塵肺村的新年：被奪走了呼吸，也要熱鬧地吶喊(組圖)
幫助塵肺病人維權的張海超（剝洋蔥people）
【看中國2018年3月2日訊】（一）
「我們也看得開，要死就死了。得了這個病，是你命不好」，李祥雲喘著氣，輕聲念叨著。從去年開始，他就喘不上氣，沒法走上坡路了。
李家所在的村子背靠大山，五十米一坡，鮮有平地。李祥雲女兒說，小的時候，她會和小夥伴爬過山坡，到山裡面去玩，有溪水、有鳥蟲，風景絕好。但是患病以後，李祥雲再也沒有上過山。李家地基高，哪怕是從公路走到家裡，都是一個考驗，只能耐著性子，蹣跚而行。
鄰居的爆竹放完，除夕夜終於安靜了片刻。李祥雲調大電視的音量。電視裡主持人的祝福語，像是要藏住他重重的呼吸聲。從門口漫進來的煙塵讓他愈發不過氣來。他裝上制氧機和吸氧管，腳步蹣跚地緩慢挪動，多走幾步就像要倒下的樣子。
2009年，李祥雲在湖南職防院檢查出塵肺病II+，2017年再檢查，已經是塵肺病三期。之前，和他一樣查出三期的，現在只有兩三個還在世了。
李祥雲突然掰著手指，清楚地報著他們的名字。一聲聲，像是集結的號子，喊一嗓子，便激起彼此艱難頑強的生命。
「我現在幹活也干不起，慢慢等吧」，他穿了一件紅黑相間的風衣，戴上帽子嘆道。
李祥雲今年56歲，家裡兩夫妻和一對子女。大嫂阿英患有腎結石，每天在家帶孫子，照顧李祥雲的生活起居。女兒27歲，是醫學院的研究生，去年剛畢業，在省會醫院當兒科醫生。
他兒子現在四處打工，跑過深圳、湘西、福建，每月能掙三四千。早在十六歲的暑假，他就跟著大哥出去當小工。阿英嫂還記得，「我老公下去搞爆破，他就在上面拉風管、提水。做了兩個月，回家的時候，手上那個泡啊，他拉那個風管拉不動」。她攤捧著雙手，彷彿眼前還是當年兒子滿手水泡的樣子，「他回來跟我說，哎呀，老爸做那個工很辛苦的。」
現在兒子已經工作七八年了，依然沒有勞動合同。父親這輩沒見過勞動合同，到了兒子輩還是沒有。說起兒子，開朗的祥雲大哥眉頭一皺，「我要跟他說一下這個事情」。
2013年，身體好一些的時候，祥雲大哥在一個紅白事樂隊裡打鼓，一年能掙個三四千。樂曲和研究是每人交2200塊請師傅來教的。喝酒抽煙燒水做飯，祥雲大哥一點不落地招待師傅在家裡了一個月。
樂隊裡幾個知道李祥雲有塵肺病，都很照顧他，「走在路上，他們會幫忙拿鼓，我走得慢，有一次他們等了我半個小時」。
「之前可以搞菜、打掃衛生，現在什麼也做不了，孩子也帶不了，什麼也不願意做。」為了打發時間，大哥也會和村裡人打打麻將。
最近，大哥的心臟和胃相繼出了問題。醫生說是缺氧導致的，女兒花3800元給買個制氧機。現在每天早上吸兩個小時，晚上吸兩個小時。「有的時候好一些，有的時候什麼也沒好」。
空閑的時候，他會拿出女兒買的收音機，每天都要聽上兩三個小時。裡面有六七百首歌，喜怒哀樂、悲歡離合，一遍遍播過去，吸氧的時候聽，睡不著也聽。李祥雲看電視節目說，五音和五臟有關，「多聽音樂，對身體有好處吧」。
祥雲大哥一邊播著音樂，一邊手指在腿上打著節拍，像是數著自己撐過的時光。「塵肺三期大概可以維持五年左右，具體能活多久，要看當地的醫療技術水平及患者求生慾望」，這是呼吸科專家給出的意見。
26萬的職業病賠償款，這些年來蓋房子、兒子結婚、女兒讀研究生，已經所剩無幾。由於簽過一次性付清協議，不會再有多的錢看病了。根據省裡的政策，交1000元能看1萬塊錢的病，能夠住十幾天醫院。但這對於病情嚴重的李祥雲仍是杯水車薪。
「洗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延緩病情的發展。這項手術一次要花兩萬多，可職業病防治醫院的醫生不建議他做。「要其他功能完好才能做，之前去洗肺的現在都死了」，祥雲大哥關掉收音機，開朗地笑了笑。
