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治通鑒》中的傳統智慧(圖)

《資治通鑒》的作者---司馬光。（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古代中國王朝崇尚知人善任，人盡其才，物盡其用。上古文獻《尚書》說：「野無遺賢，萬邦咸寧。」也就是說，當所有的賢士英雄都為國家服務的時候，天下萬國都會有和平和安寧。

歷史上的中國出現了許多求賢若渴的帝王將相。唐太宗李世民就是其中一位。太宗曾令趙國公封德彞推舉賢德，但是封德彞久無所舉。太宗責問他，封德彞推諉說，不是他不盡心，而是世上已經沒有奇才了。太宗說：「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長，古之致治者，豈借才於異代乎？正患已不能知，安可誣一世之人！」意思是你應當擔心自己沒有知人之明，而不應該誣稱天下無才。封德彞大慚而退。

那麼，如何才能鑒別人才呢？其實，遠在春秋戰國之際，就有人對如何鑒識人才、人品做了系統性的研究。例如《莊子･列禦寇》中總結了識人的「九徵」：

「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智，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人得矣。」

《莊子》中稱這段話是孔子說的。要知道一個人是不是賢才，只要獲得了忠誠、尊敬、能力、智慧、守信、仁義、節操、自律和克制力這九種檢驗的結果，品行不端的人自然就會暴露出來；誰是謙謙君子也會一目瞭然。

又如《呂氏春秋･論人》則提出了檢驗人品的「八觀六驗」：「凡論人，通則觀其所禮，貴則觀其所進，富則觀其所養，聽則觀其所行，止則觀其所好，習則觀其所言，窮則觀其所不受，賤則觀其所不為。喜之以驗其守，樂之以驗其僻，怒之以驗其節，懼之以驗其持，哀之以驗其人，苦之以驗其志。八觀六驗，此賢主之所以論人也。」

《呂氏春秋》屬雜家，《莊子》為道家經典，引述的論人之道卻是來自於儒家。雖然它們的方法名目不盡一致，實際上卻殊途同歸；它們秉承的原則也是高度一致的。儒家對這個原則作出了精煉的總結：「仁、義、禮、智、信，五常之道。」在個人行為上，則是「溫、良、謙、恭、讓」。有知人之明並不難：遵守上述道德標準的人，就是君子；經常違反這些道德標準的人，則是小人、壞人，最後的結果可能是「多行不義，必自斃」。

《資治通鑒》是和《史記》齊名的一部中國史書，其中頗收錄了一些鑒識人才、人品並作出成功預言的故事。其中智慧，今人仍可借鑒。

輔果

晉國是西周的大諸侯國之一，姬姓。原名唐國，始封君為周武王之子唐叔虞，是周成王的同母弟。因此，西周和東周的天子都把晉國國君當作叔父輩來對待。

古唐國是夏朝的故地，在西周之前就存在，範圍大概是現在的山西省。唐叔虞的兒子晉侯燮（音同謝）即位後，把國名改為晉。進入東周之後，晉國國君從獻公開始擴張領土，最終佔據了今天山西、河北的大部，向西和西北達到內蒙古，向南則擴張到黃河以南的部分地區。

晉獻公晚年發生了一件大事：驪姬之亂。獻公因此大批屠殺宗室（王室親屬，即公族）的公子。獻公死後，其子之間又發生繼承人戰爭，直到晉文公即位才結束。晉公室的力量被削弱了。到春秋中葉，舊公族只剩下欒氏、羊舌氏和祁氏等幾家，而晉國的卿大夫之家卻逐漸壯大起來，足以和晉國的公族抗衡。

到春秋晚期，晉國的卿大夫之家經過長期兼併，剩下韓氏、趙氏、范氏、魏氏、中行氏、智氏六家，即所謂的六卿。公元前455年，支持和擁戴晉國國君的范氏、中行氏失敗後，逃出了晉國。四卿首領趙襄子、魏桓子、韓康子和智宣子將其領土全數瓜分。晉出公不滿，想借齊魯兩國軍隊驅逐四卿，反被四卿合力擊敗。

