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一直把唐太宗看作是守成時期的明君,不斷研究他的治國思想和策略,並活用於現實社會上。(繪圖:志清/看中國)
日本一直把唐太宗看作是守成時期的明君,不斷研究他的治國思想和策略,並活用於現實社會,這跟《貞觀政要》裡的一段君臣問答有關,而且這段問答,就出在開宗明義的首篇《論君道》。從這段話裡,看出太宗的三大素養:仁、明、武。
創業與守成,哪個更難?
在《論君道》裡,記錄了這樣一段太宗與房玄齡和魏徵的君臣問答:貞觀十年時,唐太宗問身邊侍從的大臣:「在帝王的事業中,創業與守成,哪件事比較艱難呢?」尚書左僕射房玄齡回答說:「國家開始創業的時候,各地豪傑競起,你攻破他,他才投降,你戰勝他,他才屈服,這樣看來,還是創業艱難。」
魏徵回答:「帝王的興起,一定是在前朝衰亂的時候,這時推翻昏亂的舊主,百姓就樂於擁戴,四海之內也都會先後歸順,這正是天授人與,如此看來創業並不艱難。然而已經取得天下之後,驕傲放縱,百姓需要休養生息而徭役沒有休止,百姓已經窮困凋敝而奢侈的事務還仍然不停,國家的衰敗,常常就是這樣開始的。這樣看來,守成更難。」太宗說:「玄齡當初跟隨我平定天下,歷盡了艱辛,多次死裡逃生,所以知道創業的艱難。魏徵替我安定天下,憂心出現驕奢淫逸的苗頭,必使國家陷入危亡的境地,所以知道守成的艱難。如今創業的艱難既已過去,守成這一難事就成當務之急,得考慮和諸公一道慎之才好。」
魏徵認為,守成比創業更難。(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日本漢學家守屋洋在其《帝王學講義》中,對這段話是這樣理解的:「太宗即位時,唐王朝已經擺脫創業的危機,正要進入守成的時期,太宗的話,正是面對這樣的時候,表明自己的治國意向和決斷。」
守屋洋認為,從太宗的回答,可以看出要回答創業與守成,哪個更難,本就是個大難題,兩者都各有各的難處,難的內容不同罷了。不過,創業就如開闢自己獨自的道路來登山,彷彿找不到類似的雷同的經驗和方法,即使想學,也很難學習。但是守成則不同,通過對歷史王朝滅亡過程的分析,大致能找到某種程度上相似的共同點,這樣就能找到一定的方法,避免國家的滅亡。所以,即使是素質一般的人,也能摸索到一定的規律,學到有用的經驗和方法。
因此,他認為,《貞觀政要》這本書,是守成時代的君主,如何吸取歷史教訓,對應政務,處理國事的心得,是歷代天皇和幕府將軍將它視為帝王教科書的最大理由。
高層領導的要責:定方向
不管日本人如何看待太宗關於守成的心得,我們卻能領悟到一點,那就是高層領導者,必須非常明白自己的主要職責,就是首先明確將來的方向,也就是說,懂得如何帶領大家,將這條國家的大船平穩地駛向正確的目標。要定出大致努力的方向。這就跟現在的企業董事長一樣,必須懂得分析自己企業的現狀,弄清自己的處境,找到自己的優勢和主要位置,定下未來發展的主攻方向。
太宗之所以會有這樣一段對創業和守成的君臣問答,很顯然,源自他所處的位置,一國之君,必須為國家定下努力的目標,否則一旦判斷失誤,就會導致沉船滅亡的危險。可見太宗非常清楚,自己已經不再是父親那一代,而是真正的獲得了一個新的王朝。面臨的主要業務,不再是到處征戰,要征服四方威脅的豪強,而是基本穩定下來,也獲得了百姓的擁戴。於是他不得不思量,如何把父親辛苦開創的,傳至自己的基業,平穩安定地傳承下去。
太宗由於正好處於創業過度到守成的時期,也同時經歷過幫助父親創業的過程,因此,非常清楚自己的處境,不僅對創業的艱難和做法十分清楚,也深知,自己即將面對的,是未來如何守住基業的問題,征戰不能用來治國,為此,他陷入了深深的思慮。可見他是一位非常理性而明智的君王。對自己的要務和責任,十分清楚。那就是一定要根據現實的處境和位置,定出合理的治國施政的方向。此為識時務者。絕不脫離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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