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九自由潮 (中)(組圖)

7，北大三角地5發布會·16新聞

「五·四」，我只在北京逗留了一天，作為「八九民運」的參與者，是在我第三次進京後。五月十五晚，「美國之音」傳來了三千學生絕食的消息。我關上收音機、關上書櫥、關上琴蓋、關上燈、關上窗戶關上門，關住平靜的日子奔北京而去。

仍是滿世界找不著鄭義。似乎全北京的人都在街上。我騎一輛自行車東拐西拐，繞道廣場，竟仍進不去。再回到電影金雞獎評選會址的遼寧飯店，時已黃昏。鄭義回來了，正對那份《五·一六聲明》作最後的潤色。這份文件表達的是中國知識人對當時政治時局的態度，蘇曉康（報告文學家，河殤總撰稿恩）起草未果，鄭義重新起草，標題採納政治學所所長嚴家其建議，徵集簽名有北師大教授、河殤撰稿人之一的王魯湘的心血，數百份列印量則是在老鬼家裡完成的。鄭義告訴我，明天在北大三角地召開這個聲明的新聞發布會。將這份最後潤色的聲明遞給我，他說，「我們一起去。」

圖6：學運初起時的北大三角地一角。

我們一起。這使我這個外省的小人物有機會直接參與到這偉大的歷史運動中，而不是僅僅充當一個熱心的激動不已的旁觀者。儘管這些參與行動比起洶湧的民主潮流來微不可見，但它們對於我個人來說，意義重大。

我為「八九民運」做的第一件事，是給「五·一六聲明」新聞發布會挂會標、貼聲明並請人用毛筆代我在貼出的聲明上簽名（我滿手漿糊，顧不過來），然後坐在觀眾席出席這個會。

三角地那日快撐破了。地面、報欄頂、各樓層窗戶裡甚至樹上擠滿了人。一些「罷課！」的字幅乾脆利落地從高樓層窗戶杵出來，格外醒目。

五·一六聲明，鄭義說中國知識界前輩、泰斗基本都簽了名。但是前來參加新聞發布會的不是很多。有社科院歷史所研究員，著名的走向未來叢書主編包遵信、人稱「陀爺」的北京知名文學評論家李陀、王魯湘、北大作家班班長陳建祖、著名作家老鬼、北大研究生王超華、北大學生及天安門絕食團指揮部負責人熊焱等。其中包遵信、王魯湘六四後被捕，審訊期間與我一同關在北京潮白河招待所，後轉移到昌平縣賓館。而王超華和熊焰的名字則不久後都出現被通緝的21名學生領袖名單上。

關於那個會，除裡三層、外三層的人，印象最深刻的是最後：
始終嚴格控制時間，控制發言人數的主持人李陀看看表說：「現在，還可以再提最後一個問題。」

一位記者很慶幸最後的提問機會給了她，她問：學運前景如何？政府事後抓你們入獄怎麼辦？

李陀往身後站成一排的知識界代表看看，把話筒給了鄭義。鄭義說了一串話，我只記住了最後一句：「不抓我，我當然繼續爬格子，干本行；抓了我……」，這時，全場人眼睜睜看他怎麼說，他反抗？申辯？低頭認罪？大義凜然？他卻說：「咱哥們兒在裡邊好好練氣功。」

散會後，一行人先是在作家班，後在未名湖畔討論問題。
誰繼續徵集「聲明」的簽名？
誰負責與海外聯繫盡快見報？
眼下知識界還能做什麼？
形勢！形勢會朝什麼方向發展？……
最後的憂慮集中在一個十分具體的問題：如何防止明天全市大遊行時可能出現的混亂局面和暴力行為？因為據說明天的遊行路線會經過王府井一帶繁華商業區。「誰說的明天全市大遊行？」有人問。立即有人回答：「這還有疑問嗎？現在的情況是，任何一個人，只要在北京市內的任何一個地方，貼一張小小的字條，說明天全市大遊行，明天就游啦！」

