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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娜的手提箱:一個淒婉動人的故事(組圖)

 2016-08-05 08:48 桌面版 简体 打賞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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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2016年08月05日訊】漢娜的故事是從一隻手提箱開始的,開始在日本東京。

日本東京,一排簡樸的街面房子,有那麼幾間門面,上額的開首是一個六角星的圖案,接著是一行並不大的字:東京浩劫教育(HolocaustEducation)資料中心。六角星是猶太人的標誌,英語的「浩劫」(holocaust)在歷史上成為一個專用名詞,專指二次大戰期間,納粹德國對猶太人的迫害和屠殺。這幾間房子其實是一個小小的博物館。這個博物館是民間非盈利組織,其宗旨是讓日本孩子瞭解歐洲歷史上的一場浩劫,雖然它發生在半個世紀之前,也遠在半個地球之外,可是這個組織認為,這樣的教育對日本孩子是重要的,這能使他們學會種族寬容,在心裏栽下和平的種子。就在1998年,一個清秀的年輕女子石崗史子(FumikoIshioka)開始負責這個博物館。

博物館的工作對象是孩子。史子想展出一些和孩子有關的實物,可是日本本土沒有浩劫文物。歐美的浩劫博物館雖然藏品豐富,可是幾乎不用問就能猜到,他們不會冒這樣的風險,將珍貴歷史文物外借給一個默默無聞的小博物館。史子還是決心試一試。結果,她收到的只是一些禮貌的謝絕信。

波蘭之旅的奇異收穫

1999年的秋天,她去波蘭旅行。當年納粹設置的猶太人集中營很多是在那裡,包括著名的、以毒氣室大量屠殺猶太人的死亡營——奧斯威辛集中營。

史子去了奧斯威辛,找到了博物館館長助理,懇切地陳述自己期待教育日本兒童的心願,提出了借展品的請求。那名女士似乎被她打動,答應考慮。幾個月後的2000年年初,還是隆冬季節,史子真的收到一隻來自奧斯威辛的包裹。在包裹裡,除了一個納粹在奧斯威辛用於屠殺的毒氣罐,其他都是兒童囚徒遺留在那裡的東西:有小小的襪子和鞋,一件小毛衣以及一隻手提箱。


漢娜的手提箱

這就是漢娜的手提箱。在深色的箱面上,有粗粗的白漆寫著「625」的編號、漢娜·布蘭迪的名字和她的出生年月:1931年5月16日。底下是一行觸目的大字:Waisenkind(德語:孤兒)。這是史子收到的惟一一件標有姓名的物品。

漢娜是誰?「小翅膀」的提問 

博物館是等參觀者上門的。史子卻還組織了一個孩子們自己的小團體——「小翅膀」。他們定期活動,出版他們的通訊,擴展浩劫歷史的教育。這些孩子是史子的「中堅力量」。

現在,「小翅膀」們正圍著手提箱,提出一堆問題:這隻手提箱的主人漢娜是誰?根據漢娜的生日和戰爭結束的日子推測,她提著這個手提箱走進集中營的時候,應該還是個十來歲的孩子。那麼,後來呢?漢娜活下來了沒有?

史子也無從回答。她只是向「小翅膀」的孩子們發誓,她一定盡最大努力,去瞭解漢娜的情況。史子給奧斯威辛的浩劫博物館去信。他們回信說,他們不清楚漢娜的情況。史子再寫信給以色列的浩劫博物館,他們回答說,從來沒有聽到過漢娜的名字,但是建議史子去美國華盛頓的浩劫博物館詢問。可是,美國的回信也說不知道。就在她幾近絕望的時候,奧斯威辛博物館又來了一封簡訊,信中說,他們找到一份名單,顯示漢娜是從特萊西恩施塔特(Theresienstadt)轉送過來的。其他的情況,他們也不清楚了。

特萊津在哪裡?

