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凌：歸來者背後——文革犯人出獄記(下)(組圖)
電影《歸來》劇照
【看中國2014年05月22日訊】思想犯：重新打開思想翅翼
1979年，刑滿釋放的楊曦光走出湖南建新農場，這個聽起來很不錯的地名當然只是勞改犯人「艱辛」的諧音。楊曦光在「文革」中由於發表大字報《中國向何處去》觸怒中央「文革」和最高領袖，獲刑10年。出獄之後，這個頂著「反革命」帽子的名字當然不好再使用。他被迫使用乳名楊小凱，就是以後在中國經濟學界震鑠當今的名字。
楊小凱
作為一個「反革命」刑滿釋放犯，楊小凱被釋放後沒有工作。他在父親家閑居一年，此後受雇於湖南新華印刷二廠當校對工。1979年楊小凱報考中國社科院實習研究員，因思想犯歷史被拒絕。第二年他再次投考，終於在院長於光遠支持下被錄取，從此得到了重新踏入學術界的機會。
由於他的「反革命」案一直未平反，此後楊小凱的出國申請通不過，由總理委託劉道玉辦理才成行。出國後的楊小凱逐漸成為國際知名的數量經濟學家，被認為是「中國距離諾貝爾經濟學獎最近的人」。但不幸這一可能性未能變成現實，楊小凱在56歲的年齡去世，早年在勞改營裡的艱辛積累了身體欠賬。
作為思想犯，楊小凱「歸來」的歷程仍是幸運的。胡風和路翎走出高牆的時候，已經大部分喪失了才華和思想能力，以前的思想者光輝一去不回。他們費盡心力寫出來的晚年文稿，達不到基本的發表水平。他們由思想者變成了時代的化石。
底層思想犯的歸來更是歷盡輾轉。上海中學生劉文忠「文革」前夕因為和哥哥劉文輝投遞「反革命」傳單、批判「文革」和偉大領袖被捕，哥哥槍決，劉文忠在看守所和提籃橋監獄度過十餘年，「文革」結束後才平反獲釋。
回到社會卻不甘於工人身份的劉文忠，不顧小兒麻痺的身體短板下海，販打火機賣羊毛衫炒股票經營化妝品公司，終究賺得不菲身家，卻因意外在飛機上獲贈一本《古拉格群島》，痛哭流涕而放手生意，重拾亡兄遺志，出版囚徒回憶錄和劉文輝傳記，並遊歷東歐諸國寫作新海國圖志，思考社會道路，為反思歷史保留一手資料和提供個人視角。
思想犯歸來，是當代史中的一個特殊現象，尤其是「文革」之前或者中間產生的新一代思想犯，入獄時年紀尚輕，很多人熬過了刑期，等到了重新打開思想翅翼的日子。
在當下著名的歷史學者中，有好幾位在政治年代有著牢獄經歷，包括大名鼎鼎的楊奎松、瀋志華、王學泰諸位先生，這不能不說是當代思想史的一個獨特現象。楊奎松固屬短期入獄，王學泰和瀋志華則都數年坐牢，王學泰入獄之前已被打成「反動學生」勞改多年。瀋志華以「中央情報局間諜」罪名的入獄甚至是在「文革」結束後的「嚴打」風潮中。
王學泰出獄後任中學教師，以後致力於流民文化與中國社會研究，揭示了社會主義革命背後的「流民文化」本質，為當代史增添了新視角。2013年他的《監獄瑣記》出版。他的個人生活則極為儉樸，穿著中式布褂，和老伴一起居住在狹窄的家屬樓裡。
王學泰
瀋志華出獄後下海經商，多年打拼之後回歸學術界，以血汗巨資複製蘇聯解密檔案，為當代史研究提供獨一無二的資料庫，成為思想者「歸來」的奇蹟。
平民：無法歸來的局外人
上海市作家協會會員嚴祖佑的兒子是律師，近年代理了幾起特殊民事案件：一批當年的勞改勞教犯們期滿後留場就業，在「文革」結束後選擇回到上海，卻沒有工人身份，自己營生餬口，到退休年齡卻沒有工齡，無法退休拿社保，年過七十仍舊賣茶葉蛋開雜貨店度日。
