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麗 從蘇聯到芬蘭的「右派」女子(圖)
（圖片來源: Pixabay/CC0)
【看中國2018年10月12日訊】那段時間我在赫爾辛基一個清潔公司做事，間歇性的去學校接替人手空缺的工作。於是有機會寫了下面的經歷。
現在做事依賴電腦，越來越方便。
前天早與上公司通話，來言送進手機，我即將谷歌地球儀點開，看它活靈活現的膨脹到滿意時一「剎車」，就搜索出路巷街道名稱，歷歷在目。
這次奉命去的學校，是在我騎車往市區方向的中段，略二十分鐘大約。這片由橋樑連接的島嶼，熟悉的凹凸山丘，眼前的林木樓房隨勢高低，初冬蕭瑟的雨打風吹，加上濛濛的霧氣，瀰漫在這彎彎的路上，會讓我想到這個彈丸之國的芬蘭民族，經歷的叢叢災難，單是歷史上的兩次大飢荒，依照人口比例而言，就超過了我們那喜歡發傻的毛老烏龜做出來的人禍吧。更莫說芬蘭還歷經兩次脫滅頂之災的鏖戰，覆巢之下的危機，至今仍然駭人聽聞。
走在有自行車行道的路上，偶爾我覺得站起來蹬，才能地球壓扁似的，前輪有時也昂首像飛雞。
到校門前停車，見到位人高馬大的肥壯先生在傳達室，他聽我自己介紹，笑說知道了。隨即招手向那位（她一直站在門前等著）女士，她看著我也有歡迎的目光。其年齡在五十上下，淺紅色上衣，身型瘦削，矮小，薄薄的嘴唇，細密的眼睛，五官朝向尖尖的鼻樑，膚色倒是淨白，神色略顯謙卑，靦腆如中國鄉村婦女。
我們邊走邊禮貌交流，彼此問答而後，我知道了她叫艾麗（Aili）。隨她的指向周圍有些堆積的用具用品，再看室外一片建築工地似的臨時拖車房，我才明白了在學校還在維修新建，所有的師生都在這樣的車廂房裡讀書教書，辦公室，課室，運動室，手工課室，木工機械教室等等一應俱全，裡面裝潢和正規的學校設施沒有區別，真是芬蘭人，做任何事都不馬虎。但那日常所需的工具車就不能使用，艾麗帶我去另外的存放室，指著兩部旅行者愛用的行李架，簡單必須的用具插在裡面。看來，一切都為臨時而計，好在學校空間相對縮減，工作量少了很多。
跟著她走了一遍「工地」，學校師生沒有離開學校之前，我們很閑。這工作輕鬆簡單，自由自在，我也樂在其中。聽她說芬蘭語有點拗口，也許還不如我流暢，估計是中東國家來的，而後聊及身世，她說來自塔吉克，但強調自己也是芬蘭人。
奇怪！怎麼芬蘭人會在中亞一個又小又窮的國家「插隊」。她的話引起我更多注意。
一會，我們坐在休息室裡，喝茶閒聊，艾麗的小小鼻孔，小小眼珠，小小口唇，以鄉村般的神情，緩緩的語氣，倒出了一段讓我驚心動魄的歷史。
「我們受斯大林迫害」，此語如雷貫耳，她倒說得輕輕：「我的家族很早就居住在彼得堡，那裡有我們的莊園有農場有產業，周圍不少的芬蘭人鄰居，有自己的社區文化，我們都說芬蘭語。」
我「嗯」了一聲，想到彼得堡曾經是瑞典領地，也是屬下芬蘭民族祖祖輩輩的鄉鎮。據說那時候廣袤的大地上是大片的沼澤，後來因為瑞典戰敗退縮，成了俄國大帝彼得的地盤，為了靠近歐洲先進文明，他力排眾議，硬要把首都遷來這裡，立即修建了一個北方威尼斯般的大都市，由此取名為聖彼得堡。鑒於他當時的胸襟，仍然允許當地芬蘭民族居住生存。
「我們的祖籍是彼得堡，母親出生在那裡，那時候叫列寧格勒，二戰前斯大林把其它國家的人，有的殺害，有的送西伯利亞，我們被遣到烏茲別克邊境當農民，還算運氣。後來那裡劃歸塔吉克，高原山區，氣候炎熱，很多芬蘭人不適應。最初幾年，幾乎每天都有芬蘭人病倒，有時候一天就死掉四五人，到最後我們走的時候只剩下15家芬蘭人了，那是要我們自生自滅的環境。」
「你們怎麼生活呢？」我不由想到她們的境遇比中國這六十年來----特別那些被差遣去窮鄉僻壤的右派-----大概是異曲同工，一脈相承。
「活得很勉強啊，山區裡什麼都沒有，缺水，常常停電，除了麵包而外，只有一兩種小菜，生活極其簡單，我們靠種棉花為生，是地地道道的農民。我的父親死在那裡，我丈夫是德國人，他的家族住在東歐，和我們一樣也是被遣送而來，還有希臘人。」