那是2000年的3月。雖然這只是一條簡短的線索,史子還是感到很興奮。這畢竟是她手裡惟一的堅實信息。她開始尋找資料,閱讀她能找到的、有關特萊西恩施塔特的所有文字。這個她原本不熟悉的地名,漸漸從迷霧中清晰起來。原來,那是納粹給一個捷克小鎮起的名字。它原來叫特萊津(Terexin),是一個可愛的小鎮,鎮上有兩個古堡,始建於19世紀,用來囚禁軍事和政治罪犯。它被居住在那裡的捷克人建設得十分漂亮可愛。納粹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後,把整個小鎮用圍牆圈住,士兵看守,把它變成了猶太人的集中居住區(ghetto)。原先住了五千居民的小鎮,擁擠地塞滿了被迫離家的猶太人。「二戰」期間,曾經有十四萬猶太人在這裡住過,其中包括一萬五千名猶太兒童。漢娜就是其中一個。

隨著閱讀的深入,史子對這個集中居住區有了更深入的瞭解。她讀到許多發生在那裡的可怕的事情,讀到住在那裡的猶太人幾乎都和漢娜一樣,後來向東轉送到更為可怕的地方,如奧斯威辛這樣的死亡營。但是她也讀到,所謂的集中居住區(ghetto)是比集中營寬鬆一些的猶太人集中生活的方式。他們在這個被圈住、被士兵把守的小鎮裡面,有一定的活動自由。同時,在特萊西恩施塔特被圈住的猶太人中間,有許多著名的學者和藝術家。他們利用一切機會,給居住在那裡的猶太孩子教授各種課程,不僅讓孩子學到知識,還借藝術給孩子們作心理疏導。他們教音樂,還教孩子們畫畫。最後史子讀到,在特萊津,居然有四千五百張猶太孩子在囚居時期的畫作,被奇蹟般地保存下來。看到這裡,史子的心怦怦直跳:也許,那裡也有漢娜的畫?她抑制住自己的激動,給特萊津集中居住區博物館,寫了一封信。

漢娜的五張繪畫圖片

幾個星期之後,2000年的4月,一個大信封從今天的捷克共和國抵達東京。特萊津博物館回答說,他們不知道漢娜的經歷。可是在當年的營地裡,確實偷藏了大量猶太兒童在囚禁中的畫作。其中許多作品正在捷克首都布拉格的猶太博物館展出。從信封裡,她抽出了五張照片。史子簡直無法相信自己的眼睛。一眼就可以看出,那是孩子的畫。一張是彩色的花園,還有四張是鉛筆或碳筆畫。每張畫的右上角,都寫著:漢娜·布蘭迪。


漢娜唯一的一張彩色圖畫

這個夏天,史子精心組織的展覽《孩子眼睛裡的浩劫》終於展出。作為一個民間小博物館的小型展出,吸引的觀眾數量,已經比她想像的要多得多。而且,來的還有成年人,展覽應該說是成功的。其中最吸引觀眾的,就是漢娜的手提箱和她的畫。大家看了當然都會問,漢娜是個什麼樣的孩子?她長得什麼樣?後來究竟發生了什麼呢?史子無法回答這些問題。她又給特萊津博物館去信詢問,他們回信說,他們只有這些畫,卻並不知道畫畫的孩子的故事。

親自前往特萊津博物館

特萊津、特萊津,這個名字,一直在史子的腦子裡徘徊。她知道,這是惟一可能揭開漢娜手提箱之謎的地方。她決定親自去一趟。可是捷克在千里之外,她沒有這筆旅費。到了7月份,機會終於來了。她受邀參加在英國的會議。從英國去捷克,就不那麼遠了。2000年7月11日早上,史子終於抵達特萊津鎮。可是,她當晚必須趕回布拉格,回日本的飛機是在第二天清晨,她的時間有限。不幸的是,她疏忽了,沒有事先打電話和博物館預約。直到到了博物館門口,她才發現那裡沒有人。原來那天恰巧是當地的一個節日,博物館不開門。

