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九自由潮 (下)(組圖)

12,戒嚴消息

十九日下午，日頭留下滿廣場的乾燥和高溫，獨自個偏西而去。一位糾察隊學生領著一位高個子公民氣喘吁吁找到廣播站。

「這誰負責？」糾察隊學生問。
有人習慣性地指指我。
我不負責。但左右看看，也只有我了。
「什麼事？」我問。
「請您出來一下。」

我出去，和糾察及公民一道站在燥熱之中，躲避開廣播棚裡的其他人。

糾察對我說；「這人沒有通行證。但非要求進來，說有緊急事。我就領著他來了。」
我轉頭看公民。那汗涔涔的面孔寫滿了嚴峻和焦慮。
「我要找高自聯的頭。我有重要情況和他們談，現在。」
「他們正開會。我能替你轉達嗎？」
「事情十分重要，我必須親自見他們。請你……」，公民看了一眼糾察，「請你相信我。」公民眉頭緊鎖，用眼睛將我抓牢。

這就是說，這位沒有身份證明的陌生人，闖進來要親自面見學生頭。打斷學生領袖們的會議尚在其次，要是「秋後算賬，一網打盡」，用這辦法先來偵察一下倒也方便。

「我根據什麼相信你呢，」我問，我也不由得皺緊了眉頭。
「我，如果說了我的身份，請替我保密。」公民說完看了一眼糾察。
糾察鄭重地對我說：「我可把這人交給你了」。說完，先走了。

公民立即告訴了我其真實身份，出示了證明他身份的東西，繼續說：「你領我去，就在一邊等著我，如果我的話不對，學生領袖不相信，我由你怎麼處置。」公民的腳在地上不停地動，似乎一秒鐘也安靜不下來。我更相信這人臉上寫出的東西。那焦灼，那忍耐，非到嚴重地步，寫不出來。

立即領公民去了。

彎下腰，我指了指公共汽車那一邊車輪旁蹲著的一圈腳，我說：「你去吧。」

我沒等他回來，廣播站離不開人。而且，連日來，人人都說自己帶來的消息重要。

圖11：司機們開來了公共汽車為廣場學生遮風擋雨。攝於1989年5月22日，選自《獻給自由》。

十分鐘以後，高自聯學生領袖及其他一些開會的人回來了。氣氛頓時有些異樣。

鄭義從稿件堆裡找出我來，說：我們要立刻離開。政府已經調集軍隊了，今晚要實行北京全城戒嚴。趙紫陽已經下臺了。一會要宣布停止絕食，並召開新聞發布會。

我問他，為什麼我們要在這種時候離去？

他說，我們留下來不僅會使事情複雜化，給政府抓住把柄，也會給學生帶來心理負擔。我們撤，於我們方便，於他們也方便。

我問：學生會服從命令，停止絕食嗎？

他說，只有搶在戒嚴前停止絕食，才有可能避免今晚的戒嚴變成現實。只有停止絕食，政府戒嚴才沒有藉口。只有避免戒嚴，學運才能向前發展。事關民主運動全局，相信學生們會以全局為重。

13，知識份子聯絡站

離開暴風眼般的漩渦中心廣播站，我們匆匆來到廣場東北角的勞動人民文化宮門前。

這裡幾天以來一直是「知識份子聯絡站」所在地。寫有這字樣的這塊橫幅像粘合劑一樣聚攏起首都新聞界、文學界、學術界的知識份子們。無論白晝，認識的或不認識的，熟悉的或陌生的人們，以此地為中心，散兵游勇般來來去去。白天赤日炎炎，帶水來；夜晚涼風習習，帶大衣來。夜深了，大衣連鋪成片，東倒西歪打個盹。挺不住了，回家蒙頭睡一大覺又轉來。戒嚴以前，人們在這裡陪學生熬，觀察事態發展，分析時局變化。戒嚴以後，人們仍在這裡陪著學生，等待大兵進城。