這些人都是嚴祖佑介紹給兒子的當年獄友，他覺得自己不能不關心這些事。和因為思想犯罪幾度入獄的嚴祖佑不同，這些獄友都是普通人，在政治運動的年代裡由於所謂「耍流氓」或者打架鬥毆、小偷小摸入罪或勞動教養，從上海發配到市勞改局所屬的安徽白茅嶺和軍天湖勞改農場，期滿後又「留場就業」，成為「二勞改」、「二勞教」，卻只有少數人得到了農業工人身份，直到回上海那一天，都還是非囚徒又非工人的「勞動力」。
「文革」結束之初，公安部宣布釋放犯可回原籍的政策時，農場出臺政策，規定留下來者可得到農業工人戶口，選擇回城者只能自謀出路。很多人選擇回城，嚴祖佑也是其中一人，生活沒有難倒出身知識份子家庭、有文化的他，卻把他的那些普通獄友們打入了今後數十年社會最底層，淪為黃魚車伕、燕子店小販和臨時工。到了老年，他們由於當初的「原罪」，成為社保系統之外的「局外人」，驀然發現當初自己雖然回到了生身之地上海，國家卻沒有承認他們的「歸來」。
相比之下，那些當年選擇留在勞改農場的人似乎顯得「明智」了。嚴祖佑回軍天湖探望期間，看到當年的犯人宿舍已坍塌不存，周邊卻形成了龐大的「犯人村」，全是當年未返城的勞改勞教犯，以及他們的下一代。由於打工潮興起，這些犯人的下一代不願意屈居僻鄉，犯人小區裡居住的多數是空巢老人。聊起返城失業的獄友們，這些人對自己以終身代價獲得了一個「工人身份退休」待遇猶感慶幸。
嚴祖佑覺得這個「無法退休」的群體相當龐大，僅他接觸的獄友就有幾十位。比之於右派或者遭受迫害的老幹部，他們構成了一部沒有聲音的《人曲》。
「文革」結束後的平反冤假錯案，雖然聲勢浩大，主要對象仍舊是遭迫害的老幹部和右派知識份子，並未完全覆蓋底層形形色色的「反革命分子」，以及大量被上綱上線的普通犯人。
最近面世的作家徐星記錄片《罪行摘要》顯示，「文革」中浙江農村中十幾位被打成反革命的農民，幾乎沒有人被平反。「文革」之後，他們各自頂著帽子，在冷眼和恐懼下度過餘生，只有兩個人的妻子沒離婚，很多人打了一輩子光棍。時隔50年，他們說出最多的詞還是「妻離子散、家破人亡。」實際上，他們從戴上「反革命」帽子那天起，就一去不返。
記錄片《罪行摘要》劇照
幾年以前，在上海南市區的董家渡附近，一片拆遷的廢墟中，我見到過一位腰身弓得像蝦米的老人，像在一部電影的慢動作鏡頭中移過街頭，提著一個裝有兩個包子的小塑料袋，是他的午飯。
這位老人當年是紗廠的青年工人，在1957年公私合營引發的上海工潮中領頭，向公方幹部索要被剋扣的獎金，事後入獄，在囚牢和農場度過數十年。
直到「文革」結束後歸家，他已經蛻去了當初的任何青春痕跡，變得小心翼翼，充滿恐懼，卻又時常忍不住偷偷切齒咒罵。他一直單身，和同樣被勞教過一直單身的弟弟一起，住在被拆遷公司大錘敲破了樓頂、堆滿了垃圾雜物的老屋裡，每天到區圖書館看報紙打發時間，風濕病使得他的腰再也無法直起，只能像蝦米一樣前進。這個當年擁有青春、勇氣和技術的年輕工人，已經徹底在監獄和勞改農場被剝奪了任何的人生價值，剩下這個一無用處的軀殼，在大街上緩緩移過。
他沒有歸來，歸來的只是這個透明的影子，我甚至透過他的身體看到了廢墟圍牆上的大幅標語：堅決支持拆遷，配合世博會圓滿召開！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