祥雲大哥的家（土逗公社）
（二）
1994年，李祥雲跟著親戚離開家鄉，來到深圳蛇口的工地打工。「不出來，在家搞不到吃的啊，一個人四分地」。
外出打工的十五年裡，李祥雲大部分時間是在地底下工作。陪伴他的只有直徑不到一米二的天空。日復一日，他在地下的花崗岩層鑽出炮眼，裝上炸藥爆破，打出幾十米深的樁孔。這些孔洞裡灌進鋼筋水泥，就是一棟大樓的支柱。
那時的李祥雲覺得，「風鑽」是一項簡單、不需要什麼技術的力氣活。相比工廠，工地流動性大，做幾個月，工程結束就去下一個地方，比較自由。收入也比在家高太多，李祥雲就干了下來。
只是風鑽會產生大量的粉塵。在狹小的空間裡，這些粉塵日積月累聚集到肺泡裡，肺部慢慢纖維化，最終喪失功能——這就是塵肺病。按照行業規範，工人在作業時需要使用特種勞保用品。但工地為了省錢，只發一些醫用的一次性口罩。「我們到下面打完風鑽上來，鼻子裡的灰好厚一層」，李祥雲回憶道。
90年代，李祥雲覺得工人過得像「逃荒一樣」。那時候，深圳會不定期檢查暫住證。一旦被查到無證就要被送到銀湖、東莞、樟木頭的收容所裡去。「一進去就會被打，他們要搞錢，一個人要交800塊錢才能出來」。
在梅林的爆破公司工作的時候，警察來盤問，「我熟悉了，就說是跟著老闆做工的」。有的工友新來，說自己是剛來的，就會抓走了。邊防證過期了，還得翻山進深圳。
那幾年，也是住宿條件最差的時候，頂多能住上油氈房。曾經，李祥雲在梅林關外的車頂上睡了5、6個月，「9個人擠在一起，蚊子可以把蚊帳叮穿，早上起來手臂上密密麻麻的紅點」。
十年間，深圳無數的地表在他爆破的洞口平地而起。1997年，香港援建深圳，他修了北環大道、深南大道、梧桐山。2003年，他在地底50米給香格里拉大酒店做爆破。2003年，他修了世界之窗那段地鐵。在寶安的一個工地上做風鑽。「手都打腫了，一天只有70塊錢」，工地上李祥雲一天至少工作8、9個小時，「有事情做的時候恨不得你日夜幫他做」。
2003年，阿英嫂在同一個工地裡做飯，她回憶那個時候大哥身體就不太好了，（塵肺）病就是在那個時候得的。但問起李祥雲那個工地叫什麼，他想了想說：「做了那麼多工地，哪裡還記得。」
2003年前，李祥雲一年做1-2個工地。2003年後，深圳建設起來了，大哥一年做2-3個工地。「那會兒最怕打颱風，一來什麼都吹跑了，白弄的」，碰到颱風，有時候幾個月都開不了工。
2006年，李祥雲終於考到了爆破證，開始給老闆管理工地。「在地面上搞了一下，不然的話早死了」，大哥嘆道。
建築行業裡，一項工程通常有多層轉包。開發商把工程報給不同的建築公司，再轉給勞務公司，勞務公司下面還有不同的包工頭。在不同的分包環節，李祥雲能拿到一兩百元到三四百元一天。有時候一個月3000元，有時候一個月6000元。可如果留在農村做泥工，一天只有5、60塊。
相對高的工資伴隨著巨大的風險。有一年，李祥雲在湖南修西寧鐵路，用50cm的導火索炸石子，一天點十幾次。有一次，他還沒跑到防空洞，炸藥就爆炸了。回過神來的時候，李祥雲覺得「左耳裡面有個蟲子在叫」。
即便祥雲把一條命懸在一根稻草上，眼看著深圳一天天崛起，躋身一線城市，可自己的工資卻總是拿不到。因為風鑽工資是按工作方量計算，項目結束後才拿錢。
「老闆沒拿到錢，就由我們這些做工的去幫他鬧，把錢拿到手了，他就再給你工錢」。而有的勞務公司老闆則希望工人鬧過，能幫他多要點錢。就這樣，祥雲哥經常被拉去公司堵大門，「一堵，公安局、勞動局、派出所都來了」。