李陀們正在那裡。聽說即將戒嚴的消息，當即決定撤下「知識份子聯絡站」那橫幅。

不知哪位買了西瓜、汽水、盒飯。大家邊吃邊喝。

我沒心情，有一種被出賣的感覺。躲開人群，逕自推開文化宮虛掩的大門，在大樹下坐了一會兒，不覺落下淚來：先是要民主；退而求其次，要廉政；再退而求其次，要仁政。仁政也還是過於理想化了。不是這樣的嗎？最初要求為胡耀邦平反，為八七年的「資產階級自由化」平反，要求開放報禁、新聞自由，要求中央與學生平等對話，老人幫不肯退讓，學生們便淡化了自己的民主要求，要求加強廉政建設，清除腐敗現象，要求給這次的學運平反，要求承認它是愛國民主運動而不是什麼「動亂」，到了現在，要繼續退，要立即停止絕食，以求不戒嚴，保住天安門這塊和平靜坐的場地。當時尚不知，還要退，退到無路可走。民運人士正式提出的最後一個要求是——當然早已來不及寫在橫幅上了——不要開搶打學生，讓他們安全地撤離廣場。

實際上，民主訴求一直在政府的高壓下步步退卻。即便如此，還是血濺長安道。只是為了我們站了起來，爭取我們作人的權力，許多人倒在槍口下。

擦乾了淚，像模像樣地從文化官出來，看見人們從容地談和吃，突然反省到自己是否由於三、四天沒合眼，而變得神經脆弱，容易激動？周圍的一切都朦蒙隴朧，恍恍惚惚，彷彿一個遙遠而又清晰的夢。有人讓我吃西瓜。瓜很熱，很熱很熱。我突然忍不住對人們說：「我覺得我們都被欺騙了！」

人們驟然沉默。繼而有誰狠砸了一下桌子，又有人憤怒地罵了一句。心想，是了，不是我錯亂了，確是被出賣被欺騙了！前日李鵬不是還說學生們「善良的願望、良好的想像、愛國的熱情……」嗎？昨天他不是還探望絕食學生，問「你多大了」嗎？轉臉去，便調集軍隊，重兵壓城了！莫非還要再出現一個「三·一八慘案」嗎？莫非還要製造一個「血寫的事實墨寫的謊言」嗎？

我問鄭義。

他回答他們不敢。停一停，他望著人山人海的廣場，又說，他們怎麼敢？

我想也是。

14，戒嚴失敗，緊張升級

回住所，將數日的睏倦與疲勞一古腦兒睡了去。次日起身便出門。門沒出，先聽見門廳的電視裡播放國務院戒嚴令和北京市政府通告。

——學生們停止絕食並對新聞界發布此消息的緊急措施根本未奏效！

然而招待所附近立交橋上聚集的人群，比平日更加議論紛紛：軍隊沒進來，在通往北京的各主要路口，讓咱老百姓給堵住了！往市中心去，人海汪洋，廣場依舊，到處不見戎裝軍人。

——當局調兵遺將，頒布戒嚴的措施也未奏效。

形成了一種僵持、對峙的局面。軍隊對百姓，武裝開進受阻那一方的反應，無從知曉，赤手空拳這一方則議論紛紛，炸了鍋似地。大清早，全城到處傳說一個消息：軍人荷槍實彈，全副武裝！架著機關鎗！還有坦克！東直門方向（？）開來了一輛從未見過的怪物：軍綠色，全封閉，形狀有點像火車運輸油料的悶罐，但顯然不是。

