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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俘回忆录——长春围城有朝鲜部队(图)

2021-12-29 10:00 作者:段克文 桌面版 正體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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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围城幸存者远藤誉5岁时的照片
长春围城幸存者远藤誉5岁时的照片。她在1953年随家人回日本,一生几乎都活在长春围城时的阴影里。她以悲痛的心情完成了自己的回忆录《卡子》。

按:我好奇地问:“老乡,你是哪儿人哪?”他思量了一下,只说:“远呢!”那口音很不像中国人,但也不便再问。后来我到外边解手,有个人告诉我说:他们是“朝鲜”部队,首领姓金。以后才明白他们原来是金日成的部队,包围长春就有他们。怪不得他们的高层人物,后来在公开场合不止一次地表示:“我们也曾对中共做过支援。”

1948年长春的粮荒严重之时,我全家的生命也面临威胁,想要逃亡。但是看到共军放行之难,就顾虑重重,而且自己除所爱好的书画之外,别无现金积蓄,就是逃出去,生活也成问题。又一想:我没有杀过一个共产党人,为了向往抗日胜利后实现国内和平,不曾给内战添火,我这个两面派,共产党未必把我怎样,因此就因循下来了。

长春失陷的时候,我从原住所搬到一家古玩铺暂避,内人初时不肯离家,后来看情形不对,也就同往了。

这时见到新7军的队伍被共军押送出城,有些士兵将所带的东西如钢盔之类向地猛力一摔,愤然而去。

事变的第二天晚上,街上拉开了广播喇叭,大声呼喊说:“现在是人民的天下,反动派必须老老实实去军事管制委员会登记,凡有窝藏国民党反动派的,都要依法治罪。”自己一想,一下子当然也变成反动派啦!古玩铺的人也变了表情,非常惊惶。为了避免人家下逐客令,我只好又换了一个地方。

共军一进城,就下令“法币停止流通”,沈阳等地也是如此。这样就逼使法币像钱塘江潮一样涌向非共区,在那里又促成经济紊乱。说来真快,共军进城当时,马上成立了商店,无限制的收买各种物资,老百姓就搜求各式各样的东西去换钱,购买涌进城来的食品,不少人连电灯泡也拧下来去卖,就是一个也照卖不误。我借住过的古玩铺就是这么办的。

那时我还没有走的意思,别人劝我:你在长春,不是无名之辈,树大招风,最好还是一走为妙。又听说我家已经被抄,回家当然不成,新地方也势难久停。这时幸好有个熟人说,他家小住在长春城外,要出去看望一下,我抓住这个机会,同老婆当晚就住到他家。那是个大车店,有一排共军也住在这里,他们有事只是互相低声密语,看得出是有意避免跟老百姓交谈。

我好奇地问:“老乡,你是哪儿人哪?”

他思量了一下,只说:“远呢!”

那口音很不像中国人,但也不便再问。后来我到外边解手,有个人告诉我说:他们是“朝鲜”部队,首领姓金。以后才明白他们原来是金日成的部队,包围长春就有他们。怪不得他们的高层人物,后来在公开场合不止一次地表示:“我们也曾对中共做过支援。”

我到公主岭停了9天,又到了四平街转了一下,在那儿听说阎宝航做了中共的辽北省主席,他原来是南昌新生活促进委员会的总书记,那时我投考军校,在那里和他认识,后来在南京正训班受训,他当政治教官,大家因是同乡,我又在新生活视察团干过一段时期,私人交往还够得上“不坏”二字,所以就想去看看他,想能求得前进路上的方便。

他刚由郑家屯搬来,屋内还零乱不堪。我进去,听到他正在楼上讲话,声音很高。我向他的卫士说明姓名和来意,随后下来一个穿毛呢中山装,别派克钢笔,戴瑞士表,三十多岁很神气,自称姓袁,是阎的秘书,说阎正在开会,要他代见,问我有什么事情。

我说我过去是他的学生,由此路过,听说他在此地,所以来看看他,他就问我:“你从哪里来,到哪儿去?”我说:“长春来,到沈阳去。”

“哦,那你在长春一定是为国民党做工作了?”

话到此处,我就据实以告。

他急忙问我:“你现在住什么地方?等阎先生有空儿好找你。”

我说:“住隆兴旅馆。我来就是看看他,请你代转达吧!”