史子萬分沮喪地坐在博物館的大廳裡。正不知如何是好,她忽然聽到遠處的某個辦公室發出一個聲音,她循聲而去,果然發現有個辦公室裡有人。這個意外地待在辦公室而沒有回家過節的女士叫露德米拉。遠道而來的日本女子的決心感動了她,她想儘可能為史子找出漢娜的線索。她按照索引從九萬個曾被關押在這裡、又轉去東方的猶太人名單中,找出了漢娜·布蘭迪的姓名和生日。史子仔細查看這張名單。她發現在漢娜的名字上面,就是另一個同姓的名字喬治·布蘭迪。他會不會是漢娜的家人?露德米拉判斷那是可能的,他比漢娜只大三歲,很可能是她的哥哥。而納粹做的名單經常把一家人列在一起。

小漢娜還有一個哥哥?

史子還發現,名單上的姓名旁大多有一個折鉤的記號。她追問這個記號是什麼意思?露德米拉遲疑了一下回答說,有折鉤的,都沒能倖存下來。史子看了一下漢娜的名字,有一個折鉤,也就是說,她和囚禁在特萊津的一萬五千名兒童中的大多數一樣,熬過了這裡的日子,卻沒能在奧斯威辛活下來。對史子,這不是太大的意外。但是確認漢娜的死亡,她還是很難過。她定定神,繼續查看名單。這時她發現,在喬治·布蘭迪的名字旁,沒有這個死亡折鉤。

漢娜可能有個哥哥,她的哥哥可能還活著!史子央求露德米拉找出喬治的更多消息。可是露德米拉在這樣一個地方工作,她經歷過更多的失望,就不那麼樂觀。她是有道理的,戰爭結束已經五十五年了。喬治可能已經改了名字,可能遠離家鄉無人知曉,也可能在這些年裡去世了。可是,她還是盡最大努力幫助尋找。她抽出另一份納粹留下的名單,那是喬治在特萊津囚禁期間住的那棟房子的排鋪位名單。由於擁擠,一個墊子兩個人睡。露德米拉對史子說,她知道,那個和喬治合睡的人科特·庫圖克,他還活著,就住在布拉格。

趕回布拉格博物館

時間已經很緊張了。史子必須再趕回布拉格猶太人博物館,打聽科特·庫圖克的消息。史子趕到那裡,已經鄰近閉館了。她找到一個叫米蓋拉·哈耶克的女士。在尋找漢娜那些繪畫的時候,米蓋拉就幫了很多忙。這次,真是幸運。史子一說出科特·庫圖克的名字,米蓋拉馬上說,我知道他,我會幫你找到他。她打了一連串的電話,最後找到了庫圖克先生的秘書。今天的科特·庫圖克,是一個藝術史學者。他要坐當晚的飛機出國,秘書擋駕說,他連接電話的時間都沒有。在米蓋拉的堅持下,提著行李的庫圖克先生,天黑後匆匆趕到只亮著一盞燈的博物館。「我當然沒有忘記那個時候的難友」,他說,「而且,我們到現在還是朋友,喬治·布蘭迪,他今天住在加拿大的多倫多」。

多倫多漢娜的哥哥

2000年8月,七十二歲的布蘭迪先生收到了一封來自日本的信。他打開信,「親愛的布蘭迪先生,……請原諒我的信可能給您帶來傷害,提起您對過去艱難經歷的回憶……」他一陣眩暈。從信封裡他抽出幾張照片,那是小漢娜的畫,還有一張照片,那是漢娜的手提箱。

一個月後,史子望眼欲穿的回信終於從多倫多來到東京。她在辦公室打開信封,止不住激動地叫起來,大家湧進辦公室,想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史子喃喃地說:「那是個多美麗的女孩」,她手裡是漢娜的照片,她開始哭起來——她終於喚出了漢娜,一個活生生的捷克女孩。


猶太小姑娘漢娜

猶太小姑娘漢娜的真實故事

上世紀三十年代,漢娜一家生活在捷克斯洛伐克中部,一個叫諾弗·麥斯托(NoveMesto)的美麗小鎮。漢娜和哥哥是鎮上僅有的猶太孩子。可是,他們和其他孩子一起上學,有許多朋友,過得很快樂。他們的父母熱愛藝術,為謀生開著一家小商店。他們很忙,卻盡量抽出時間和孩子在一起,那是一個非常溫暖的家。