圖12：5月21日，民眾在豐臺地區阻止了約兩百輛向北京推進的軍車。攝於1989年5月21日。選自《獻給自由》

「是什麼？」
「不知道。」
「那像什麼？」
「就是這玩藝兒。」回答的人從兜裡掏出一張剛沖洗出來的照片。果然是綠色的長圓型的一個龐然大物。
「是不是毒氣裝置？」
「難說！」
「嚇！他們真敢干呀！打日本時候也沒這麼著哇！」
「哼！共產黨就沒當真打過日本！您以為！」
「打咱老百姓倒是不用怕，咱們手裡又沒傢伙兒，一打一個準兒。」
「您當他們真敢打呀？左不過催淚瓦斯橡皮彈，嚇唬嚇唬唄！」
「嚇唬？嚇唬用得了那麼多兵？大卡車一輛接一輛，排得看不見尾？」
「媽的！他們敢來，咱也玩兒了！」
「您拿什麼玩兒？拿命？！」
「膽小的回家睡覺去！咱不能眼瞅著學生受欺侮。丫挺的良心讓狗吃了！武警公安還不夠！還調正規軍！」

15，《告全市人民書》：「保衛天安門！」

安全起見，絕食的學生們再次轉移到大客車上了。

絕食團指揮部也轉移到一輛中型客車上了。

李陀一把沒攔住，鄭義上了中型客車。軍隊隨時可能進城，他一上去，我不放心，也跟了上去，硬是把他勸下來了。

我再次來到廣播站，連續幫忙，這地方已經不能沒有我。不一會兒鄭義卻將我從廣播站叫走，說是指揮車要上長安街號召群眾堵軍車、保衛天安門廣場，要我去廣播。於是我和鄭義，以及外高聯一名女學生、一名管播音器材的男生一起，成了這輛中型客車上的主角。糾察隊員一次次上車攆人，一直攆到除司保安的糾察隊員和司機及我們，再無「多餘」者。

上街宣傳群眾，是鄭義的主意，學生領袖李祿便將這車暫交鄭義指揮。

這叫「赤膊上陣」。

當街上成千上萬的人們簇擁著這輛挂有「絕食團指揮部廣播車」標誌的中型轎車，在大街上緩慢行進時，誰也不會想到，在遮了布帘的車上有一個四十多歲的作家在指揮。他不僅決定行車路線，而且以飛快的速度撰寫廣播稿，言辭簡短，極富號召力。這是鄭義不同於其他知識份子的地方，他簡直沒有什麼書生氣，組織和操作能力卻極強。在大軍壓城的危機時刻宣傳民眾，以保衛天安門廣場和學生性命安危，這對於他來說，是自然而然的事，並不需要多大的思想調整和心理準備。他原本就不僅是書房的「產物」。

車從天安門前上路，沿西長安街向西到西單，再向南到宣武門，再向東經前門到前門東大街，再經崇文門、東單繞回廣場。

一出廣場，便引來了大批騎自行車尾隨而行的民眾。廣播稿每念一句，便會引起熱烈的反響；每結束一次，便會響起爆竹般的掌聲。

打開車窗探頭張望，就會聽見下邊群眾的回答：

「放心吧，同學！有我們呢！」
「我們這就去——」
「決不讓他們欺侮你們」。

像車下伸出手去，就會被許多手握住；

張開嘴提要求——我說：「誰有鋼筆？車上沒有寫字筆了。」立即有幾支手舉著筆從不同的窗口遞上來。

「有了，謝謝您！」
「拿去吧，備用！」

有人敲車門。開了門，端上來的是一大紙箱飲料：「天兒熱，你們渴，放著喝。」

我從來沒見過根本不認識的人之間這樣情同手足、心連心，這樣相互信任、支持、愛。

我總是禁不住熱淚盈眶。

廣播車不能停。一停，便人山人海聚上來。

廣播也不能停。一停，下邊就喊：「同學，再念一遍。」

一遍、一遍、又一遍。「李鵬必敗！」掌聲如雷。「人民必勝！」歡呼聲震天。

車到前門東大街北京市公安局門口，鄭義說：「停在這兒，播！」

播的是鄭義草就的《告全市人民書》：「……違反憲法，私令戒嚴，數十萬軍隊包圍北京，使用現代化武器對付手無寸鐵的民眾，這是一場反黨、反改革、反人民的反革命軍事政變。……在這個危機時刻，一切工人、農民、市民、知識份子必須團結起來，保衛民主運動的成果，保衛天安門廣場，保衛人民首都北京……。」

