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中的传统智慧(图)

《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古代中国王朝崇尚知人善任，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上古文献《尚书》说：“野无遗贤，万邦咸宁。”也就是说，当所有的贤士英雄都为国家服务的时候，天下万国都会有和平和安宁。

历史上的中国出现了许多求贤若渴的帝王将相。唐太宗李世民就是其中一位。太宗曾令赵国公封德彝推举贤德，但是封德彝久无所举。太宗责问他，封德彝推诿说，不是他不尽心，而是世上已经没有奇才了。太宗说：“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古之致治者，岂借才于异代乎？正患已不能知，安可诬一世之人！”意思是你应当担心自己没有知人之明，而不应该诬称天下无才。封德彝大惭而退。

那么，如何才能鉴别人才呢？其实，远在春秋战国之际，就有人对如何鉴识人才、人品做了系统性的研究。例如《庄子･列御寇》中总结了识人的“九征”：

“君子远使之而观其忠，近使之而观其敬，烦使之而观其能，卒然问焉而观其智，急与之期而观其信，委之以财而观其仁，告之以危而观其节，醉之以酒而观其则，杂之以处而观其色，九征至，不肖人得矣。”

《庄子》中称这段话是孔子说的。要知道一个人是不是贤才，只要获得了忠诚、尊敬、能力、智慧、守信、仁义、节操、自律和克制力这九种检验的结果，品行不端的人自然就会暴露出来；谁是谦谦君子也会一目了然。

又如《吕氏春秋･论人》则提出了检验人品的“八观六验”：“凡论人，通则观其所礼，贵则观其所进，富则观其所养，听则观其所行，止则观其所好，习则观其所言，穷则观其所不受，贱则观其所不为。喜之以验其守，乐之以验其僻，怒之以验其节，惧之以验其持，哀之以验其人，苦之以验其志。八观六验，此贤主之所以论人也。”

《吕氏春秋》属杂家，《庄子》为道家经典，引述的论人之道却是来自于儒家。虽然它们的方法名目不尽一致，实际上却殊途同归；它们秉承的原则也是高度一致的。儒家对这个原则作出了精炼的总结：“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在个人行为上，则是“温、良、谦、恭、让”。有知人之明并不难：遵守上述道德标准的人，就是君子；经常违反这些道德标准的人，则是小人、坏人，最后的结果可能是“多行不义，必自毙”。

《资治通鉴》是和《史记》齐名的一部中国史书，其中颇收录了一些鉴识人才、人品并作出成功预言的故事。其中智慧，今人仍可借鉴。

辅果

晋国是西周的大诸侯国之一，姬姓。原名唐国，始封君为周武王之子唐叔虞，是周成王的同母弟。因此，西周和东周的天子都把晋国国君当作叔父辈来对待。

古唐国是夏朝的故地，在西周之前就存在，范围大概是现在的山西省。唐叔虞的儿子晋侯燮（音同谢）即位后，把国名改为晋。进入东周之后，晋国国君从献公开始扩张领土，最终占据了今天山西、河北的大部，向西和西北达到内蒙古，向南则扩张到黄河以南的部分地区。

晋献公晚年发生了一件大事：骊姬之乱。献公因此大批屠杀宗室（王室亲属，即公族）的公子。献公死后，其子之间又发生继承人战争，直到晋文公即位才结束。晋公室的力量被削弱了。到春秋中叶，旧公族只剩下栾氏、羊舌氏和祁氏等几家，而晋国的卿大夫之家却逐渐壮大起来，足以和晋国的公族抗衡。

到春秋晚期，晋国的卿大夫之家经过长期兼并，剩下韩氏、赵氏、范氏、魏氏、中行氏、智氏六家，即所谓的六卿。公元前455年，支持和拥戴晋国国君的范氏、中行氏失败后，逃出了晋国。四卿首领赵襄子、魏桓子、韩康子和智宣子将其领土全数瓜分。晋出公不满，想借齐鲁两国军队驱逐四卿，反被四卿合力击败。