三十年代,漢娜、喬治和父母、祖父母在他們的小商店前

1938年,漢娜七歲那年,開始感覺周圍的氣氛變得不安。父母背著他們,在夜晚從收音機裡收聽來自德國的壞消息。在那裡新上臺的納粹在迫害猶太人。接著,隨著德國局部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迫害猶太人的壞消息也在逼近。1939年3月15日,德軍佔領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整個國土。漢娜一家的生活永遠地被改變了。


四歲的小漢娜和七歲的哥哥喬治


小漢娜兄妹和媽媽在一起

漢娜一家和所有的猶太人一樣,先是必須申報所有的財產。後來,他們不得進入電影院,不得進入任何運動或娛樂場所。接著漢娜兄妹失去了所有的朋友。1941年,漢娜要開始讀三年級的時候,猶太孩子被禁止上學。漢娜傷心的是:我永遠也當不成教師了。那曾經是她最大的夢想。


親密的小兄妹

漢娜的父母盡量寬慰孩子,可是他們知道,事情要嚴重得多。那年3月,蓋世太保命令漢娜的母親去報到,她離開孩子,再也沒有回來。漢娜生日的時候,媽媽從被關押的地方,寄來了特別的生日禮物,那是用省下的麵包做成的心形項鏈。


兄妹兩在一本打開的圖畫書前

父親獨自照料他們,有一天,他帶回幾個黃色六角星的標記,他不得不告訴自己的孩子,只要他們出門,就必須戴上這個羞辱的標記。漢娜兄妹更不願意出門了。可是家裡也並不安全。秋天,外面傳來一陣粗暴的砸門聲,他們的父親也被納粹抓走了。留下漢娜十歲,喬治十三歲。他們被好心的姑夫領到自己家裡。姑夫不是猶太人,可收養猶太孩子是件危險的事情。他給了這兩個孩子最後一段家庭溫暖。


兄妹倆最後的合影

1942年5月,漢娜十一歲,喬治十四歲,納粹一紙通知,限令他們報到。隨後,他們被送入了特萊西恩施塔特猶太人集中居住區。

臨走前,漢娜從床底下拖出一隻褐色的手提箱,就是引出這個故事的手提箱。漢娜和哥哥提著各自的箱子,先坐火車,又吃力地步行幾公里,從火車站走到特萊西恩施塔特集中居住區。就在門口登記的時候,納粹士兵在這個箱蓋上寫下了漢娜的姓名和出生年月,因為沒有父母隨行,就冷冷地加上一行註釋:「孤兒」。

在特萊西恩施塔特,漢娜被迫和哥哥分開居住,但他們還能夠找機會見面。在居住區的三年裡,漢娜和哥哥看到他們年老的外祖母也從布拉格被抓來,又很快在惡劣的生活條件下死去。1944年秋天,納粹德國已經接近崩潰。他們開始加速將居住區的猶太人向死亡營轉送。先是喬治被送走。十三歲的漢娜突然失去相依為命的哥哥,這隻手提箱,成了她和家庭最後的一點聯繫。終於,漢娜也接到了被轉送的通知。她行裝簡單,只有那只箱子。裡面是她的幾件衣服,她自己畫的最喜歡的一張畫,還有居住區小朋友送給她的一本故事書。她什麼也沒有了,只剩下一線希望:也許,能在前方追上她的哥哥喬治;也許,還能在那裡和爸爸媽媽團聚。她這麼想著,提起了她的手提箱。

1944年10月23日深夜,漢娜和許多猶太人,在一陣陣恐怖的吆喝聲中,從火車上跌跌撞撞地下到一個站臺。在探照燈的強光下,他們幾乎睜不開自己的眼睛。漢娜和一些女孩立即被帶走,荷槍的士兵大聲命令:把箱子留在站台上!