於是善良的人們認為，如果出現那種混亂與暴力事件，政府就會籍故干涉阻止遊行，學潮就會受挫；而只要維持好秩序，保持和平姿態，當局就不可能也沒辦法對百萬人民實施恐怖與鎮壓。

和平乃學潮取得成果的第一先決條件。但果真如此，也是十分可笑的——一群教授、學者、作家們，頂多也不超過二十幾個吧，避開外人，坐在未名湖畔，嚴肅地討論避免在這個擁有一干多萬人口的城市全市大遊行中發生混亂與暴力的問題。這些人除了一腔憂國憂民之情外，一無所有，卻仍然爭得面紅耳赤，好像人人都手握生殺大權，可以力敵千軍。

「口號。明天的口號要規定一下，不能太過激。」
「應該寫出一些標語牌，請協助維護秩序一類的，放在各路口。」
「放在？不行，早讓人拿跑了，寫上別的扛著遊行去了！那時候，誰都嫌自己手裡空，恨不得扛著天安門城樓子滿街游。」
「讓學生們舉著也行。」
「不行，學生舉也不行，誰聽啊？」
「那我們去。」
「我們？我們是誰？誰認識？比方你吧，就你那一班學生認識。」
「哎，對了，咱們每人把名字寫成布條，拴在腦袋上，還不成？就像老鬼，寫得大大的，挎在身上，連舉牌，帶解釋。」
「算啦！更亂啦！一看是老鬼，《血色黃昏》！都圍著看，不走啦！一解擇，以為你講演，更不走啦！熱鬧就來啦！」
「咳，先不討論這問題，先說，標語牌上寫什麼口號？」
「維護治安，人人有責。」
「商業區，免行。」
「通俗點，禁止通行，哎，你快記。」
「我正記呢。還有，快說呀。」
「提高警惕，防止混亂。」
「嚴禁打、砸、搶。」
「哎喲，不行，文化大革命用語，不太好。」

夕陽西下，微風習習。未名湖石舫綠水清波間，一群讀書、講書、寫書的專家在用不很溫和的態度討論明日如何溫和得了的問題，一個他們認為至關重要卻力所難及的問題。

余暉落盡，明日將臨。彼此說，「盡力而為吧」。「我今晚去廣場找找學生頭，讓糾察隊想想辦法。」「我這就去弄紙，一會兒找人寫牌子。」「我看能否通知別的人想想別的途徑。」「反正明天不能亂了。」「對啦！不能亂。」「不能。」

各奔西東，分頭努力去了。

8，天安門民主村

為了搶時間，我和鄭義忍痛坐了一輛出租車趕到廣場。

學生們真是給警察欺侮出來。靜坐地、絕食圈，由糾察隊不分晝夜地守著。出入口處，進去要出示學生證、教師工作證。學生教師外，一律憑高自聯簽發的通行證。通行證不隨便發，只發給高自聯認可的有關人員。

一張通行證，我和鄭義兩個人，幾次試圖矇混過關，都失敗了。結果只好鄭義自己進去。去了大半天，出來時笑盈盈說：轉來轉去轉得快暈過去時，找著了柴玲，柴玲已安排各院校糾察隊明天在大遊行時維護治安了。說著，從兜裡掏出一張紙，一張新弄來的特別通行證，說：「你是我媳婦，我走了個後門，請原諒。」

有了通行證，我和鄭義就守住了絕食團廣播站。不僅因為這裡的三千絕食學生牽住了我們幾乎全部情感，而且因為這裡曾一度成為八九民運的信息中心。

廣播站每天都收到來自四面八方的社會各階層、團體、單位以至個人或集體簽名的聲明、宣言、請願書、抗議書、公開信、建議書、聲援書、號召書等各種文件；外省各地的聲援電報則「雪片一樣飛來」，這些電報有的發往北大等各高校，有的乾脆徑發「天安門廣場絕食團」，由好心的電報局郵遞員親自送來。廣播站裡，臨時招聘的學生記者們負責蒐集並撰寫新聞，報導，專題。沒有多久，就用不著記者了。各路消息，通過各種渠道，如同那些大量的物資一樣，源源不斷地、暢行無阻地向廣播站彙集而來。一個人只要蹲在廣播站內，不用走動，便可知道北京乃至全國各地有關民主運動的各類最新消息。

