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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盛頓手記:耿瀟男命運揭示中國人權至暗時代降臨(上)

2020-10-28 05:24 作者:北明 桌面版 简体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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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2020年10月28日訊】中共建政七十多年來,中國人權被剝奪殆盡:沒有言論自由權,沒有集會結社權,沒有對人身安全與財產的絕對法律保護權,沒有國事知情權,沒有問責政府權,沒有參政議政權,沒有改選政府權,沒有平等法治權,沒有拒絕洗腦教育權。

此外,中國當局還直接霸佔人們的基本生存物資,侵犯人們基本生存權利,導致中國群體性的抗議事件連年翻番。

「據統計,中國大陸的群體性事件1993年是8,700起、1999年超過3.2萬起、2003年6萬起、2004年7.4萬起,到2005年8.7萬起(包括妨礙公務、聚眾擾亂社會秩序、聚眾鬥毆、滋事等),13年增加10倍(於建嶸「中國騷亂事件和管治危機,2007.10;中共公安部網站,2006.5;2005年中國社會藍皮書),平均每6分鐘就發生1起。而據中共國家統計局2007年12月公布的「2006年社會統計年度數據」顯示,2006年公安機關受理「擾亂單位秩序」、「擾亂公共場所秩序」、「滋事」、「阻礙執行職務」等4類案件有59萬9,392起,查處的亦達58萬3,180起,群體性事件發生的頻率呈現爆炸性的成長。「(註:引自中國大陸群性事件頻繁,步入「風險社會」參考資料/中華民國大陸委員會)

另有中國經濟學家何清漣指出,中國官方的統計數字表明2007年,群體性事件增長到10萬餘起(註:何清漣:2015年中國群體性事件的新特點/VOA:)。高得驚人,自2008年始,中國官方不再公布相關數據。不過據清華大學教授孫立平推算,2010年的群體性事件至少有18萬起。(《洛杉磯時報》:中國的群體性事件增多,政府不得不傾聽民眾的呼聲/RFA:)

三年之內,從10萬增長到18萬,平均每年增長超過2.6萬。這還是十年前的數據。

此後十年,尤其是習近平當政七年,中國人權狀況持續下降有目共睹。再此前提下,僅以每年2.6萬的增長速度為計,今年(2020年)群體性事件至少超過26萬起。平均每天發生730起。也有報導說,僅與環境污染有關的群體抗議事件,每天大約500起。(註:中國日均群體抗議500起/VOA)

中國的對內維穩經費額度,是另一個衡量中國社會風險的尺度。曾經有海外媒體分析報導認為:自2011年起,中國已經連續三年「維穩費用」超過軍費。中國當局使用「公共安全支出」描述「維穩經費」。以2013年為例,「2103年中央和地方預算草案報告顯示,中國國防預算支出為7201.68億元,比去年(即上年,2012年)增長10.7%。」而在中國財政部提交的名為《關於2012年中央和地方預算執行情況與2013年中央和地方預算草案的報告》的「公共安全」也就是「維穩」一欄顯示,「2013年預算數為7690.80億元」,增長10.8%。(註:解讀中國預算的「維穩費用」/BBC:)

2019年的報導顯示,中國維穩經費增長幅度,五年翻一倍,到2019年已接近14000億元人民幣(13879億元)這個數字依然超過了2019年連續增長到11900億元的軍費開支。(註:官媒:維穩經費五年翻番將近一萬四千億元/RFA:)維穩費用持續增加並常規性地超過軍費,從側面說明中國大陸人權被侵犯導致的社會矛盾衝突劇烈,強力壓制之下,反抗行動雖然無組織,依然勢不可擋。

三十年來,當局專權造成的嚴重社會不公、不義、不仁、不諧和,產生並凝聚了大量受害人構成的利益群體,如法輪功修煉群體、復員軍人待遇不公群體、假藥受害群體、強行拆遷群體、土地被侵佔群體、環境污染受害群體、投資受騙群體、有毒食品受害群體、豆腐渣校舍工程受害群體、官員私賣土地受害群體、強制計畫生育受害群體、下崗工人群體、農民工群體、冤假錯案群體、良心犯家屬群體等等不一而足。

自九十年代末起至今,中國還連綿不斷地產生著地域事件為軸心的難以數計的、規模從數百人、數千人到數萬人的各類大型抗議群體。(註:冰山一角:1976-2019年重要群體性事件統計/品蔥:)

在所有這些民眾抗議事件基礎上,自1976年四五運動以來,不算北京發生、席捲全國、幾十個城市跟進、數百萬人參加、與東歐社會主義陣營抗議浪潮同氣相求而震撼世界的1989年天安門民主運動,有明確政治訴求的民主運動和異議聲音一直持續到習近平時代。粗略統計並簡要描述,中國當局先後鎮壓了站在「我們人民」前列的、排排跟進、輪番抵抗奴役的六排各界政治、思想、文化、EGO、法律等各界精英群體和個人。

