了300.7元,還有跑下去的必要嗎?」他問阿隆。

16日也有賺得多的騎手,小志跑了81單,賺了723.2元,「跑了15個小時熬出來的」,他說。

在系統的日里程榜上,這天排在第一位的騎手,跑了368公里。這個距離是什麼概念呢?從深圳出發,開車走高速到汕頭,車程340公里左右,要花費4小時20分鐘。

齊原和「饞饞貓」是在悉尼讀書的學生,倆人進入騎手行業均不足半年,常用的外送平臺都是Uber,這是當地用戶量最大的平臺。

悉尼當地的外賣平臺為吸引新的騎手,新手補貼極為誘人。「饞饞貓」印象中,最高的獎勵金有800澳元,不過這要求騎手第一個月工作超過200個小時。

齊原每週花在送外賣上的時間,大約10多個小時,第一個月他的收入折合人民幣大約1萬元,這包括了新手獎勵金。度過新手期後,他每小時能賺到的錢,穩定在140元左右。這甚至超過當地不少白領工作的時薪。‍‍‍‍‍

Uber一次只給騎手派一單或者兩個順路單。為了避免差錯,「饞饞貓」一次只接一單,上一單送完,才會接下一單,她做騎手的時薪大約在95元左右。這與她另外兩份兼職——收銀員與前臺,每小時的收入差不多。

鄭方形在新加坡做兼職騎手,他騎自行車送外賣,除了賺點外快,還有健身的目的。他晒過某天的收入,工作6.5小時收入80新元,時薪折合人民幣64元。

鄒平在首爾做了一年的全職騎手,他每天工作8到10個小時,一週休息一天,月收入大約是2.5萬元人民幣,折合為時薪的話,是96元。

做全職騎手之前,鄒平在首爾一家會社做辦公室工作,月薪折合人民幣1.5萬。他在那裡工作幾年,沒有升職,漲薪幅度幾乎可以忽略不計。

在首爾讀完大學後,鄒平在寫字樓的求職屢屢碰壁,作為外國人,不管是找工作還是職場升遷,他都很難得到與當地人同等的待遇。

不過,韓國很多藍領工作待遇豐厚,鄒平有個朋友在工地上班,日薪能夠拿到1500元人民幣。他在格子間看不到希望,便決定去送外賣。他計畫在首爾攢下一筆錢後,帶著妻子回國生活。

做為全職騎手,平臺要與鄒平簽訂勞動合同、購買相應的保險,上個月他韌帶受傷在家休息,保險公司會按照他上一月的實際收入,足額賠付他的薪酬。騎手干滿一年,外賣平臺會多發一個月的工資作為獎勵。

鄒平認為自己賺的是辛苦錢,就像現在,首爾寒風刺骨,在這樣的天氣騎著摩托車工作10個小時,滋味很不好受。近幾年來,韓國當地的電子工廠陸續遷往越南,大批工人失業,加上大學生畢業後就業困難,越來越多的年輕人湧入騎手行業。他要保住2.5萬月薪的收入水準,就得花費更多的心力和精力。

系統與系統的差距‍‍‍‍‍

在送外賣的體驗上,鄭方形和齊原、「饞饞貓」一樣,這是份自由、輕鬆,令人愉快的工作。畢竟他們做的是兼職,不需要承擔過多的生計壓力。

但更重要的,是他們享受了更為平等的職業待遇。

齊原在悉尼送過一單外賣,途中因走錯方向耽誤了時間。在這個過程中,平臺沒有做催促性的提醒,而是將送達時間向後順延了30分鐘。即便這單外賣「超時」了,平臺也沒有給齊原任何懲罰性的提醒。

齊原註冊了兩個外送平臺,大多數時候他在Uber上接單,偶爾在另一個外送平臺Padan上接單。兩個平臺與騎手的關係都是合作模式,而非雇佣關係,騎手可以自主決定工作時間,類似於國內的眾包平臺。‍

鄭方形在新加坡體驗過三個外送平臺,一個是本地平臺Grab,一個是來自英國的平臺Deliveroo,另外一個是PadanFood。他對Deliveroo的印象最好,這個平臺的送餐單價更高,關鍵是「把騎手和顧客放在平等的位置上對待」。

這三個平臺在規則設計上,與齊原體驗的Uber、Padan差異不大。比如都採取派單機制,騎手沒有機會搶單,平臺一次給騎手派一單或者兩個順路單任務。在送餐時長上,不對騎手做強制性要求,騎手也不會因「超時」受到任何懲罰。

這讓齊原感覺非常放鬆,「你不用考慮任何東西,接單之後按系統的指引走就沒有問題,還非常輕鬆」。

在鄭方形看來,平臺在規則設計上「不要求多長時間送達,不讓你一次性送好幾單」,很大程度上是在為騎手的安全做考慮。

在齊原和鄭方形的印象中,他們用的外送平臺,都不會用將「扣錢」作為懲罰措施。在Uber平台上,即便顧客因「餐涼了或者湯汁撒了」要求退款,最終的賠償平臺會來承擔。

不過在Uber上,顧客的評價對騎手相當重要,如果對方打了差評,這會影響騎手的信譽值。

齊原到目前為止,還沒有收到過差評,他認為這與澳洲的社會文明程度有關。比起國內,當地對服務性職業的包容度更高,「我送外賣時,弄撒過湯汁,找不到門牌耽誤了時間,顧客的態度還是很友好。老外大都非常nice,會提前到門口等外賣,你找不到地方,他們也會主動下樓找你」。