在廣播站駐守的數個不眠日夜，使我有幸通過廣播站瞭解到天安門廣場這個「八九民運」中心的內部運作機制。

不知從什麼時候起，天安門廣場成了一個以北京高校學生和來自全國各地近四百所高校學生為主體的民主愛國村。在高自聯（北京高等學校自治聯合會）統帥下，村裡設立了各種機構：

宣傳機構：廣播，報刊與傳單的編製、印刷與發行、演講團。

後勤保障機構：來自四面八方的物資接收與發放（這些物資包括大衣、棉被、大客車、帳蓬、醫藥衛生用品、廣播通訊器材、食物、資金等等）。

治安機構：以糾察隊的形式，為廣場靜坐絕食圈、長安街交通、遊行隊伍及沿線商業區維持秩序，為在廣場及各公眾場所召開的記者招待會、新聞發布會、演講會維持秩序，後來到軍隊屠城時，維護撤退秩序，勸阻憤怒的百姓對坦克車、軍車還擊。

聯絡機構：與全國乃至海外聲援團體保持聯繫，與首都各界有影響的人物和單位保持聯繫。

財政機構：負責管理資金的分配、使用和儲備等等。

圖7：1989年春天，中國的天安門廣場是自由的海洋，國人尊嚴的象徵。網路圖片。

所有機構都設置在廣場上，機構內部的管理制度也迅速地建立起來了。儘管仍有局部的混亂和大量不協調，這個民主愛國村畢竟神奇地誕生，各機構迅速地運轉，其工作效率之高，足以令任何一個共產黨官僚機構自慚形穢。

9.天安門廣播站

廣播站最初的職能很單純，編播槁件，通知開會而已。但絕食延續一兩天後，它的指揮協調作用，便不可遐免地顯示出來，廣播站實際上成了廣場近四百所全國各地高校學生以及救護人員、清潔人員、糾察人員、靜坐圈外保護學生的社會各界人士共同構成的民主運動協調中心。從這裡，可以窺一斑而知全貌。

……人民大會堂門前的糾察隊告急：人手太少，擋不住沖大會堂的群眾了，能不能想辦法從什麼地方再調一些來？

……紅十字會要求立即廣播衛生注意事項：第一，絕食的同學不能繼續絕水了；第二，不能拒吃防感冒防中暑的藥；第三，所有的學生必須記住保留自己用過的軟塑料口杯，最好不要亂拿亂用；第四，吃東西前一定要用酒精棉球擦手……什麼？播過了？再播一遍。反覆播，現在播什麼也沒有播這個重要，可以穿插在各類廣播稿中播嘛！萬一傳染病大面積流行，後果不堪設想……

對不起，打擾一下，外地來的一些高校聲援團到達廣場後進不了靜坐圈，找不到聯絡點，領不著後勤物資，好幾個小時啦！他們連自己一塊來的人都相互找不著了！能不能廣播一下，幫著找找……

哎——同學，北大糾察後援隊來了，往哪調？問誰去？哪兒？

……怎麼回事！通行證都收回去了！說今天下午發新的，怎麼還不發？我們自己人都堵在外面進不來了！什麼？發過啦？天！補發行不行？不行？找誰？這麼大廣場上哪找！再說，上哪也得有通行證啊……求求你們啦！

讓我見見我的孩子。您孩子？哪學校的？上海的？不在這兒。我孩子說他一定要來的，要來絕食的，他打電報來了，就前幾天。可是他沒回家呀！大娘，要不您上新華門那邊看看？那兒也有絕食學生。我們這兒全是北京的……。

……現在請注意，現在請注意，我是張伯笠，絕食的同學一律聽我指揮：從南向北，從南向北，依次，依次行動，沿糾察隊為你們隔開的通道，開始向大客車撤離，雷雨就要來了，請帶好防雨用具，請你們相互攙扶一下。

