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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俘回憶錄——長春圍城有朝鮮部隊(圖)

2021-12-29 10:00 作者:段克文 桌面版 简体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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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春圍城倖存者遠藤譽5歲時的照片
長春圍城倖存者遠藤譽5歲時的照片。她在1953年隨家人回日本,一生幾乎都活在長春圍城時的陰影裡。她以悲痛的心情完成了自己的回憶錄《卡子》。

按:我好奇地問:「老鄉,你是哪兒人哪?」他思量了一下,只說:「遠呢!」那口音很不像中國人,但也不便再問。後來我到外邊解手,有個人告訴我說:他們是「朝鮮」部隊,首領姓金。以後才明白他們原來是金日成的部隊,包圍長春就有他們。怪不得他們的高層人物,後來在公開場合不止一次地表示:「我們也曾對中共做過支援。」

1948年長春的糧荒嚴重之時,我全家的生命也面臨威脅,想要逃亡。但是看到共軍放行之難,就顧慮重重,而且自己除所愛好的書畫之外,別無現金積蓄,就是逃出去,生活也成問題。又一想:我沒有殺過一個共產黨人,為了嚮往抗日勝利後實現國內和平,不曾給內戰添火,我這個兩面派,共產黨未必把我怎樣,因此就因循下來了。

長春失陷的時候,我從原住所搬到一家古玩鋪暫避,內人初時不肯離家,後來看情形不對,也就同往了。

這時見到新7軍的隊伍被共軍押送出城,有些士兵將所帶的東西如鋼盔之類向地猛力一摔,憤然而去。

事變的第二天晚上,街上拉開了廣播喇叭,大聲呼喊說:「現在是人民的天下,反動派必須老老實實去軍事管制委員會登記,凡有窩藏國民黨反動派的,都要依法治罪。」自己一想,一下子當然也變成反動派啦!古玩鋪的人也變了表情,非常驚惶。為了避免人家下逐客令,我只好又換了一個地方。

共軍一進城,就下令「法幣停止流通」,瀋陽等地也是如此。這樣就逼使法幣像錢塘江潮一樣湧向非共區,在那裡又促成經濟紊亂。說來真快,共軍進城當時,馬上成立了商店,無限制的收買各種物資,老百姓就搜求各式各樣的東西去換錢,購買湧進城來的食品,不少人連電燈泡也擰下來去賣,就是一個也照賣不誤。我借住過的古玩鋪就是這麼辦的。

那時我還沒有走的意思,別人勸我:你在長春,不是無名之輩,樹大招風,最好還是一走為妙。又聽說我家已經被抄,回家當然不成,新地方也勢難久停。這時幸好有個熟人說,他家小住在長春城外,要出去看望一下,我抓住這個機會,同老婆當晚就住到他家。那是個大車店,有一排共軍也住在這裡,他們有事只是互相低聲密語,看得出是有意避免跟老百姓交談。

我好奇地問:「老鄉,你是哪兒人哪?」

他思量了一下,只說:「遠呢!」

那口音很不像中國人,但也不便再問。後來我到外邊解手,有個人告訴我說:他們是「朝鮮」部隊,首領姓金。以後才明白他們原來是金日成的部隊,包圍長春就有他們。怪不得他們的高層人物,後來在公開場合不止一次地表示:「我們也曾對中共做過支援。」

我到公主嶺停了9天,又到了四平街轉了一下,在那兒聽說閻寶航做了中共的遼北省主席,他原來是南昌新生活促進委員會的總書記,那時我投考軍校,在那裡和他認識,後來在南京正訓班受訓,他當政治教官,大家因是同鄉,我又在新生活視察團幹過一段時期,私人交往還夠得上「不壞」二字,所以就想去看看他,想能求得前進路上的方便。

他剛由鄭家屯搬來,屋內還零亂不堪。我進去,聽到他正在樓上講話,聲音很高。我向他的衛士說明姓名和來意,隨後下來一個穿毛呢中山裝,別派克鋼筆,戴瑞士錶,三十多歲很神氣,自稱姓袁,是閻的秘書,說閻正在開會,要他代見,問我有什麼事情。

我說我過去是他的學生,由此路過,聽說他在此地,所以來看看他,他就問我:「你從哪裡來,到哪兒去?」我說:「長春來,到瀋陽去。」

「哦,那你在長春一定是為國民黨做工作了?」

話到此處,我就據實以告。

他急忙問我:「你現在住什麼地方?等閻先生有空兒好找你。」

我說:「住隆興旅館。我來就是看看他,請你代轉達吧!」

出門之後,我才想起把旅館名稱記顛倒了。我一路都是用公主嶺揀到的廢路條的名字,在旅館登記。這一次當然是照舊。那天晚上查店很嚴,就聽八路軍問店夥:「此地有個隆興旅館嗎?」夥計說:「我們這裡叫興隆。沒聽說有那麼個旅館。」當時我已經躺下了,既沒提到我的名字,我也就不管他了。