那座公安局的大樓，靜靜地，戳在廣播車周圍幾千張面孔前。後來我受審時聽說，這些日子裡，北京公安局政保處的人們整天整夜不回家，駐守辦公室，天天吃速食麵，從樓上的窗戶裡往下看。想必他們一定記得戒嚴的那一天，有這麼一個廣播車，示威似地停在他們大門口，不僅宣傳群眾，也宣傳他們吧？他們作何感想？他們肯定不知道，就在這輛車裡，有一個後來令他們追捕了三年而未追捕到的通緝犯；他們也肯定沒想到，車上那個嗓音低沉的女播音員，將被他們以另一項罪行收容九個月，卻自始至終未暴露這段播音的「反革命宣傳煽動」的經歷。

車上那個管器材的男同學煞是忙。他要忙著給我和另一個女生遞飲料，又要忙著鼓搗不聽使喚的錄音機，還要把總往下掉的窗簾往上挂——學生們不願讓鄭義這個「長著鬍子的人」暴露。

我的嗓音由於幾天幾夜不睡覺並連續播言已經啞得差不多了。我很吃力，他便越發地急。將那錄音機折騰了幾遍也沒折騰好。好容易折騰好了，可以錄下來以放磁帶代播音了，車已經開回廣場了。

他抬頭向窗外望望，眨眨眼，便歉意萬分地又出了一頭汗。

「明天還可以用呢，」我啞著嗓子，用很親切的女低音安慰他。

他便擦了汗，低頭抱赧地笑笑，又出一頭。

16，赤手空拳，嚴陣以待

頒布戒嚴令之初，每天黃昏都傳說同一個消息：今晚大兵要進來了。

他們是鋼鐵，我們是血肉，要進，什麼時候都能進來。

不過最可能的時間是夜間，後半夜。戒嚴令下達前天，我撤除廣播站，在知識份子聯絡中心，聽見張承志（著名作家，早期小說有《騎手為什麼歌唱母親》、《北方的河》、《黑駿馬》等）坐在金水橋欄杆上，描述當年「四·五」事件官方清場時他的親身經驗：後半夜時分，廣場華燈突然熄滅，一片黑暗中，人們慌亂起來。藉著慌亂，高音喇叭突然宣布要即刻清場，命令人們限時離開。接下來，就來了武警和公安。

帝國皇城北京人有政治經驗。這一次，他們幾乎一夜之間心腸變軟，膽子變大，勇氣十足！所以，白天，偌大廣場擁滿人群，找不到小憩之地，入夜則更加擁擠。不少人專撿天黑了之後，甚至前半夜過去之後來，人們想以血肉之軀抵擋鋼鐵和子彈。

圖13：工人隊伍開往廣場，聲援學生抵制戒嚴。攝於1989年5月21日。選自《獻給自由》

歷史博物館前的台階上，整整齊齊坐了北京老百姓，一直坐到深夜，坐到黎明。他們每人發了毛巾、口罩。這是他們唯一的防禦工具。此外，他們在一位指揮者的指揮下唱《國際歌》、《國歌》（義勇軍進行曲）、《團結就是力量》。這是表達他們意志的心聲。有同學告訴大家，一旦博物館裡出來軍隊，應該如何如何對付。這時我才恍然大悟：這裡的老百姓原來是準備好堵博物館中埋伏的軍人的，他們是自願前來保衛廣場和學生的義務人員。