……現在廣播緊急通知，緊急通知：各高校負責人請立即派一名代表到紀念牌東北角燈柱下集合。

……啞了吧？行了，你歇會兒。你吃了點沒有？怎麼你沒吃？你也絕了？開玩笑！你還想不想在這兒廣播了？廣播，就得吃東西！要麼你也上大客車躺著去！去！去去！不去不去！我不去！……

廣播站協調廣場運作的方方面面，自己內部的工作卻不僅忙，而且亂。最初缺少固定工作人員，而它卻必須一天二十四小時不停地運轉：隨時有重要消息要播報，有重大行動要指揮，來自四面八方的信息要及時要消化、整理、編寫，很多本應由高自聯指揮部處理的事宜常被轉移到這裡……

圖8，天安門廣播站一角。圖片來自華夏文摘

這裡永遠缺乏人手，在這裡盡過義務的有博士、教授、作家、詩人、學者，而最常堅守崗位的是在校大學生。他們由於晝夜工作而導致過度疲勞；由於各類信息不斷轟炸而導致接受機能遲鈍；由於每隔一分鐘至幾分鍾就有絕食學生暈倒，警笛、呼喚、跑步、搶救的緊張氣氛導致感覺器官麻木。在不斷的強刺激面前，麻木是人體的一種自我保護機制。但由於體力的衰竭，許多人並不能很好的控制自己，而是處於某種非倥制狀態：對周圍的事物要麼視而不見，充耳不聞，表現冷漠，要麼聽了、看了，急躁、焦慮、憂鬱萬分，難以自製。

這種狀況和天安門廣場外圍聲援的人們的狀況相去甚遠。可以說，那些日子裡，在廣場上日以繼夜地工作過的人，無一不是在這種狀況下走過來的。控制好自己的神經，保持冷靜的頭腦，這不僅是意志和毅力的問題，也是一個體力和生理的問題。

10, 絕食風暴

不知怎麼一來，我在廣播站就脫不開身了。先是順手幫忙編編稿件，寫寫廣播稿。後來人們嗓子都啞了時，我幫著廣播。再後來，學生頭和實際決策人不在時，還要處理種種事務性的工作。

那幾日我也像機器人一樣地不停運轉，而今回憶起曾經歷過的一個個具體、生動的場面和細節，竟生出一種遲到的感慨：

白髮蒼蒼的老教授在諾大廣場繞了好些圈，終於找到這兒。他要親自用麥克風對絕食學生講兩句話：「就講兩句」！他淚光閃閃，「我知道你們忙，我只講兩句，不講我不放心啊，只有兩句，」他伸出兩個指頭，顫顫地，幾乎哀求了。就講了：「復食吧，同學們！不要對這個政府再抱任何希望了！生命是自己的，留著，日後國家要靠你們呀……」

一位不知怎麼進入靜坐圈卻不能繼續進入絕食圈的婦女，竟身在圈外，將頭伸進了圈裡，從圈外側廣播站的棚壁縫伸進來，就那麼躬著身，卡著脖子，受刑一般長久地請求著，她要用一下話筒：「我寫來了稿件，托糾察同學送來了。送來了沒有？你們沒播。我在廣場等了整整一天，沒聽見你們播。對，我知道你們稿件多，我不能耽誤你們，只兩分鐘，求求你們！我就這麼一個心願。一天啦，我沒回家，鑰匙全在我這兒，一家人都進不去。給我兩分鐘，說完我就走。」勉強給了她話筒，她控制不住大聲哭了，泣不成聲：「吃一點！你們要！不為別的，為了你們的父母！孩子們啊，我們理解你們，理解！不，不要再，怎麼都行，就是不能餓肚子，餓出病……。」這位善良的婦女立即受到嚴厲斥責：「小聲點你！怎麼能這樣？！你看看現在幾點了？深夜兩點半！他們在休息，好不容易安靜這麼一會兒，你走！別說了！他們再不能受任何刺激了！你知道不知道？走！」這位婦女一楞，立刻變成了一個驚慌失措的小學生：「啊！這樣！我不知道。對不起，對不起！讓他們休息，好好休息。我錯了！我不講了！我不該！對不起，原諒我，請原諒……」她哽噎著，自動還回話筒，「可憐的孩子！我真該死……」。她像是負罪似地，虔誠地懺悔著，一聲柔似一聲地叨咕著，把頭髮篷亂的腦袋從棚壁縫縮回去，走了。