「怎麼這麼晚才回芬蘭，當初被驅逐出聖彼得堡時，不去塔吉克行嗎？」
「不行啊，那時候邊境兩國彼此為仇，密封著。蘇聯垮了之後的1993年，我們的希臘鄰居辦理回國時告訴我們，這下我們才想到如此從天而降的喜訊。於是，我跑去莫斯科，去芬蘭領事館詢問，出示了我們的塔吉克護照上標注的我們原籍國為芬蘭。就這樣，半年內得遷移許可，我們變賣了所有東西，和母親一道回芬蘭。最先，我們住在赫爾辛基一家大醫院裡，好多從東歐回來的芬蘭人都聚集在大樓的臨時住宅。一兩個月後政府給了我們分房，我母親也有了她自己的居室，就沒有和我們一塊了。那時她70歲了，身體還行，最近病了三年，長住醫院裡。我一家三人，丈夫現在一家公司裡做電工，兒子22歲，在職業學校，今年畢業，就在尋找工作。」
「當初，你為什麼不選擇去德國呢？」
「是的，當蘇聯垮了之後，在我們得知有了轉機的情況下，依我丈夫的身份，我們可以回德國。不過，相比之下，福利環境芬蘭更好，比如在德國我母親就不能分到一套自己的住房，只有回芬蘭才行，再說，我們有不少的芬蘭親友，就這麼選擇了。」
唉！終於回來了！聽她那如釋重負的口吻，令我更多的想到斯大林時期的暴政，多少人被打入另冊，遣送牢獄，西伯利亞，到那些加盟國裡的窮鄉僻壤，默默無聲遭受折磨的活，悄悄的死，種族謀殺，這與希特勒對付猶太人有何區別？艾麗活到了回歸祖國的日子，但她那可憐的父親就長眠在塔吉克山區裡，甚至他生前做夢都沒想到子孫後代還有回到祖國的一天。
工作回來，我從電腦上查閱資料，找不到半點關於芬蘭人在彼得堡被遣送的蛛絲馬跡，於是，我再次閱讀《古拉格群島》，看老索在書中的第二章裡有這段文字，令我倒抽一口冷氣。
「芬蘭留給了我們一條沒有居民的峽地，然而，一九四0年在整個卡累利阿和列寧格勒卻對有芬蘭血統的人實行搜捕和遷移。我們沒有察覺這股小溪流：我們不是芬蘭血統。
……在立陶宛，倉卒間丟下了整個部隊、團隊、高射炮營和炮兵營但卻運出了幾千家不可靠的立陶宛人（其中四千家後來在克拉斯諾雅爾斯克勞改營裡交給了盜竊犯去洗劫）。從六月二十八日起，在拉脫維亞、在愛沙尼亞開始緊急逮捕。但火燒眉毛，撤退的任務更緊。忘了把布列斯特要塞之類的整個要塞撤出來，但沒有忘掉在利沃夫、羅夫諾、塔林及其他許多西部監獄的監房和院子裡把政治犯槍斃掉。在塔爾圖監獄裡槍殺了一百九十二人，屍體扔進了井裡。
……，整列車整列車地從波羅的海沿岸三個共和國把城市居民和農民運到西伯利亞流放地去。」
讀到這段，我想艾麗的一家人，竟然活了出來。她真該謝天謝地！
或然間我又想起那批由蘇俄毛子居心叵測，手把手的教得青出於藍的嬌嬌者，成批成打的「28個半布爾什維克」像瘟雞場下蛋一樣，、用異常的流感來玩弄八榮八恥，看這一甲子的所作所為，不也如出一轍，王實味的腦袋不也是萬變不離其井？古今中外，那些豪稱大康盛世的伎倆，莫非禁錮言論，誅滅異己，罪及無辜，製造假象，出爾反爾，實施流放，跟蹤，騷擾，驅逐，遣送，關押，……等等迫害而已，皆不落窠臼。以馮正虎的爭抗，竟然使一個政權不承認自己發放的護照，拒人於國門之外，寡廉鮮恥如此，居然還擠進聯合國撈到安理席位，羞乎哉？不羞也！呸！讓天下有識之士，皆恨不得給他們一人一口痰噴去，倒掛在鼻樑，慢悠悠的吊著蕩來蕩去。
昨天我與艾麗同在在地鐵裡，看她與另一女士交談，俄語那麼流利自然，又是另一番精神煥發，那矮小身型，瘦削模樣，承受過塔吉克的山脈重壓，經歷過歷史風雲的沖刷，從世界最貧瘠荒漠的地方，熬到繁榮興旺的祖國，這是何等感受，我想說，卻不出來。因為這裡不是我那被強姦得千瘡百孔的祖國，為自由論，這裡確是所有被迫害者的母親。人間的事，就這麼怪。
於是，我以沉默來換取列車的呼嘯，它還在前進，到下一站是必然的。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