後來我逃到瀋陽碰到軍校同學崔文質,崔說閻寶航來瀋陽勞軍,見到他就說在四平到處找段克文,怎麼也找不到,很著急。崔告訴我說:「他現在在東北行政委員會(原東北行轅),你該去看看他。」

第二天我就去看他,一進門他只帶笑不笑地向我點點頭,以手示意讓我坐下。他正跟幾個人談話,其中有個我在西安有一面之緣的盧迪賡,盧向閻表示:希望能給「北平解放」盡點力。閻就得意洋洋的說:「這倒不用了,什麼都接洽好了,幾天就拿下來,聽信兒吧!」回頭就指我說:「你看,這就是國民黨的一個縣長,如果不是今天,早就抓起槍斃了。」

他們要開飯,我說吃過了,趕緊趁機開溜。我這才瞭解他為什麼在四平找我。那天晚上如被他抓住,我的腦袋立刻就要搬家。

回想從長春到瀋陽途中,過了公主嶺,不時看到一些人在丈量土地,進行土改。過了郭家店,我也在一個農民家裡借宿。他家老少六口共分了17畝多地,還有一畝多稻田,他們對於領得土地執照特別高興。全家有兩個全勞動力。晚上一家人盤算起,那塊地明年種什麼。津津有味,大作其久遠之計。當時也正在開始進行鬥爭,他的大兒子,還背誦這樣一句「後方不鬥爭,前方沒有兵」。他為了報答共產黨的「恩情」,不久就要去參軍。

在瀋陽也有一件使我印象深刻的事,我經過大廣場的時候,場中一座聳立的高柱上掛著巨大的紅色標語,有一條寫著「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另外一條寫著「耕者有其田」,這不是孫總理的話嗎?可見得三民主義深入人心,連共產黨也要利用呢!

隨後我們輾轉到了唐山,就是今年大地震的地方,我夫妻住在旅館。晚上到餃子館用餐,聽到鄰桌兩個三十多歲的共軍幹部,邊吃邊閑談。這個問那個:「你估計北平什麼時候能解放?」那個哈哈一笑說:「唉,你還不知道?已經搭上線了。傅作義的條件,是我們政府成立後,要保證他有一席之地。我們正在考慮呢!」

到了1950年的春天,街頭不准擺攤,正好我的兒子把留在長春朋友家中的一點字畫什麼的帶來,我就在東單原使館界跑馬場新成立的臨時市場開了個小鋪,同老婆住在那兒,做古玩生意。早晨趕曉市,下午回來賣。李濟琛、譚平山、呂方子等人,都曾是我的主顧。

我怎麼會做古玩字畫生意呢?那是因為當年在北平讀中學時,有個同學家在北平開「大泉山房」,常去他家玩,我因為好奇心的驅使,學了些玩藝兒。

以後在長春,日寇投降之後,溥儀所帶的字畫,全部流落在市面上,這時我就收買了一點,見到不少真跡,再搞點參考書研究研究,也就似通非通了。那時凡是愛好此道的人,路過長春,都知道有我這麼一個人,我也就以此為副業。現在到了北平,正好靠著這一行混飯吃。我把一張遼金畫家張珪所畫的神龜圖賣給了「文物局」,就拿著當時的中共區流通券五百萬元(等於現在五百元)做本錢。這一行在當時最倒運,賠得一塌糊塗。

前邊提到的呂方子,他本是代表李濟琛在香港辦文匯報。北平易手後他常來,有時他也光顧我的古玩鋪。一次我到他寓所兜生意,他正在同幾個人閑談,其中有一個人問他關於成立「人民革命軍」為什麼沒聽到下文的問題。呂的敘述很生動,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說在北平局勢未變化之前,李濟琛帶他一早去鞍山會見毛澤東,張瀾也在座,李本想在長江以南成立什麼「人民革命軍」投機。毛澤東出來,向他們很嚴肅地點了點頭,冷冷地握了一下手。李濟琛剛開口提「人民革命軍」,毛就去洗臉。邊洗邊說:「唔!那還成立什麼人民革命軍?用不著。趕快取消!」用手一指李,「你將來當人民政府副主席好了!」回頭又指張瀾,「你也當副主席!」這時聽呂方子話的人,有人打斷他的話,插了一句:「就是這樣的?那還行?乾脆拆夥算了。」呂瞇縫著眼睛回答他一句:「事已至此,那可……不這麼容易了!」這句話我當時覺得真是意味深長!