出门之后,我才想起把旅馆名称记颠倒了。我一路都是用公主岭拣到的废路条的名字,在旅馆登记。这一次当然是照旧。那天晚上查店很严,就听八路军问店伙:“此地有个隆兴旅馆吗?”伙计说:“我们这里叫兴隆。没听说有那么个旅馆。”当时我已经躺下了,既没提到我的名字,我也就不管他了。

后来我逃到沈阳碰到军校同学崔文质,崔说阎宝航来沈阳劳军,见到他就说在四平到处找段克文,怎么也找不到,很着急。崔告诉我说:“他现在在东北行政委员会(原东北行辕),你该去看看他。”

第二天我就去看他,一进门他只带笑不笑地向我点点头,以手示意让我坐下。他正跟几个人谈话,其中有个我在西安有一面之缘的卢迪赓,卢向阎表示:希望能给“北平解放”尽点力。阎就得意洋洋的说:“这倒不用了,什么都接洽好了,几天就拿下来,听信儿吧!”回头就指我说:“你看,这就是国民党的一个县长,如果不是今天,早就抓起枪毙了。”

他们要开饭,我说吃过了,赶紧趁机开溜。我这才了解他为什么在四平找我。那天晚上如被他抓住,我的脑袋立刻就要搬家。

回想从长春到沈阳途中,过了公主岭,不时看到一些人在丈量土地,进行土改。过了郭家店,我也在一个农民家里借宿。他家老少六口共分了17亩多地,还有一亩多稻田,他们对于领得土地执照特别高兴。全家有两个全劳动力。晚上一家人盘算起,那块地明年种什么。津津有味,大作其久远之计。当时也正在开始进行斗争,他的大儿子,还背诵这样一句“后方不斗争,前方没有兵”。他为了报答共产党的“恩情”,不久就要去参军。

在沈阳也有一件使我印象深刻的事,我经过大广场的时候,场中一座耸立的高柱上挂着巨大的红色标语,有一条写着“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另外一条写着“耕者有其田”,这不是孙总理的话吗?可见得三民主义深入人心,连共产党也要利用呢!

随后我们辗转到了唐山,就是今年大地震的地方,我夫妻住在旅馆。晚上到饺子馆用餐,听到邻桌两个三十多岁的共军干部,边吃边闲谈。这个问那个:“你估计北平什么时候能解放?”那个哈哈一笑说:“唉,你还不知道?已经搭上线了。傅作义的条件,是我们政府成立后,要保证他有一席之地。我们正在考虑呢!”

到了1950年的春天,街头不准摆摊,正好我的儿子把留在长春朋友家中的一点字画什么的带来,我就在东单原使馆界跑马场新成立的临时市场开了个小铺,同老婆住在那儿,做古玩生意。早晨赶晓市,下午回来卖。李济琛、谭平山、吕方子等人,都曾是我的主顾。

我怎么会做古玩字画生意呢?那是因为当年在北平读中学时,有个同学家在北平开“大泉山房”,常去他家玩,我因为好奇心的驱使,学了些玩艺儿。

以后在长春,日寇投降之后,溥仪所带的字画,全部流落在市面上,这时我就收买了一点,见到不少真迹,再搞点参考书研究研究,也就似通非通了。那时凡是爱好此道的人,路过长春,都知道有我这么一个人,我也就以此为副业。现在到了北平,正好靠着这一行混饭吃。我把一张辽金画家张珪所画的神龟图卖给了“文物局”,就拿着当时的中共区流通券五百万元(等于现在五百元)做本钱。这一行在当时最倒运,赔得一塌糊涂。

前边提到的吕方子,他本是代表李济琛在香港办文汇报。北平易手后他常来,有时他也光顾我的古玩铺。一次我到他寓所兜生意,他正在同几个人闲谈,其中有一个人问他关于成立“人民革命军”为什么没听到下文的问题。吕的叙述很生动,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说在北平局势未变化之前,李济琛带他一早去鞍山会见毛泽东,张澜也在座,李本想在长江以南成立什么“人民革命军”投机。毛泽东出来,向他们很严肃地点了点头,冷冷地握了一下手。李济琛刚开口提“人民革命军”,毛就去洗脸。边洗边说:“唔!那还成立什么人民革命军?用不着。赶快取消!”用手一指李,“你将来当人民政府副主席好了!”回头又指张澜,“你也当副主席!”这时听吕方子话的人,有人打断他的话,插了一句:“就是这样的?那还行?干脆拆伙算了。”吕眯缝着眼睛回答他一句:“事已至此,那可……不这么容易了!”这句话我当时觉得真是意味深长!