後來智宣子成為四卿中力量最強大的一派。他想立兒子智瑤（即智襄子）為繼承人。族人智果勸他說：「不如立智宵。智瑤有五長一短，長處包括身材高大、善騎射、才藝佳、能寫善辯、堅毅果敢；短處是不仁不義。如果他用他的長處來做惡，無人能夠匹敵。如果立智瑤，那麼智氏宗族將有滅族的危險。」智宣子不聽。智果便向晉國太史請求脫離智氏一族，改姓為輔氏。

兩年之後，魏桓子、韓康子和趙襄子在晉陽之戰中聯手打敗智襄子，果然將智氏滅族。只有輔果一宗因為已經改名易姓，免於災禍。

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正式冊封韓、趙、魏三卿為侯國。這時晉國國君仍然存在，但是已經淪為擺設。這一事件是《資治通鑒》紀事的開端，史稱三家分晉。公元前349年，韓、趙兩國殺晉靜公，分其地，建立近七百年的晉國滅亡。

李克

戰國時期的魏國是三家分晉之後的諸侯國之一，疆域包括今天的山西南部、河南北部以及陝西、河北的部分地區。魏文侯是魏桓子的繼承人，姬姓，魏氏，名斯。他是一代明主，嘔心瀝血，勵精圖治，是魏國百年基業的奠基人。

那麼魏文侯為什麼既有姓又有氏？在先秦時代，姓、氏是完全不同的。簡單說，姓是一個家族血親的共同稱謂，而氏則是從封邑、官職等中衍生出來的別稱。比如孔子是商湯（商朝的創建者）後裔微子啟的後代，因此應該是子姓（從遠古時期的好姓演變而來）。其七世祖孔父嘉為躲避迫害逃到魯國，並以其名字中的「孔」為氏。因此，孔子應為子姓，孔氏。秦漢之際，姓、氏漸漸合二為一，不再區分。

魏文侯聽說孔子的高足子夏賢能，便親自前去聘問。子夏在魏國西河設館授徒，西河很快成為列國的教育中心之一。他聽聞到田子方的大名，便設法網羅至麾下。名士段干木不願為官，魏文侯到其家訪問時竟然逾牆逃跑。但是魏文侯對他的尊敬絲毫不減。每次乘車經過段干木的草廬，魏文侯都要在車上站起來，隔牆致意。

魏文侯禮賢下士，魏國因此人才濟濟。在任命國相的問題上，竟然出現了難題：選誰好呢？魏文侯問計於李克（有人認為李克就是李悝，但是未有定論）。李克說，平時看一個人所親近的、富貴時看他所交往的、顯赫時看他所推薦的、窮困時看他所不做的和貧賤時看他所不取的，就足夠了，何須明言！魏文侯也是心有靈犀，立即會意。

李克出宮之後遇到了另一位魏國的上卿翟璜。翟璜自以為國相非己莫屬，聽說魏成將拜相，忿然作色。此人非等閑之輩，為魏文侯舉薦了多名股肱之臣，不但包括吳起、西門豹、樂羊，連李克的伯樂都是翟璜。按常理說，李克欠翟璜一份人情。

但是李克指出，國事重於一己之私。他說：「我認為國君會選魏成為相，是因為魏成享有千鍾的俸祿，十分之九都用在家外，只有十分之一留作家用，所以訪得了大名士子夏、田子方、段干木。國君奉此三人為師；而你所舉薦的五人，國君都用為臣。你怎麼能和魏成比呢！」

一席話讓翟璜如夢初醒。雖然他和魏成都貴為上卿，都忠心輔佐魏文侯，都為魏國立下了汗馬功勞，但是魏成的氣度、風骨、胸襟和他相比，簡直判若雲泥。魏成勝於德行，所以立於不敗之地。翟璜惶恐不已，向晚輩李克再拜致歉。

在魏文侯治下，魏國政治清明，兵精糧足，銳意進取，是戰國初期最早稱霸的諸侯國。公元前334年，魏侯進爵為王，即魏惠王。戰國末期，魏國國運衰落，東敗於齊，西喪地於秦七百餘里，南辱於楚。秦始皇帝二十二年，魏亡於秦，國祚共179年。