圖8-2：北京工人聲援學生。攝於1989年5月18日，選自《獻給自由》。

絕食的學生令人焦慮，北京市民都打起橫幅上街了，包括老太太、小孩子、殘疾人。有些場面感人肺腑：

自行車綁在平板車前做動力，平板車上邊放著全家最大的鍋、最大的杓、最大的碗。車前面小夥子蹬，車後面老太太推，車上七八歲的小孩子稚嫩的小手扶住搖搖晃晃的鍋、碗、杓。車中間插著一個大紙牌，牌子上寫著一個字，歪歪斜斜：「水」，或「粥」。頂著日月，不分晝夜，去往廣場。

圈外的老百姓做到了他們最好的。只是他們無從知曉，絕食幾天以後的人，先是神經恍惚，脆弱易激動，再是神智不清、半昏迷，再後來就會休克。他們需要絕對安靜的環境。有那麼一兩次，絕食的學生搖搖晃晃掙紮了來，請求說：「能不能少念緊急通知一類的東西？非念不可，能不能念得慢一點？輕一點？能不能放一兩段優美、抒情的音樂？有時候能不能不廣播？我們想睡一會兒。」

某報一位記者闖了來，找不到學生頭，有人把她指給我。她問我：能否向學生領袖建議，讓學生們停止絕食？不為別的。這個政府根本不是人民政府！根本不會理睬學生們的請願。這樣做是徒勞無益的！我對她搖搖頭，我告訴她，她講的道理是道理，事實卻是：學生領袖也作不了絕食學生的主。為什麼？她不解。我將幾天來瞭解到的情況介紹給她：

現在的絕食行動不像最初那麼單純了，不僅僅是和平請願的一種方式了。學生們實際上把堅持絕食當成了維護自己尊嚴的手段。跪請之後，政府不理，已大大傷害了學生們的自尊心。現在絕食了，一天，兩天，三天，四天過去了，竟仍被政府無視和置之不理．學生們不僅感到失望、傷心，而且感到屈辱，感到自己作為人，沒有尊嚴。絕食固然只是一種手段，但絕食者是有主體意識的人而非工具。他們現在堅持絕食的目的，已經由外在地要求政府平等對話，轉變為要求內在的人格平等與尊嚴。要求政府承認他們作為人的存在。他們甚至不再關心聲援、遊行、講演，他們不需要以軀體的自殘換取社會的同情，只需要以這種自殘表示他們作為主體的、有尊嚴的存在。他們甚至連大客車都不肯上，懷疑有人利用雷雨來破壞絕食，所以把輪胎紮了。有的同學幾番要自焚，表示對政府輕視自己存在的憤怒。任何一個微小的退讓都讓他們感到人格的被無視。只要有一個人不復食，全體就都不復食。

圖9：學生絕食抗議第5天，絕食團一角。選自《獻給自由》

女記者擦了淚，握住我的手，不住點頭：懂。我懂了，是不能勸的了。我們沒有付出，我們沒有資格。

她使勁握住我的手，久久，才說，我走了。拜託了。她拜託我什麼？我不知道，也許是願我能負上她的那份愛心和學生們共度難關吧。

劉再復先生來到廣播站，他受著名書法家範曾先生委託，要將兩萬元人民幣捐給廣場的學生們。他問我，這錢交到哪裡？急匆匆跑去交了錢，又轉回來，親自報告了這消息。他說：「同學們，你們為了民主為了自由，付出得太多太多了！人民不會忘記你們！歷史不會忘記你們！我們知識界和你們站在一起！向你們學習！請你們多保重……」