驚恐萬狀的漢娜鬆手了。她的手提箱,落在堅硬冰冷的站台上。

就在那個漆黑的夜晚,她們從火車站臺,直接被送進毒氣室。漢娜甚至還來不及知道:她已經追上了心愛的哥哥,喬治正關押在這裡;她也找到了爸爸和媽媽,

1942年漢娜的父母卡瑞爾和瑪柯塔,也在這裡被殺害。

這是波蘭,這裡,就是奧斯威辛集中營。

漢娜的哥哥來到東京

在2001年3月的東京,史子和她的孩子們終於盼來了漢娜的哥哥喬治·布蘭迪,他還帶來了自己的女兒,十七歲的拉拉·漢娜。在半個多世紀後的日本,他重新見到了妹妹漢娜的特殊遺物:那隻手提箱。他伏下頭,傷心地哭了。可是,幾分鐘後,他恢復了平靜。他覺得,妹妹漢娜的願望終於實現了。她終於成為一個教師,教育了那麼多的孩子。喬治,漢娜的哥哥,作為一個浩劫倖存者,他戰後的經歷,也在對今天的日本孩子表達著什麼。他告訴他們,這麼多年,他去過很多地方,他始終帶著他最為珍貴的家庭相冊,那是姑姑、姑夫為他保存下來的。1951年,他移民加拿大,有了幸福的家庭。他成功地重建了自己的生活。他告訴大家,他最值得自豪的,是他雖然經歷一切,卻能夠讓自己的生活往前走。


漢娜的手提箱、漢娜的哥哥喬治布蘭迪、史子老師。

喬治告訴日本的孩子,對他來說,他從苦難經歷中得到的最重要的價值是:寬容、尊重和同情。他相信,這也是漢娜要告訴大家的。

也許,能夠將極端負面的教訓,轉化為正面的生活價值。這也是值得我們借鑒的。

附言:至2003年5月,史子組織的巡迴展覽在日本的六個地方展出,參觀者超過六萬人

被寫成書的經過

製作這個錄音節目的加拿大電臺的凱倫·蕾文女士,後來在這個節目的基礎上,寫成了一本書《漢娜的手提箱》。當我發現這本書的閱讀對象是九至十二歲的孩子時,我相當驚訝。她顯然和史子有著一樣的想法:從孩子開始,就應該接觸人類歷史的一些負面教訓,甚至包括悲慘和苦難的具體實例,並以此為開端,學會對差異的寬容與和平。當孩子們同情漢娜的遭遇時,會問為什麼;會記住,僅僅因為她是猶太人,僅僅因為她出生在一個和別人不一樣的家庭,就遭到迫害,那是不應該的、不公平的。

我之所以對這本書的對象是兒童感到驚訝,那是因為我雖然不懂兒童心理學,但憑著本能,我覺得讓孩子以如此方式直面悲慘人生,似乎太早了。雖然在閱讀中,我感覺凱倫·蕾文在進行寫作時非常小心,她也儘可能地在避免過度的刺激。我還是有些困惑,覺得這樣的教育必須非常謹慎。我希望有更多的兒童心理學家研究這樣的課題。保持兒童的心理健康,應該勝過其他一切考量。

這使我想到,在一些有過負面經歷的國家,對兒童甚至對青少年的歷史教育,其實是一個很困難的課題。我想,在日本,出現一些民間機構關注兒童的浩劫教育,用心良苦。他們到遙遠的國家去借用歷史資料,而不直接使用同時期日軍侵略的資料,是有他們的考慮的。作為幼小的孩子,要直接面對自己的民族、國家、前輩製造醜惡和悲劇的現實,這樣的衝擊會帶來太大的心理困擾。故事遙遠一些,道理還在,卻避免了複雜的困擾過早引入兒童期。等到孩子們長大了,他們在童年故事的基礎上,可以再進一步理解自己國家發生過的事情。