去年4月我到香港後聽到有人說,這位呂先生,後來不知怎麼在廣西他的故鄉被鬥爭跳水淹死了。接著文匯報就被左派接收了。

我在北平開古玩鋪時曾碰到過一件趣事,事關張大千先生,很有意思。

那時的北平美術學院院長徐悲鴻也是我的主顧,他要買一張明末畫家石溪的畫,我沒有,就到字畫商靳伯生那兒去「串行」,他就給了我一個石溪豎屏條,在交待價錢時跟我說:「這可是頭等品啊,不能少賣啊!」回頭徐悲鴻來了,就拿了去研究研究。

過幾天徐悲鴻拿著畫回來,問我說:「畫是不錯的,可是出了個怪問題,因為美術學院有位教授(原是徐的學生)也有這麼一張畫。」他覺得奇怪,要我一同到那兒去研究一下。我到那裡一看,筆法大致相同,畫上的題款雖有短行橫題和長行豎題之分,字跡卻一模一樣,圖章也是同樣的。我也怔住了。仔細琢磨了一會。我向徐說:「這個生意吹了,我要把畫拿回去了,」徐說:「怎麼啦?」我說:「兩張都是假的。」

徐的學生跳了起來說:「段掌櫃的,這可豈有此理。這是張群到北平時,我們買了四幅,兩張他帶走了,一張給另外人買去,這張歸我。有天晚上邀張大千來吃酒鑑定。你看上面還有張大千的讚語呢;連他都說是精品,你敢說是假的?真是胡說八道!」我只回答一句:「據我看,紙都是清末民初的。」沒有再多說,我就拿起畫走開了。

回頭問靳伯生,靳聽了一笑,打開暗屜,拿出一大堆半成品。他說:「全是張大千在萬壽山搞的。這需要很長時間,經過多次填筆設色,找尋專家題款蓋章,發霉變舊以後才能出手。」

「關於張群買畫這段故事,大千也曾向我講過,他們那樣高高興興邀我吃酒作鑑定,只好硬著頭皮說是真的,題詞讚揚一番,蓋了圖章。其實我心裡很明白。」

張大千是名家,仿得又好,有時真比真的還高明,靳伯生那時就吃這個路子。我回頭把這段情由向徐悲鴻一述,徐不禁頓足說:「我和大千是同行,竟看不出是他搞的!」

張大千先生如見到這段故事,也許也要再笑上一次吧!

共產黨進北平後,首先修浚城內下水道,然後就急忙招募民工大挖護城河,和派遣軍隊掘深及整修中南海。據說中南海歷年失修已形淤淺,而且水濁味臭,殊不衛生。據我當時在與北海分界的橋上張望,中南海的積水已被抽乾,密密麻麻的軍人大約有一師人的樣子。正在苦幹加巧幹,發揮「南泥灣」精神。幹了約半年才把池底又挖深了一米多。這些臭泥,都是晝夜不停用載重汽車絡繹不絕地送到城外做肥料了。這當中,常聽到「老北京」在議論:「下水道、護城河和中南海都是聯在一起的。因為便於『偉大人民領袖毛澤東』能在清水裡游泳,所以這是當務之急。」我不諳北平河道結構情況,只好「姑妄聽之」。

我到北平之初,原住在西單石虎胡同周炎的房子。他在東北局勢變化之前一直任鄰近山海關的綏中縣縣長。本已在公安局登記,但在1949年春,又把老婆孩子留下看房子,自己逃往上海去了。他的老婆年輕漂亮,也許是周炎留戀難捨,到上海轉一圈又返回北平。每逢節日或者出於臨時的動機,公安系統就會通知他們:帶著行李口糧按指定時間到指定地點集合。事後又放回來。所以他得意地說:「共產黨真是有信用。說不抓就不抓。」等到我75年3月被釋放到北平一打聽,說是早在51年就被押解到綏中縣開大會被「鎮壓」(即槍斃)了。

在石虎胡同和我同院而居的,還有我的軍校同學齊兆理。他原在重慶衛戍司令部政治部當總務科長,原籍河北,抗日勝利回到北平,經潘佑強老師保薦,曾在玉田縣(或是豐潤縣,已記不清了)當過兩個多月縣長,據說是兩袖清風。北平易手後,只是開個售賣日用品的小鋪子混生活。50年春,他的老婆張秀芳突然發現一名高級共幹是她在山西讀書時的老師。經這名幹部主動介紹,齊到稅務學校學習。將來準備派到海關或收稅機構當幹部什麼的。假日還到小鋪看過我幾次。我問他「怎麼樣?」他說:「一切都在學習中坦白了。還受到表揚呢!只要能坦白,共產黨是既往不究。你看我不是很自由嗎?」

到50年末的一天,他老婆忽然哭喪著臉到小鋪求我代賣一支手錶。我一看是齊兆理戴的,急忙問:「這是為什麼?」她說:「舉行畢業典禮的前一晚,齊兆理被捕押解到玉田縣,關在公安局看守所了。兩星期前,我曾去看過他一次。」我就問「你見到他了?」她不作正面答覆,只是說:「我明天還要去,所以託你賣這隻手錶。」我又問:「是不是有危險哪?」她勉強擠出笑容說:「共產黨的政策是坦白從寬,大概不要緊!」但是,根據我後來的經驗判斷:51年這第一道大關(「鎮反」)他是不易過的!