去年4月我到香港后听到有人说,这位吕先生,后来不知怎么在广西他的故乡被斗争跳水淹死了。接着文汇报就被左派接收了。

我在北平开古玩铺时曾碰到过一件趣事,事关张大千先生,很有意思。

那时的北平美术学院院长徐悲鸿也是我的主顾,他要买一张明末画家石溪的画,我没有,就到字画商靳伯生那儿去“串行”,他就给了我一个石溪竖屏条,在交待价钱时跟我说:“这可是头等品啊,不能少卖啊!”回头徐悲鸿来了,就拿了去研究研究。

过几天徐悲鸿拿着画回来,问我说:“画是不错的,可是出了个怪问题,因为美术学院有位教授(原是徐的学生)也有这么一张画。”他觉得奇怪,要我一同到那儿去研究一下。我到那里一看,笔法大致相同,画上的题款虽有短行横题和长行竖题之分,字迹却一模一样,图章也是同样的。我也怔住了。仔细琢磨了一会。我向徐说:“这个生意吹了,我要把画拿回去了,”徐说:“怎么啦?”我说:“两张都是假的。”

徐的学生跳了起来说:“段掌柜的,这可岂有此理。这是张群到北平时,我们买了四幅,两张他带走了,一张给另外人买去,这张归我。有天晚上邀张大千来吃酒鉴定。你看上面还有张大千的赞语呢;连他都说是精品,你敢说是假的?真是胡说八道!”我只回答一句:“据我看,纸都是清末民初的。”没有再多说,我就拿起画走开了。

回头问靳伯生,靳听了一笑,打开暗屉,拿出一大堆半成品。他说:“全是张大千在万寿山搞的。这需要很长时间,经过多次填笔设色,找寻专家题款盖章,发霉变旧以后才能出手。”

“关于张群买画这段故事,大千也曾向我讲过,他们那样高高兴兴邀我吃酒作鉴定,只好硬着头皮说是真的,题词赞扬一番,盖了图章。其实我心里很明白。”

张大千是名家,仿得又好,有时真比真的还高明,靳伯生那时就吃这个路子。我回头把这段情由向徐悲鸿一述,徐不禁顿足说:“我和大千是同行,竟看不出是他搞的!”

张大千先生如见到这段故事,也许也要再笑上一次吧!

共产党进北平后,首先修浚城内下水道,然后就急忙招募民工大挖护城河,和派遣军队掘深及整修中南海。据说中南海历年失修已形淤浅,而且水浊味臭,殊不卫生。据我当时在与北海分界的桥上张望,中南海的积水已被抽干,密密麻麻的军人大约有一师人的样子。正在苦干加巧干,发挥“南泥湾”精神。干了约半年才把池底又挖深了一米多。这些臭泥,都是昼夜不停用载重汽车络绎不绝地送到城外做肥料了。这当中,常听到“老北京”在议论:“下水道、护城河和中南海都是联在一起的。因为便于‘伟大人民领袖毛泽东’能在清水里游泳,所以这是当务之急。”我不谙北平河道结构情况,只好“姑妄听之”。

我到北平之初,原住在西单石虎胡同周炎的房子。他在东北局势变化之前一直任邻近山海关的绥中县县长。本已在公安局登记,但在1949年春,又把老婆孩子留下看房子,自己逃往上海去了。他的老婆年轻漂亮,也许是周炎留恋难舍,到上海转一圈又返回北平。每逢节日或者出于临时的动机,公安系统就会通知他们:带着行李口粮按指定时间到指定地点集合。事后又放回来。所以他得意地说:“共产党真是有信用。说不抓就不抓。”等到我75年3月被释放到北平一打听,说是早在51年就被押解到绥中县开大会被“镇压”(即枪毙)了。

在石虎胡同和我同院而居的,还有我的军校同学齐兆理。他原在重庆卫戍司令部政治部当总务科长,原籍河北,抗日胜利回到北平,经潘佑强老师保荐,曾在玉田县(或是丰润县,已记不清了)当过两个多月县长,据说是两袖清风。北平易手后,只是开个售卖日用品的小铺子混生活。50年春,他的老婆张秀芳突然发现一名高级共干是她在山西读书时的老师。经这名干部主动介绍,齐到税务学校学习。将来准备派到海关或收税机构当干部什么的。假日还到小铺看过我几次。我问他“怎么样?”他说:“一切都在学习中坦白了。还受到表扬呢!只要能坦白,共产党是既往不究。你看我不是很自由吗?”

