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一直把唐太宗看作是守成时期的明君，不断研究他的治国思想和策略，并活用于现实社会上。（绘图：志清/看中国）
日本一直把唐太宗看作是守成时期的明君，不断研究他的治国思想和策略，并活用于现实社会，这跟《贞观政要》里的一段君臣问答有关，而且这段问答，就出在开宗明义的首篇《论君道》。从这段话里，看出太宗的三大素养：仁、明、武。
创业与守成，哪个更难？
在《论君道》里，记录了这样一段太宗与房玄龄和魏征的君臣问答：贞观十年时，唐太宗问身边侍从的大臣：“在帝王的事业中，创业与守成，哪件事比较艰难呢？”尚书左仆射房玄龄回答说：“国家开始创业的时候，各地豪杰竞起，你攻破他，他才投降，你战胜他，他才屈服，这样看来，还是创业艰难。”
魏征回答：“帝王的兴起，一定是在前朝衰乱的时候，这时推翻昏乱的旧主，百姓就乐于拥戴，四海之内也都会先后归顺，这正是天授人与，如此看来创业并不艰难。然而已经取得天下之后，骄傲放纵，百姓需要休养生息而徭役没有休止，百姓已经穷困凋敝而奢侈的事务还仍然不停，国家的衰败，常常就是这样开始的。这样看来，守成更难。”太宗说：“玄龄当初跟随我平定天下，历尽了艰辛，多次死里逃生，所以知道创业的艰难。魏征替我安定天下，忧心出现骄奢淫逸的苗头，必使国家陷入危亡的境地，所以知道守成的艰难。如今创业的艰难既已过去，守成这一难事就成当务之急，得考虑和诸公一道慎之才好。”
魏征认为，守成比创业更难。（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日本汉学家守屋洋在其《帝王学讲义》中，对这段话是这样理解的：“太宗即位时，唐王朝已经摆脱创业的危机，正要进入守成的时期，太宗的话，正是面对这样的时候，表明自己的治国意向和决断。”
守屋洋认为，从太宗的回答，可以看出要回答创业与守成，哪个更难，本就是个大难题，两者都各有各的难处，难的内容不同罢了。不过，创业就如开辟自己独自的道路来登山，仿佛找不到类似的雷同的经验和方法，即使想学，也很难学习。但是守成则不同，通过对历史王朝灭亡过程的分析，大致能找到某种程度上相似的共同点，这样就能找到一定的方法，避免国家的灭亡。所以，即使是素质一般的人，也能摸索到一定的规律，学到有用的经验和方法。
因此，他认为，《贞观政要》这本书，是守成时代的君主，如何吸取历史教训，对应政务，处理国事的心得，是历代天皇和幕府将军将它视为帝王教科书的最大理由。
高层领导的要责：定方向
不管日本人如何看待太宗关于守成的心得，我们却能领悟到一点，那就是高层领导者，必须非常明白自己的主要职责，就是首先明确将来的方向，也就是说，懂得如何带领大家，将这条国家的大船平稳地驶向正确的目标。要定出大致努力的方向。这就跟现在的企业董事长一样，必须懂得分析自己企业的现状，弄清自己的处境，找到自己的优势和主要位置，定下未来发展的主攻方向。
太宗之所以会有这样一段对创业和守成的君臣问答，很显然，源自他所处的位置，一国之君，必须为国家定下努力的目标，否则一旦判断失误，就会导致沉船灭亡的危险。可见太宗非常清楚，自己已经不再是父亲那一代，而是真正的获得了一个新的王朝。面临的主要业务，不再是到处征战，要征服四方威胁的豪强，而是基本稳定下来，也获得了百姓的拥戴。于是他不得不思量，如何把父亲辛苦开创的，传至自己的基业，平稳安定地传承下去。
太宗由于正好处于创业过度到守成的时期，也同时经历过帮助父亲创业的过程，因此，非常清楚自己的处境，不仅对创业的艰难和做法十分清楚，也深知，自己即将面对的，是未来如何守住基业的问题，征战不能用来治国，为此，他陷入了深深的思虑。可见他是一位非常理性而明智的君王。对自己的要务和责任，十分清楚。那就是一定要根据现实的处境和位置，定出合理的治国施政的方向。此为识时务者。绝不脱离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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