2003年，修世界之窗地鐵站時，大半年過去了，工人們等到臘月二十六都沒拿到錢。工頭其實已經拿到了錢，但就是拖著不肯計算方量，有的工頭被人打了，最後是根據180元/天/人給的錢。
「他們原本也是工人，做了工頭以後慢慢有了房有了車，就看不起工人了」，李祥雲曾經碰到過一個很凶的福建老闆，「只要你在工地上做，你要是不出力，他就打你」。曾經有工人干了兩個月想走，老闆堅決不給錢，「工人一鬧他們就打架了，拖刀斬的」。
祥雲大哥的家（土逗公社）
（三）
「都是我們在家裡頂的」，阿英大嫂驕傲地說。在她那濃眉雙眼皮的下方，眼珠子烏黑又亮，和笑顏裡那排潔白的牙齒互襯著，分外精神。
90年代開始，男人在外面乾風鑽，婦女成了農業生產的人主要承擔者。即便家家只有薄薄的幾分田地，為了生存，她們也必須去勞作。
除了犁地、打農藥的一些太重的力氣活需要請小工幫忙，其他的農活通通由她們承擔。婦女們還會分工合作，每人負責勞作的其中一個環節，以此來互相幫助。
「犁田（因為是力氣活）我們在外面請人來干，我們女的負責插秧收稻穀，幾家人就湊在一起，商量一下，今天你干多少，明天我干多少，大家分工合作」，說起「插秧故事」，幾個大姐笑成一團。
「什麼都是女人幹的，收稻穀什麼最累了，溫度又高，天氣又熱，割了還要打。」婦女們割了稻穀，再把它們一包一包地挪到脫穀粒的地方，最後還要背回家。一趟又一趟，家裡的生活費就在這樣重累的農活中一點一點地掙下來了。
有次打農藥，阿英嫂把鞋子放在田的一邊，自己到另一塊田繼續打。女兒來送水，只見鞋子不見人，以為媽媽中暑倒在田裡，「她都嚇死了，就在那裡叫呀」。阿英嫂說起那時酷熱的勞苦，眉心皺起一道豎痕。但一提到貼心的女兒，她的眼睛瞇彎起來，身下的小椅微微搖著，「後來看到我，就把我扯回家。」阿英嫂其實還想繼續干，但拗不過女兒的堅決，「明天再打，今天不能打了」。
種田能夠補給部分家用，終究是不夠。拮据的時候，阿英嫂還要靠幫人洗衣服來賒賬，有時甚至連打米的加工費都是賒的。家裡實在急需用錢，阿英嫂只好寫信去深圳，「小孩子沒生活費了嘛，借也要借錢回家。」
實在沒錢寄回來，她只能再到親戚家去借錢。
「借錢比還錢難十倍。借錢的時候都不知道怎麼開那個口，要坐一下說一下拉一下家常，慢慢聊入正題……」對於借錢這種近乎必備的「生存技能」，阿英嫂描述得很清楚。說著說著，她也忍不住笑起來，但神色動作不免帶著幾分拘束和難為情，那是經年累月看人臉色留下來的無奈隱痕。
「借不到錢，哎呀那個心裏不是滋味」。有一次，聊了半晌，親戚看出了來意，連忙說自己家也週轉不開，沒有錢。阿英嫂回家哭了一晚上，一邊流眼淚，一邊盤算著第二天找誰借，「都是我們自己頂，找這個借那個借」。
阿英嫂說，2002年是她一生當中最痛苦難熬的日子。12歲的女兒得了腎炎，一年沒讀書，吃了一百二十多服中藥。阿英嫂也在家照顧了一年。「我老公在下面沒有錢啦，我叫他他都不敢回家。家裡借錢借什麼都是我，他就躲在下面，沒事做也在下面不敢回家，都是我一個人在家擔的」。
說到這，阿英嫂的語氣似乎有點急也有點怨，但隨即又和其他阿姨默契地大笑。大家其實也很理解，風鑽不是時時都有活干，深圳消費又高，「賺不到錢怎麼回家」。
女兒吃了八十服中藥病情還沒好轉，阿英嫂在家「焦得哭」。「想到我的女兒（不知道）要不要救，生怕她治不好，我就在家裡哭，睡不著覺，一天只能睡兩個時」。
每週，阿英嫂總要厚著臉皮，將自己「逼上樑山」，借到了錢才能帶著女兒去看病。而祥雲大哥，掙得錢不夠，又抹不開面子借錢，索性在外面躲了一年。「我老是給他寫信，他老是不回家，回家也沒地方借，他又不願（借錢），男子愛面子。」