后来智宣子成为四卿中力量最强大的一派。他想立儿子智瑶（即智襄子）为继承人。族人智果劝他说：“不如立智宵。智瑶有五长一短，长处包括身材高大、善骑射、才艺佳、能写善辩、坚毅果敢；短处是不仁不义。如果他用他的长处来做恶，无人能够匹敌。如果立智瑶，那么智氏宗族将有灭族的危险。”智宣子不听。智果便向晋国太史请求脱离智氏一族，改姓为辅氏。

两年之后，魏桓子、韩康子和赵襄子在晋阳之战中联手打败智襄子，果然将智氏灭族。只有辅果一宗因为已经改名易姓，免于灾祸。

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正式册封韩、赵、魏三卿为侯国。这时晋国国君仍然存在，但是已经沦为摆设。这一事件是《资治通鉴》纪事的开端，史称三家分晋。公元前349年，韩、赵两国杀晋静公，分其地，建立近七百年的晋国灭亡。

李克

战国时期的魏国是三家分晋之后的诸侯国之一，疆域包括今天的山西南部、河南北部以及陕西、河北的部分地区。魏文侯是魏桓子的继承人，姬姓，魏氏，名斯。他是一代明主，呕心沥血，励精图治，是魏国百年基业的奠基人。

那么魏文侯为什么既有姓又有氏？在先秦时代，姓、氏是完全不同的。简单说，姓是一个家族血亲的共同称谓，而氏则是从封邑、官职等中衍生出来的别称。比如孔子是商汤（商朝的创建者）后裔微子启的后代，因此应该是子姓（从远古时期的好姓演变而来）。其七世祖孔父嘉为躲避迫害逃到鲁国，并以其名字中的“孔”为氏。因此，孔子应为子姓，孔氏。秦汉之际，姓、氏渐渐合二为一，不再区分。

魏文侯听说孔子的高足子夏贤能，便亲自前去聘问。子夏在魏国西河设馆授徒，西河很快成为列国的教育中心之一。他听闻到田子方的大名，便设法网罗至麾下。名士段干木不愿为官，魏文侯到其家访问时竟然逾墙逃跑。但是魏文侯对他的尊敬丝毫不减。每次乘车经过段干木的草庐，魏文侯都要在车上站起来，隔墙致意。

魏文侯礼贤下士，魏国因此人才济济。在任命国相的问题上，竟然出现了难题：选谁好呢？魏文侯问计于李克（有人认为李克就是李悝，但是未有定论）。李克说，平时看一个人所亲近的、富贵时看他所交往的、显赫时看他所推荐的、穷困时看他所不做的和贫贱时看他所不取的，就足够了，何须明言！魏文侯也是心有灵犀，立即会意。

李克出宫之后遇到了另一位魏国的上卿翟璜。翟璜自以为国相非己莫属，听说魏成将拜相，忿然作色。此人非等闲之辈，为魏文侯举荐了多名股肱之臣，不但包括吴起、西门豹、乐羊，连李克的伯乐都是翟璜。按常理说，李克欠翟璜一份人情。

但是李克指出，国事重于一己之私。他说：“我认为国君会选魏成为相，是因为魏成享有千钟的俸禄，十分之九都用在家外，只有十分之一留作家用，所以访得了大名士子夏、田子方、段干木。国君奉此三人为师；而你所举荐的五人，国君都用为臣。你怎么能和魏成比呢！”

一席话让翟璜如梦初醒。虽然他和魏成都贵为上卿，都忠心辅佐魏文侯，都为魏国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魏成的气度、风骨、胸襟和他相比，简直判若云泥。魏成胜于德行，所以立于不败之地。翟璜惶恐不已，向晚辈李克再拜致歉。

在魏文侯治下，魏国政治清明，兵精粮足，锐意进取，是战国初期最早称霸的诸侯国。公元前334年，魏侯进爵为王，即魏惠王。战国末期，魏国国运衰落，东败于齐，西丧地于秦七百余里，南辱于楚。秦始皇帝二十二年，魏亡于秦，国祚共179年。