第一排:江浙人為首的中國民主派運動

「生為萬夫雄,死演革命史」,官方在對上述群體的抗議事件進行常規性打壓的前提下,還在連續不斷地鎮壓站在中國抵抗專制第一線、曾經公開組黨,四十年來長期頑強抵抗專制的江浙一代仁人義士,以至於將他們幾乎絞殺殆盡。(註:參見華盛頓手記/錢塘義士民運悲歌:「坐牢是我的工作」/RFA)

第二排: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為代表的中國異見精英

自1989年天安門聲勢浩博、影響深遠的民主運動被鎮壓後,中國以二十年時間的沉默,重新凝聚起了憲政改革的力量。這是第一排的江浙民主運動持續遭到鎮壓中,站在第二排的政治反對力量。他們大都參與了2008年著名的中國「零八憲章」最初的聯署活動。但是自2009年,這一力量開始遭到大規模整肅。

知名的被整肅者是劉曉波,他在零八憲章網上公布數小時後/就被拘留。劉曉波,是零八憲章的發起人和共同起草人,簽署活動主持人、中國溫和反對派代表人物。他不久釋放後,於2009年6月被正式逮捕、判處十一年有期徒刑。

曉波在服刑期間獲得了兩項國際獎,一是聲譽巨大的諾貝爾和平獎,使他成為達賴喇嘛之外,中國第一位也是迄今為止唯一一位這個獎項的獲得者。此外,他和零八憲章的簽署者們,還獲得了東歐抵抗專制同仁頒發的具有特別意義的獎:捷克總統哈維爾親自頒發的人與人(Homo Homini)人權獎。這使中國溫和的反對聲音一度受到極大鼓舞。

但是這一輪整肅除了劉曉波被重判,在303名「零八憲章」各界發起人和最早簽署人中,可以確認遭到傳喚、審問,反覆並被要求退出,並被刪除博客等整治的人,至少有70名。這導致中國這個極權帝國的版圖上,第二排公開表達不同意見的知識精英,開始逐漸噤聲。

第三排:緘默耕耘的異議知識人

習近平2013年底登基後,對此成果並不滿意,逮捕範圍開始擴展,囊括到第三排更加溫和的異議知識精英。他們中間有很多來自第二排,退居其次,而改變了自己表達方式。他們並無直接抵抗行為,不公開出聲,但是他們尚未沉默,審時度勢地打擦邊球,並在不直接觸及敏感現實的思想、文化領域,耕耘深冬的土地,埋下春天的種子。

這一時期裡,表達對奴役之不滿的方式嚴重縮小以至於無,只剩下了各類被鎮壓的政治事件紀念日,如八九民運六四祭日、趙紫陽祭日、胡耀邦先生祭日等這一極為有限的空間。但是在這一空間極為謹慎地表達哀思或反思,也不被容忍。2014年5月,當局相繼刑事拘留了北京郊區私宅中,於八九六四紀念日提前一個月聚會,閉門討論這一運動的幾位知識人:胡石根、高瑜、徐友漁、郝建、浦志強、吳斌、劉荻。罪名是「尋釁滋事」。

被拘者雖然不久釋放,這是一次成功的震懾。導致在中國每一個政治事件紀念日,想表達追思的人們必須極為小心謹慎,自我按奈,內心的憤懣和自發的紀念活動,擠壓為餐桌上的牢騷和平民化的宣泄。

到2014年初冬,已經有數百人權活動人士包括律師、作家、學者、記者被抓捕,人數之眾,超過以往數年。甚至北京的文化編輯徐曉女士也被帶走,中國大陸已經雷區遍佈,良知世界已經沒有人身安全,中國批評界至此基本鴉雀無聲。

第四排:獨立公民團體

直接或間接的文明政治訴求已壓制,中共當局沒有罷手。2014年,打擊目標同時對準的是中國獨立的公民團體。這是一支在界定模糊中摸索,在不斷變化的容忍範圍內,艱難生存的文明力量。

中共發布所謂「七不講」的意識形態領域通報,其中「公民社會不要講」列為第三。並將「小政府」、「大社會」和「公民社會」作為西方世界給中國設置的陷阱,必欲除之後快。當局對這支力量下手之際,這些獨立團體,如傳之行、立人圖書館等諸多並不涉獵政治敏感問題的機構,被強行關閉,很多負責人被捕、被判刑。據香港的「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披露,至少1500名持不同政見者、非政府組織成員、訪民、家庭教會成員、網際網路、大學和新聞機構人士被捕入獄。僅憲政學者、溫和的公民運動倡導者許志永的團隊,就有一百多人被抓,他本人則被判刑四年。

與之同時,當局出臺政策加緊對未判死刑的獨立機構的資金控制,海外資助則以陰謀論為由被切斷;境外非政府組織必須註冊並取得官方批准。(註:獨立NGO在中國遭遇寒冬/VOA:)據信,甚至一些臺灣赴大陸支援病區,災區的慈善團體和個體也遭到監控,抓捕或驅逐。

至此,中國羸弱的獨立的民間組織,作為站在中國政治異議群體之後的、第四排文明力量公民社會,遭遇嚴冬,重傷權力摧殘之中。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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