阿英嫂記得，那年當地的月工資才十塊，可她那一年就借了四千塊多，向親戚借了個遍。所幸女兒終於救回來了，康復後也可以回學校繼續唸書。
一年在生死之間兜兜轉轉，看著母親一邊邊祈求親戚的善意來為自己續命，從鬼門關逃出來的女兒立志要做一個醫生，幫助像她這樣的人。「我的命是醫生救的，我長大一定要當個醫生。」
（四）
李祥雲查出塵肺病已經是2009年的事了。那會兒，他在深圳南澳的一個別墅工地打工。一天，出門看望燒傷工友，遇到颱風天淋了一身雨。回來之後，李祥雲便開始反覆地發燒，在南澳鎮醫院打了一週吊瓶才好。
老婆說他缺乏鍛練，便拉他每天在海邊跑步。「跑了一會兒就不能動了，喘不出氣」，當時醫院病沒有檢查出來是塵肺病。後來，回到老家，「有學生、記者過來村裡探訪，說耒陽的風鑽工人都去深圳了，問我們為什麼不去檢查？」
「我們知都不知道（什麼是塵肺），怎麼去啊」，阿英嫂無奈地笑道。過後，大家陷入短暫的沉默。
李祥雲和幾個老鄉一起到湖南職防院做檢查，確診塵肺病II+。截至2013年9月，據不完全統計，在湖南另一個以塵肺工人聞名的耒陽，有200多人曾在深圳做風鑽工，其中119名確診為塵肺病。在2009年之前，已有18人先後離世。2009年至2013年，37人已故，至少9人死於自殺。
耒陽塵肺工人引起社會關注後，當時村裡十多個查出塵肺的風鑽工人去了縣裡申請職業病賠償。最後縣政府說：你們先去鬧，我們後面再來。隨後，幾個地方加在一起，151個工人到深圳待了一週多。
到了深圳，李祥雲才發現這邊說法和縣政府不一樣，要求走法律程序。凡是有購買保險的，哪怕只買了一個月，都由保險公司負責賠償。能夠拿出有廠牌或者爆破證的，就走勞動仲裁程序。沒有無勞動關係證明的，由市政府給予「人文關懷金」。
李祥雲2006年剛好考取爆破證，能夠走勞動仲裁程序，領到了賠償。「當時很多知名人士聯名給中國衛生部發聯名信，一個多月後就搞定了，不是他們，沒有那麼快。」
祥雲大哥去深圳那段日子，留守在村裡的妻子們還得給他們寄生活費，一個月一千。「兒子打工的、讀書的也沒有錢，基本都是借的，有的借了一萬多塊，有的借了兩萬多」，阿英嫂和幾個大姐開始傾訴起來，「只有親戚才借得到的」，「別人都不敢借的」，「別人怕你不還」。
最苦的就是農民工（土逗公社）
「中國說法制健全，其實也沒那麼健全」，李祥雲說，「最最苦的就是農村的、農民工。」
2009年後，所有工地在招工時都要體檢，查出有塵肺病的不要。出工地也要檢查，有塵肺病公司就賠償，沒有的話，以後有病他們也不管了。「但實際上一個工程才1、2個月，塵肺病潛伏期很久，不可能馬上檢出有病」。李祥雲沒法工作，只好回家養病。
孫子是一家人的開心果。鄰里都說爺孫兩個長得很像。李祥雲雖然帶不動孫子，可小孩子卻總愛和爺爺在一起。「他自己要坐小車在地上跑，總要拉著我跟他一起坐」，李祥雲輕輕嘆了口氣，望向孫子，眼睛又笑成一條線。
屋外的爆竹煙火漸漸平息，晚會上濃妝艷抹的男男女女唱著：「長安街出發到美麗鄉村和邊寨，歡天喜地的節拍，讚讚……」
一旁的孫子跟著電視裡的音樂拍起手來，「讚讚……讚讚……」。這個節拍就像是李祥雲打過千百次的鼓點。婚喪嫁娶、喜樂悲苦，都是這樣熱熱鬧鬧地走過。而隔壁的兄弟，生前也曾以這樣的節奏，一聲聲劇烈地咳著。
「過一天算一天，開心一天，也沒有辦法」，面對來客，他總是這樣笑道。
臨近零點，村裡的爆竹聲準時響起，擠走了電視晚會裡明星的聲響。
這一夜，李祥雲的兒子在門前鋪開鞭炮，點著引信，「噼裡啪啦」，像是被剝奪了呼吸的人們在吶喊。
也是這一夜，很多人嫌太吵，摀住了耳朵。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