商鞅

商鞅，姬姓，公孙氏，名鞅，是卫国庶出的贵族子弟。他曾在魏国做小官，不得重用，于是到秦国来求官。他的进身之阶是秦孝公的宠臣景监。秦孝公很赏识他，封他做列侯。其封地在商于，故又称商鞅。

商鞅好刑名之学，主张严刑峻法，动辄杀人以立威。他在秦国拜相之后，制订的法律极其严酷。他曾在渭河边判决犯人，杀人之多以致河水变成血红色。推行新法之后，秦民对新法议论纷纷，认为对民生造成了不便。为了杜绝这种议论，商鞅便以太子犯法为口实，处罚了太子傅公子虔（《通鉴》中未载何种刑罚，但有史书说是割去鼻子），并将太子师公孙贾脸上刺字。公子虔因此闭门不出。推行新法一年之后，又有秦民赞扬新法。商鞅说这些人都是乱法的刁民，把他们全部流放到边塞。

商鞅任秦相十年，积怨日深。他和门客赵良攀谈，自比秦国名相、五羖（音同古）大夫百里奚，没想到被赵良泼了一头冷水。赵良说：“五羖大夫在秦国做国相六七年，先后讨伐了郑国、三次立晋国国君、一次拯救楚国。在任上，他累了不乘车，炎夏不打伞盖。出巡的时候，没有扈从前呼后拥，也没有刀剑护卫。百里奚去世时，秦国男女老少都痛哭。”

“现在再来看你。你掌权后，凌虐公族，残害百姓。公子虔闭门不出已经有八年，公孙贾被施以刺面的刑罚。《诗经》中说：得人者兴，失人者崩。做这些事不能说是得人。你出行时，甲士前呼后拥，刀剑森森，保卫措施缺了一样，你绝不出门。《尚书》中说：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做这些事不能说是恃德。你的处境就像朝露一样危险，太阳一出就无影无踪。一旦秦孝公驾崩，新君逮捕你的罪名还会少吗？”商鞅不听。

五个月之后，秦孝公薨，太子即位，即秦惠文王。商鞅迫害过的死对头公子虔上告商鞅谋反。商鞅逃到自己原来曾当小官的魏国，但是魏国人对他恨之入骨，不愿接纳，把这个烫手的山芋送回秦国。商鞅逃回自己的封地，组织门人向北攻打郑国。这时，秦国军队攻来，商鞅被杀，并在死后被处以车裂的极刑。其全家被秦国族灭。

历史课本中，商鞅经常被刻意描绘成一个高大上的正面人物：仿佛没有他，就不会有日后的秦帝国，就不会有中国的统一。但实际上，商鞅在推行新法的过程中滥杀、滥刑。用今天的话说，就是选择了一条成本最高、收益率最小的道路。如果商鞅能够以仁义推行新法，秦国的崛起可能会更迅速，中国也可能更早统一。

另外，商鞅的苛法以血腥恐怖的方式治国，而不是用道德教化的方式去争取民心，和中国传统反其道而行之，注定无法长久。终究有一天，民不畏死，奈何以死畏之？秦帝国建立十四年便土崩瓦解，烟消云散。从这个意义上讲，商鞅不是秦国的功臣，而是秦朝只经历两世便武极而亡的罪魁祸首。

结语

元人胡三省说：“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此说并不为过。

《通鉴》就是这样一部清史。对于忠臣、能吏、孝悌、贤妇，虽其人微渺，司马光从各种史料中发掘他们的事迹。文死谏，武死战，父严母慈，兄友弟恭，让读者肃然起敬，叹为观止。对于奸佞、乱臣、酷吏、禄蠹，司马光则秉笔直书。其指鹿为马、祸国殃民、荼毒生灵、倾覆社稷，凡之种种，让读者不禁扼腕叹息，扪心自省。《通鉴》所要弘扬的正是华夏民族五千年以来的文明传统，正是“仁、义、礼、智、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