商鞅

商鞅，姬姓，公孫氏，名鞅，是衛國庶出的貴族子弟。他曾在魏國做小官，不得重用，於是到秦國來求官。他的進身之階是秦孝公的寵臣景監。秦孝公很賞識他，封他做列侯。其封地在商於，故又稱商鞅。

商鞅好刑名之學，主張嚴刑峻法，動輒殺人以立威。他在秦國拜相之後，制訂的法律極其嚴酷。他曾在渭河邊判決犯人，殺人之多以致河水變成血紅色。推行新法之後，秦民對新法議論紛紛，認為對民生造成了不便。為了杜絕這種議論，商鞅便以太子犯法為口實，處罰了太子傅公子虔（《通鑒》中未載何種刑罰，但有史書說是割去鼻子），並將太子師公孫賈臉上刺字。公子虔因此閉門不出。推行新法一年之後，又有秦民讚揚新法。商鞅說這些人都是亂法的刁民，把他們全部流放到邊塞。

商鞅任秦相十年，積怨日深。他和門客趙良攀談，自比秦國名相、五羖（音同古）大夫百里奚，沒想到被趙良潑了一頭冷水。趙良說：「五羖大夫在秦國做國相六七年，先後討伐了鄭國、三次立晉國國君、一次拯救楚國。在任上，他累了不乘車，炎夏不打傘蓋。出巡的時候，沒有扈從前呼後擁，也沒有刀劍護衛。百里奚去世時，秦國男女老少都痛哭。」

「現在再來看你。你掌權後，凌虐公族，殘害百姓。公子虔閉門不出已經有八年，公孫賈被施以刺面的刑罰。《詩經》中說：得人者興，失人者崩。做這些事不能說是得人。你出行時，甲士前呼後擁，刀劍森森，保衛措施缺了一樣，你絕不出門。《尚書》中說：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做這些事不能說是恃德。你的處境就像朝露一樣危險，太陽一出就無影無蹤。一旦秦孝公駕崩，新君逮捕你的罪名還會少嗎？」商鞅不聽。

五個月之後，秦孝公薨，太子即位，即秦惠文王。商鞅迫害過的死對頭公子虔上告商鞅謀反。商鞅逃到自己原來曾當小官的魏國，但是魏國人對他恨之入骨，不願接納，把這個燙手的山芋送回秦國。商鞅逃回自己的封地，組織門人向北攻打鄭國。這時，秦國軍隊攻來，商鞅被殺，並在死後被處以車裂的極刑。其全家被秦國族滅。

歷史課本中，商鞅經常被刻意描繪成一個高大上的正麵人物：彷彿沒有他，就不會有日後的秦帝國，就不會有中國的統一。但實際上，商鞅在推行新法的過程中濫殺、濫刑。用今天的話說，就是選擇了一條成本最高、收益率最小的道路。如果商鞅能夠以仁義推行新法，秦國的崛起可能會更迅速，中國也可能更早統一。

另外，商鞅的苛法以血腥恐怖的方式治國，而不是用道德教化的方式去爭取民心，和中國傳統反其道而行之，注定無法長久。終究有一天，民不畏死，奈何以死畏之？秦帝國建立十四年便土崩瓦解，煙消雲散。從這個意義上講，商鞅不是秦國的功臣，而是秦朝只經歷兩世便武極而亡的罪魁禍首。

結語

元人胡三省說：「為人君而不知《通鑒》，則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惡亂而不知防亂之術，為人臣而不知《通鑒》，則上無以事君，下無以治民，為人子而不知《通鑒》，則謀身必至於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後。」此說並不為過。

《通鑒》就是這樣一部清史。對於忠臣、能吏、孝悌、賢婦，雖其人微渺，司馬光從各種史料中發掘他們的事跡。文死諫，武死戰，父嚴母慈，兄友弟恭，讓讀者肅然起敬，嘆為觀止。對於奸佞、亂臣、酷吏、祿蠹，司馬光則秉筆直書。其指鹿為馬、禍國殃民、荼毒生靈、傾覆社稷，凡之種種，讓讀者不禁扼腕嘆息，捫心自省。《通鑒》所要弘揚的正是華夏民族五千年以來的文明傳統，正是「仁、義、禮、智、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