地鐵出口處黑壓壓坐成一大片的，則是組織起來的學生。人們擔心在地面被堵截的軍人會從地下突然湧出來。戒嚴令頒布之後，地鐵對公眾運輸停止，出入口的鐵門已經上了鎖。鄭義想出一個主意：將鎖眼用火柴棍堵死，這樣裡面的軍人上來之前，在開鎖時會費去更多的時間。他翻過人群，先去觀察鎖，卻發現鎖眼早已被堵住了。

人們是那樣警覺，以至於任何一個人的任何一句悄聲警告，都會導致呼啦啦站起一大片，最後全部站起，面朝地下通道，人牆般砌在地鐵門口、窗口。我、鄭義、老木，我們三人那一夜在廣場巡遊時，剛走到地鐵口，就發生了這般緊張萬分的一幕。學生們呼啦啦站起來，屏氣等了許久，黑洞洞的通道裡卻沒有動靜。

「怎麼回事？你？你看見啦？」
「誰？我？」

兩個同學在悄聲對話：「你剛才不是說，‘來了’！」

「我？……嗯呀！可能是我！我剛才夢見地鐵停啦！裡面全是綠的，嘿嘿！對不起！」

17，便衣軍人混進城

戒嚴令頒布近百小時了，仍是一紙空文。軍車在所有通往北京市的路口都被老百姓堵住了。有的一天天、一米米地往前蹭；有的原地不動；有的則後退十幾米、幾十米、幾百米；有的乾脆調頭開走了。

人們在市區的大街小巷卻有了新發現：一些便衣軍人，正散隊向天安門廣場進發。這些人比職業或業餘特務有著更為呆板的表情。

天安門廣場東側樹下就有過那麼一個。他千辛萬苦地到位了，也許正等他的戰友們。人們圍住了他，告訴他所謂「反革命動亂」的真相。

可是最後的結果，不是人們使他瞭解了真相，而是他使人們哭笑不得——

「咳！那大兵蹲在樹下，一圈人圍著他想讓他醒過夢兒來。他楞是聽不懂普通話！您說，他幹嘛來啦？」

「幹嘛？不懂才來的！懂了，全明白了，沒準兒不來了呢，指揮不靈了呢。」

「還好些呢！路都不認識。傻乎乎地還問吶：天安門在哪裡？您這怎麼說的！」

「胡同裡也有！不敢走大路，走小路，串胡同，拐來拐去，自己也繞糊塗了。就問，這是哪裡？離廣場多遠？穿著軍褲，口音不對，一眼就讓我給認出來了。我說，你問這幹嘛？他就支支唔唔。我就領丫上家喝茶，休息。給他講這是怎麼怎麼個事兒！讓他回去。他說，我明白了。可是我還得上指定地點集合，不然返回去怎麼交待？他說，你放心，我不開槍，實在不行，我往天上放。也好，讓他們進城見識見識，受受教育，明白點兒事理兒，別傻冒似的指哪兒打哪兒，這是北京，不是越南，怎麼著？在老山打著打著，槍口一轉，打回自己個兒家來啦？」

「操！新兵蛋子！老子們在越南戰場上的時候還不打越南女兵呢！這回他們倒想得開了，連快餓死的學生都要打！」

「當兵的嘛，他服從命令不是？」

「丫挺的！讓他打他媽他也打？也服從？」

「咳！說那個！大字兒不識幾個，又不讓看報紙，也不讓聽廣播，什麼都不讓您知道，他以為他媽變成人家媽了呢！再給您來個戰前動員，說你是保衛首都！保衛安定團結大好形勢！說他媽的祖國需要你！首都人民盼望你！黨考驗你！立功受獎的時刻到啦！您說您不打？是您您也打了！」

圖14：戒嚴令宣布次日，當局派直升機飛臨廣場。攝於1989年5月21日。選自《獻給自由》

什麼新鮮事都有。作家朋友徐星（成名作《無主題變奏》，1995年被法國《觀察家》評選為全世界240位傑出小說家之一）當過傘兵，他告訴我，他在人群中發現了一個穿傘兵服的可疑人。一問，此人果然是趁夜色被空投下來的。任務是偵察瞭解廣場情況。這人最後被說服了，來到學生中，坦白了自己的身份和來的方法與目的。