我到北平後,報戶口是用段魁章這個名字。雖然不曾忘記,也曾到管區公安派出所簡略地表白過「曾任過八天的縣長」。那個所長是名年齡不滿20歲的小夥子,笑著問我說:「你是接收大員,我們是早有瞭解的!你現在是主動向人民靠攏了一步,我們是極表歡迎的;共產黨是坦白從寬,既往不究,你安心做你的生意好了。以後有事,要多聯繫!」

我後來搬到東單臨時市場,雖然沒去管區派出所談什麼,可是從所長到以下人員卻有時主動找上門來,和我閑談,談東談西,從不曾談到我本身的事情。有一次這個大個子所長邀我到派出所和一名穿「解放軍」服裝的青年幹部談過一次話。在路上我動了思量:所長親身叫我到派出所,是不是「有去無回」呀?到了那裡,那名青年幹部對我很和氣。打聽了一些生意情況,最後問我對「土改」的看法。我說:「古玩行的生意,現在最清淡,常是幾天不開張,我兒子考進哈爾濱林業學校,連個洗臉盆我都沒錢給他買,生活很不易混。可是我又不懂別的,只好挺一天算一天。至於『土改』,我認為自從井田制以來,土地就一直是個未得得解決的問題。對於『土改』我雖沒有實際接觸,但我決不反對。」我在說話時,一直留神是否會有什麼「突變」發生。等到我安然回來,我又責怪自己太多心了。

這是1950年10月間的事。

大約就從這時起,有一個操湖南口音姓孟的中年幹部,常到我店裡買些東西,自稱是給公家採買,只要我說出價錢,很少打折扣。我旁邊有個姓丁的攤販,因為給龍雲賣美金被捕了,他老婆看鋪子,沒什麼生意,姓孟的就不時送給她一點錢賙濟她。她同我談起來,就說:「你看孟先生,又和氣、又熱情,多好啊!」我同意這也是我的心裡話。

轉眼到了舊曆臘月廿二、三,孟先生又來託我代買大批成套的古書,說是公家急於要成立圖書室,務必把書目和價目單,在2月1日(臘月廿五)交給他。我說:「琉璃廠有不少古書店,何不到那兒去買?」他說:「我知道你生意不好,所以特意給你找點外快。」我真的正在沒轍,實在感激他「雪中送炭」。我一整天跑了十幾家古書店。他們的生意也正在沒轍,我受他們歡迎是不言而喻的,他們向我表示:「如果成交,可以按價給我提二成。」我告訴他們:「可以在一兩天內等我通知再決定!」

2月1日下午4時許,孟先生來了,一見面就急急忙忙地問:「單子來了沒有?我還有事要到別處去,特地趕來作決定!」我說:「來了!來了!」他接過單子看了一下說:「你今晚還得費點事,把這些單子重抄一遍,除了把重複的擇其一而外,價目你可以加上一成!我明天下班後帶現款來,有多少算多少,全部成交,沒問題!」出了門又回頭囑咐我一句:「這可是難得的機會,不要錯過喲!」他走後,我就急忙重抄單子。總計約有1100多元,我至少可有300多元的好處,想起可以過個舒服的新年,興奮得真是睡不著覺。

第二天,吃完早飯,派出所長拿著簿子前來查戶口,也沒說幾句話,走了後,老婆向我要錢買米。我說:「身上只剩1毛多錢,先不要忙。我現在就去通知各書店,等下午成交,什麼問題都解決了。」

下午,我剛回到鋪子不到半小時,那個所長又來了,笑容滿面地向我說:「那位解放軍幹部又想請你到所裡扯一扯,你有功夫吧?」我說:「那當然可以,可是我的老婆正在丁家聊天,我去找回來,就走!」他說:「你去吧,你給你看鋪子!保險不會丟東西!」我老婆等我錢買米,正在生悶氣,聽說我要去派出所,就一改尋常地鬧起情緒來,丁太太幫我把她好歹勸回來,我就隨著這個所長,前往派出所。一進門,所長就顏色一變地說:「你被逮捕了!」兩名便衣,給我扣上手銬,用手槍一指,「老實點,跟我走!不准同別人使眼色,也不准再說話!」出門一轉牆角就上了小轎車,風馳電掣般地直奔北平市公安局草嵐子看守所。25年多的囚禁生活,就從這一天開始了。

這一天是:1951年2月2日——陰曆臘月二十六日。

来源:《戰俘回憶錄》 --版權所有,任何形式轉載需看中國授權許可。 嚴禁建立鏡像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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