一位著名的氣功大師來到廣播拈，二話不說，要求通過廣播，指揮絕食的學生們接收氣功，以補充體力，維持生命。她對著話筒扼要地講了入靜的方式：你們不須動，任何姿勢都行，心平氣靜，注意力集中……然後，她向散佈於廣場各處的氣功專家們發令：好了，我的弟子們注意，現在，開始發功。

不知有多少同學能夠進入氣功狀態，但沒有一個人阻攔這位風塵僕僕的氣功大師。

11，暴風眼中的平靜

絕食第五天，我計算了一下，平均每五十杪鐘就有一輛救護車呼嘯著開出絕食圈。這就是說，平均五十秒，昏倒一位絕食者。

圖10：絕食第6天，平均每50秒一名絕食學生陷入昏迷。一些學生堅決拒絕入院，醫護人員把設備搬到了現場。選自《獻給自由》

為了確保體力越來越衰竭的絕食同學們休息，廣播站每天凌晨一時至六時強行停播五小時。除非特殊重大情況，任何人不得動用播音設備。

一輪浩月當天垂挂，繁星閃閃，夜空深邃而寂寥。民主海潮裡這片牽動億萬人心肺的中心地帶格外安詳。旗子在銀白色的撫慰中柔柔地飄。塑料軟杯中的花束出神地開放，朦朧中，一點憔悴，幾多芬芳，萬種憂慮，無限悵惘。

有許多故事。一定有許多故事，曾經發生，正在發生……當他們吃完最後的一餐，毅然走向廣場的時候。只是我們不知道，只望見他們靜靜地一路走來，手拉著手，肩靠著肩。曾有那麼一對年輕學生在廣場燦爛的陽光裡，舉行了結婚儀式，把這偉大時刻的光輝注入自己純好的情懷。類似這些故事，當面臨絕食的瞬間該有怎樣的演化？又該怎樣地動人！帳篷裡，大衣下蓋著他們年輕、衰弱的軀體，也蓋著他們的故事。在這一個又一個的夜晚和白晝，時時刻刻牽動歷史，又分分秒秒寂靜無聲。

當黎明的曙色染透最後一層夜幕時，我打開錄放機，擴音器，讓德沃夏克《新世界交響曲》的主題緩緩點燃這一片晨曦。音樂裡，我辨認著稿紙上自己凌亂的字跡，開播：「太陽又一次從東方緩緩升起，黎明的曙光又一次照耀在這片神聖的土地，今天，是公元一九八九年五月十八日。我們的絕食請願已經進入了第五天了。」接下來，我報告了絕食現場簡況。暈倒學生的百分比，表述了命在旦夕的學生們默默期待的心情。最後我說，「無論事態如何發展，我們堅信，民主自由之光終會如每天黎明的曙光一樣，真實地照臨東方這片歷經滄桑的古老的土地。民眾不會忘記一九八九年五月的這些日日夜夜，歷史將永遠記載這一代青年學生為中國民主事業所付出的代價，所作出的貢獻。」

新世界交響曲的主題變奏出一種深遠的輝煌。

一個絕食的學生，用蒼枯的手搖了搖我，又搖了搖，說，請把剛才播的再播一遍吧。

為什麼？我問他。他說，就是想再聽一遍。於是又重播一遍。

另一個絕食的學生又跑來說，請再播一遍吧。我揚起手中一大摞稿件對他解釋，我不能總播開播詞而不開播呀。他卻說，就一遍，我們想錄下來。

那天的開播詞一連播了三次。

次日凌晨，廣播站播報了一條突如其來的壓倒一切的重要新聞。人們興奮地將這條新聞當作喜訊來收聽，全然不知這喜訊本身便是厄運的徵兆。人們不知道，厄運早在這條新聞產生之前已無可挽回。

那天開播的頭條重要新聞是：趙紫陽、李鵬到廣場大客車上看望絕食的學生了。趙紫陽流淚了。而李鵬一邊問話，一邊不等學生答話就走下了車。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