除了不擇手段地往城裡混人，也不擇手段地往城裡運武器。人們一度在開往廣場方向的車輛中，發現了裝在麻袋裡的槍支、彈藥。這些車，有些是大轎車，有些是帶蓬卡車，有些，據車上司機謊稱，是往城裡送蔬菜的。

18，新聞快訊

天天喊「狼來了」，狼卻遲遲沒有來。等狼的那些天裡，我在絕食團廣播站的義務工作被一項更重要的工作所取代，這便是在中國社科院政治學所「印製反革命宣傳品」——參與編輯一份由首都新聞界、文化界、知識界聯合主辦的小報：《新聞快訊》。這份報紙的背景極其簡單：一些對學潮略作正面報導的報紙，因趙紫陽的下臺而被迫停止繼續報導，人們感到需要這樣的一份報紙，以便將學運的情況、時局的發展、知識份子的心聲真實地報導出來。這份報紙實際上是官方壓制「新聞自由」的產物，是「新聞要講真話」這一原則的實踐：官方不敢講真話，我們自己講。所以，當包遵信先生在社科院政治學所會議上，建議辦一份這樣的報紙時，立即得到了所有在場者的一致擁護。報紙第二天就出了第一期。以後每天一期，我們設立了「簡訊」、「報導」、「海外動態」、「外電摘登」、「新聞綜述」、「時事評論」、「時局分析」等攔目。

我非常慶幸在波瀾壯闊的民主運動中，找到了一個適合於自己的角落。因此，當鄭義希望我陪他去廣場轉一轉時，當趙瑜說「你幹這干哈？沒意思」時，我始終全力以赴地在這裡堅守著，並不斷地克服大遊行，看堵軍車等等誘惑（詳情請見祭文「未完成的涅槃·痛憶包遵信」）。

19，北京槍聲

鄭義的身體越來越差。帶來的藥已吃光了、錢也花沒了，人民文學那個招待所快住不成了，再拖下去，恐怕連回太原的車費也不足了。另一方面，廣場連日旗多人少，曠日持久的靜坐消耗了大部分人的體力，總也沒來的「狼」使諸多人的鬥志消耗在日復一日的緊張中。

我斷定，老人幫要使這場史無前例的民主潮不了了之。其辦法就是黔驢技窮之後的「拖」：我就是不理你們，看你能怎麼著？

另一個情況令我憂心忡忡：不只一個朋友打電話或親自勸說鄭義及早隱避，「黑名單上有你！別傻了！」拖垮了民運再秋後算賬？

我勸鄭義先回家。他不。除非我同他一道走。

我走得很突然。走時，是五月二十六日。

回太原幾天以後，屠城的消息從北京傳來。每位在電話中述說血腥實況的朋友都泣不成聲。老鬼馬波則為我們描述了他親歷的屠城慘況：坦克從人身上碾過去，四個人，成了四張皮。……急紅眼的老百姓堵住一輛大轎車，用鋼筋棍去捅車窗下的軍人。一位拚命擺脫老鬼阻攔的青年人，朝老鬼怒吼：別攔我！為什麼光攔我？！我的朋友就是他們殺死的！剛剛！剛剛死在我懷裡呀！

「……餵，聽見了沒？現在槍聲還在響，你聽……。」老鬼驚魂未定，泣不成聲。

話筒裡傳來了北京的槍聲。

圖15：1989年6月4日，坦克強行開進北京市區，屠殺手無寸鐵、要求民主的民眾。遇難者屍體與自行車黏在一起。攝於989年6月4日。網路圖片。

那是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上午十時許。

紅色恐怖已經開始了。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