這一點「饞饞貓」也體會頗深,她送過一單外賣,兩公里的路程她花了半個小時。對顧客來說,等這單外賣的時間要比平時久了許多,對方接餐時非常和善,還給了她一筆小費,「他們的平等概念是比較強的,我做收銀員的時候,感受也差不多。」

鄒平在韓國最大的外送平臺做全職騎手。他的職業體驗,與齊原、鄭方形的不同之處有兩個:

鄒平工作的平臺為搶單機制,他要賺更多的錢,就要在搶單上花費更多心思,這才能保證一次搶到更多的順路單。

在首爾,騎手主要以摩托車為交通工具。為了賺到更多的錢,騎手闖紅燈、違反交規的情況屢見不鮮。鄒平每年購買意外險的費用,是普通機動車司機的3倍。受過兩次傷後,他計畫明年離開這行。‍‍‍‍‍‍‍‍‍‍‍‍‍‍‍‍‍‍‍‍‍‍‍‍‍‍‍‍‍‍‍‍‍‍‍‍‍‍‍‍‍‍‍‍‍‍‍‍‍‍‍‍‍‍‍‍‍‍‍‍‍‍‍

另外,平臺對全職騎手的工作時長有要求,鄒平一般選擇「早十晚八」。在管理上,平臺較為人性化,騎手在工作時段內可以自由安排時間,「要吃飯、休息、上洗手間,調成休息模式就可以」。

除了這兩點,鄒平在平臺的工作體驗,與齊原、鄭方形差不多——他們在送餐時,沒有「超時」的擔憂,絕大多數平臺對送餐時長不做要求,騎手按照規劃路線行進即可;平臺不會因投訴或差評,用「扣錢」來懲罰騎手;騎手在接單之後,可以「取消訂單」。

我在深圳,如果碰觸了以上任何一條線,都會面臨扣錢的懲罰。一單白干不說,還可能要倒貼10來塊錢。

在正式成為眾包騎手之前,我也在線上進行了的十多項培訓,其中「懲罰機制」佔了一大部分,嚴苛條款最終導向「扣錢」二字。

假如我送的這單外賣,配送費為6元。如果我超時10秒,平臺會扣去2.4元,我只能賺到3.6元。如果我在送到顧客手中之前,點擊了送達按鈕,那麼平臺會扣我50元。

如果我在接到訂單後的1分鐘內取消訂單,平臺會扣我8塊,如果我接單超過1分鐘,又取消了訂單,那麼平臺會扣我10塊。

作為眾包騎手,我可以自由地選擇訂單。而另外一種外賣員——專送騎手,則是系統來派單,那也就意味著,騎手沒有拒絕任何訂單的權利。

12月中旬的一個晚上,我剛剛結束上一單訂單,準備離開那個住宅區時,一個身材壯碩的男騎手小跑著超過了我,「你沒有超時單嗎」,他扭頭問我,腳下步速不減。進入小區電梯裡,我們總算有機會聊上了幾句。

「你超時了幾單」,我問他。

「8單」。

「啊,那你一次接幾單」?

「7、8單,這沒辦法,我的系統停不下來」。

一場關於職場境遇的觀察

齊源今年10月到的悉尼。出國之前,他在某網際網路大廠做事務性工作,辦公室非常卷,他幹的活兒瑣碎而龐雜,每晚要熬到一兩點鐘。

他開始認真尋思什麼是好工作,得出的結論是「能靠技術吃飯,老了也吃香,能按時上下班」,於是他決定到澳洲學一個新的專業——牙醫。

去悉尼之前,齊源在社交平台上,看到過留學生們分享的送外賣經歷,他也有計畫以此賺取生活費。

那時他打算,先在國內嘗試著送一段時間外賣練手。不過,很快他就放棄了這個想法。「我在網上看了看,感覺在國內完全沒法兒做,路上出事故的很多都是騎手,大家是拿命在送,瘋狂地闖紅燈。」

根據齊源的觀察,悉尼的外賣騎手中,除了一部分為了賺點生活費或尋求體驗的留學生,更多的是「上了年紀,缺乏文憑或技術,想在這邊賺幾年錢」的海外勞工。

齊源計算過,外賣騎手的時薪,算起來要高於當地很多藍領職業,也超過不少白領工作,他在社交平台上留意到,一位嫻熟的騎手,一天能賺到700多澳元(人民幣3300元)。他也觀察到,騎手頗有誘惑力的收入以及自由的工作性質,漸漸吸引了當地白人的加入。

鄭方形最開始在新加坡送外賣,一定程度上是為瞭解壓。當時他在國內某頭部大廠的海外分公司上班,辦公室的文化沿襲了國內風格,這與當地的職場文化格格不入,也令鄭方形苦不堪言,「一度非常抑鬱」。

送出第一單外賣後他心情大好,「覺得好開心,沒有人push你,沒有那麼多壓力」,不久之後,他決定離開那家網際網路公司,「辭職後整個人都開朗了不少」。

鄭方形今年在新加坡遭遇過一次裁員,對他來說,這算不上太大的波折。大環境不樂觀,當地不少網際網路公司都在裁員,他用了一個月時間,就確定了新工作。

「新加坡比較缺IT人才,大家的職業安全感還是比較足的,這邊也沒有嚴重的年齡歧視,我們暫時還沒遇到過35歲危機」。

就像文章開頭講的一樣,我們原本只是想做騎手的職業觀察。但我又覺得,這場關於職業境遇的觀察,並不止於外賣員領域。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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