到50年末的一天,他老婆忽然哭丧着脸到小铺求我代卖一支手表。我一看是齐兆理戴的,急忙问:“这是为什么?”她说:“举行毕业典礼的前一晚,齐兆理被捕押解到玉田县,关在公安局看守所了。两星期前,我曾去看过他一次。”我就问“你见到他了?”她不作正面答复,只是说:“我明天还要去,所以讬你卖这只手表。”我又问:“是不是有危险哪?”她勉强挤出笑容说:“共产党的政策是坦白从宽,大概不要紧!”但是,根据我后来的经验判断:51年这第一道大关(“镇反”)他是不易过的!

我到北平后,报户口是用段魁章这个名字。虽然不曾忘记,也曾到管区公安派出所简略地表白过“曾任过八天的县长”。那个所长是名年龄不满20岁的小伙子,笑着问我说:“你是接收大员,我们是早有了解的!你现在是主动向人民靠拢了一步,我们是极表欢迎的;共产党是坦白从宽,既往不究,你安心做你的生意好了。以后有事,要多联系!”

我后来搬到东单临时市场,虽然没去管区派出所谈什么,可是从所长到以下人员却有时主动找上门来,和我闲谈,谈东谈西,从不曾谈到我本身的事情。有一次这个大个子所长邀我到派出所和一名穿“解放军”服装的青年干部谈过一次话。在路上我动了思量:所长亲身叫我到派出所,是不是“有去无回”呀?到了那里,那名青年干部对我很和气。打听了一些生意情况,最后问我对“土改”的看法。我说:“古玩行的生意,现在最清淡,常是几天不开张,我儿子考进哈尔滨林业学校,连个洗脸盆我都没钱给他买,生活很不易混。可是我又不懂别的,只好挺一天算一天。至于‘土改’,我认为自从井田制以来,土地就一直是个未得得解决的问题。对于‘土改’我虽没有实际接触,但我决不反对。”我在说话时,一直留神是否会有什么“突变”发生。等到我安然回来,我又责怪自己太多心了。

这是1950年10月间的事。

大约就从这时起,有一个操湖南口音姓孟的中年干部,常到我店里买些东西,自称是给公家采买,只要我说出价钱,很少打折扣。我旁边有个姓丁的摊贩,因为给龙云卖美金被捕了,他老婆看铺子,没什么生意,姓孟的就不时送给她一点钱赒济她。她同我谈起来,就说:“你看孟先生,又和气、又热情,多好啊!”我同意这也是我的心里话。

转眼到了旧历腊月廿二、三,孟先生又来讬我代买大批成套的古书,说是公家急于要成立图书室,务必把书目和价目单,在2月1日(腊月廿五)交给他。我说:“琉璃厂有不少古书店,何不到那儿去买?”他说:“我知道你生意不好,所以特意给你找点外快。”我真的正在没辙,实在感激他“雪中送炭”。我一整天跑了十几家古书店。他们的生意也正在没辙,我受他们欢迎是不言而喻的,他们向我表示:“如果成交,可以按价给我提二成。”我告诉他们:“可以在一两天内等我通知再决定!”

2月1日下午4时许,孟先生来了,一见面就急急忙忙地问:“单子来了没有?我还有事要到别处去,特地赶来作决定!”我说:“来了!来了!”他接过单子看了一下说:“你今晚还得费点事,把这些单子重抄一遍,除了把重复的择其一而外,价目你可以加上一成!我明天下班后带现款来,有多少算多少,全部成交,没问题!”出了门又回头嘱咐我一句:“这可是难得的机会,不要错过哟!”他走后,我就急忙重抄单子。总计约有1100多元,我至少可有300多元的好处,想起可以过个舒服的新年,兴奋得真是睡不着觉。

第二天,吃完早饭,派出所长拿着簿子前来查户口,也没说几句话,走了后,老婆向我要钱买米。我说:“身上只剩1毛多钱,先不要忙。我现在就去通知各书店,等下午成交,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下午,我刚回到铺子不到半小时,那个所长又来了,笑容满面地向我说:“那位解放军干部又想请你到所里扯一扯,你有功夫吧?”我说:“那当然可以,可是我的老婆正在丁家聊天,我去找回来,就走!”他说:“你去吧,你给你看铺子!保险不会丢东西!”我老婆等我钱买米,正在生闷气,听说我要去派出所,就一改寻常地闹起情绪来,丁太太帮我把她好歹劝回来,我就随着这个所长,前往派出所。一进门,所长就颜色一变地说:“你被逮捕了!”两名便衣,给我扣上手铐,用手枪一指,“老实点,跟我走!不准同别人使眼色,也不准再说话!”出门一转墙角就上了小轿车,风驰电掣般地直奔北平市公安局草岚子看守所。25年多的囚禁生活,就从这一天开始了。

这一天是:1951年2月2日——阴历腊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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