人類歷史有大量的負面經驗,即使是在和平時期,每個國家也都有大量負面的現實。人們需要歷史的傳承,汲取歷史的教訓,需要面對現實。而與此同時,作為兒童和青少年教育,又要警惕大規模的心理傷害。悲和憤等等感情,是正義感的基礎,可是一旦過度,很容易走向極端,產生對理性的擯斥。歷史教育的目的,是帶來一個健康的社會,讓新的一代有幸福的生活、健康的心態,他們應該是幽默、睿智、快樂、自尊、富有想像力的一代,而不是一代悲壯的憤怒青年。否則,這個社會出問題的可能不是更少,而是更多。

附錄:故事的由來

六十多年前,日本和德國、義大利形成所謂軸心國,從事擴張和侵略,釀成了一場世界性的災難。在亞洲,日本的軍國主義和侵略歷史,成為許多國家刻骨銘心的慘痛記憶。日本軍國主義是否會復活,幾十年來成為亞洲國家一個經久不息的話題。

我有個好朋友長期居住在日本。她在中國出生和長大,自然地會站在祖國的立場上,特別關心日本政治中的相關動態。

例如,日本在戰後由美國人幫助制定的憲法中,規定了日本不得擁有軍隊,更不得派兵出國。可是,戰爭過去已經將近六十年。和德國一樣,日本躍躍欲試,試圖向世界證明,他們已經可以回到國際社會,實行「國家正常化」,也就是和其他國家一樣擁有軍隊,一樣派兵參與國際維和之類的軍事行動。作為一個國家,出門不再矮一頭。

一個國家曾經走上造成世界災難的錯誤道路,並不意味著它就千秋萬代不得翻身,它當然可能改變,改變之後也應該被接受,這是常識。德國就已經基本走出「二戰」陰影,在政治上被國際社會所接受。不僅德國軍隊參加了國際維和行動,而且,已經有德國士兵犧牲在維護和平的戰場上。

可是在日本,它的右翼勢力在民間和政界都很活躍,總使得它的周邊國家對它無法放心。同樣一個「國家正常化」,在德國已經過關,在日本,卻每當小有舉措,都要引發日本國內外的重大質疑。我的這位朋友,就是質疑者中的一個。在她看來,受日本戰爭教育的那批人,其中有一些已經淪為政治動物,雖日薄西山,卻有強烈的參政意識。他們在政壇仍然是不可忽視的力量。她對這些右翼充滿警惕。

我們在聊著這些話題。我於是問:你生活在那裡,根據你的經驗你是否覺得,假如今天日本修憲成功,明天日本軍隊很容易就會衝出去侵略呢?她卻毫不遲疑就回答:那當然不會。為什麼呢?我追問。今天的日本年輕人對政治沒興趣,不會積極去政壇表達自己。可是他們也不再是六十年前軍國主義教育下的戰爭機器人。他們怎麼可能被你一叫就去當「皇軍」。

朋友的回答很有意思。一個國家,就跟一個人一樣。外部的影響雖然在起著作用,可是根本的改變和立住自己,還必須依靠內在的變化。在日本這樣一個有著侵略歷史的國家,普通的孩子們在某種意義上,竟然可能超越政治家,創造一個國家新的未來。因此,日本的教育有時會成為政治話題,例如大家熟悉的修改歷史教科書事件,和日本教育廳決定在學校增設「愛國教育」課程。

就在和朋友聊天的那天下午,我開車去商店採購。到了商店門口,我轉進泊車位,卻沒有照例在給車熄火的同時關掉收音機。車裡的空調早已失靈,我搖下車窗,就在美國南方八月的陽光下,我留在座位上,直到聽完一個專題節目。這個節目恰好和我們聊的話題有點關係。在節目主持人有限的穿插下,兩名事件主角講述著一個跨越半個地球和半個世紀的真實故事。他們一個是住在東方的日本年輕女子、一個是住在西方的加拿大老人,在共同呼喚一個永遠年輕的姓名,那是六十多年前生活在東歐的一個小女孩——漢娜·布蘭迪。

註:《漢娜的手提箱》已被翻譯成幾十種文字,成為一本世界暢銷書,還被改編拍攝成電影《InsideHana’ssuitcase》。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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