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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餘年前寫的一段文字，我相信能代表某種主流史觀：「1840年是被史家定義為中國近代史肇始的一年，然而直至1860年之後洋務運動興起，中國近代化才蹣跚起步，坐失了二十年良機，其後的近代進程也是一波三折，令人扼腕。所謂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晚清近代化之命運，可以從更早的歷史淵源找尋其因由。」 現在回過頭來看這段文字，覺得是陳腔濫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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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過不少歷史著作，都在試圖從老早的歷史淵源去找尋中國近代化之所以受挫的遠因。蔣廷黻從通商與邦交史的角度，將中國近代契機的失落追溯到十八世紀末的乾隆朝，當年英國派遣馬戛爾尼使團來華洽商邦交與通商事宜，遭到乾隆拒絕，此為後來鴉片戰爭之遠因，和平交涉之路行之不通，英人便尋求武力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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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仁宇則由財稅史入手，認為明王朝內向的財稅制度已預設了近代化的技術障礙：明朝採取嚴格的中央集權，施政方針不著眼於提倡扶助先進的經濟，以增益全國財富，而是保護落後的經濟，以均衡的姿態維持王朝的安全。這種情形，在世界史實屬罕見，在中國歷史上也以明代為甚，而其始作俑者厥為明太祖朱元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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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部分學者相信十六世紀的晚明已經產生了「資本主義萌芽」（這個概念是不是很俗套？），如果沒有帝國主義的入侵和壓迫，中國也可以自發向近代過渡，但黃仁宇並不認同這一習見，明代政治既無組織商業之能力，亦不會容忍私人財富擴充至不易控制的地步，累及王朝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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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學家劉子健對「反近代」傳統的尋溯走得更遠，追溯到十二世紀南北宋的一場政治文化轉型。宋代出現了成熟的文官制度、繁榮的市民文化、穩定的市民階層以及發達的商業與手工業，還有紙幣，被美國漢學家描述為「近代初期」。然而，「近代後期並沒有接踵而來，甚至直到近代西方來臨之時也沒有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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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子健認為，一場南北宋之交的內向轉型，塑造了傳統中國與近代因素格格不入的歷史宿命。在十二世紀，中國文化「變得前所未有地容易懷舊和內省，態度溫和，語氣審慎，有時甚至是悲觀。一句話，北宋的特徵是外向的，而南宋卻在本質上趨向於內斂」。晚清對近代化的抗拒，是一個內向國家的自然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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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將「反近代」的傳統因素追溯到乾隆時代老大帝國的顢頇，還是從明代的內斂型財政、兩宋之際的內向轉型找尋原因，都暗藏著一個預設的判斷，即認為啟運中國近代化的動力源在西方，中國本身的傳統則抗拒這樣的近代化—西化。其實這就是費正清「衝擊—回應」論的變種。而我想說，這種看法需要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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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宋之際「內向轉型」論解釋不了南宋末年為什麼會出現繁華的自由經濟；明代內向財政論也解釋不了為什麼晚明的近代化發育。進而言之，「衝擊—回應」論忽視了中國社會自身的歷史演進動力。其實儒家士君子自有構建憲政秩序的動力與能力，它的成果體現在清末新政—辛亥革命—今日臺灣這一憲政演進脈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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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反問：清末憲政不正說明瞭沒有西方的衝擊就沒有憲政嗎？答：我沒有否認西學衝擊的作用，而是提出「衝擊-反應」論中認為中國傳統沒有憲政自覺、與憲政轉型格格不入的預設判斷需要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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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正清的「衝擊-回應」模型論，在分析晚清變革時，似乎很有解釋力。不過，如果我們將歷史時段拉得更長，比如將漢初自由經濟的萌芽納入視野，則有個問題可以提出來：一個文明體經過漫長發展，假如不是因為某種意外的力量橫生變故（比如出現一個漢武帝），能不能自發形成更符合人類自由天性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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拋開遙遠的歷史假設不談，看看晚清的歷史，我認為「衝擊-回應」論也未必能夠精準地解釋近代中國的憲政轉型。來自西方的「衝擊」當然存在，而且確實對當時的儒家士君子產生了強大刺激，就如明王朝由專制而覆滅的命運也曾給明末儒家造成震撼性的「衝擊」，從而引發三大儒對於皇權專制的深切反思，這樣的反思，乃是基於儒家自由傳統的積累與擴展。也就是說，近代中國的憲政轉型具有內生於傳統的驅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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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傳統社會中藏匿著三條很有可能發展出一個憲政框架的演進脈絡：1、宋儒為朋黨正名→明末士大夫「明目張膽」結黨→清末政治性黨社如雨後春筍般冒出；2、儒家虛君思想→明末王船山先生提出「虛君立憲」→清末立憲確立為新政目標；3、儒家的清議傳統→明末梨洲先生設想「學校議政」→清末設立資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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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學固然帶來了「衝擊」，乃至提供了憲政的鏡像，但儒家本身也有構建憲政秩序的動力、藍圖與經驗，晚清至民初的憲政轉型，既是開放的，也是內生的。而「衝擊—回應」模型假設中國傳統社會是一個停滯、缺乏內在驅動力的封閉型「死局」，將外來的西方「衝擊」當成近代社會變革的唯一動力源，這顯然是失之偏頗的。
看完那這篇文章覺得
排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