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百姓上訪和官方截訪(圖)

中國古代的集市和城牆城門。（圖片來源：公有領域，台灣故宮博物院）

北宋熙寧年間，天下各州正在雷厲風行地推行王安石的新法。這一日，主管河北路河防水利的中央特派員（制置河北河防水利）程昉，獲悉了一個消息——河北路幾個縣的老百姓「相率詣闕訴」，即結成團要到汴京上訪。原來，由於程昉在河北大興水利，許多農戶的「廬舍墳墓」都被水淹沒、毀壞了，還耽誤了秋季莊稼的耕種。有二百餘名農戶不肯忍氣吞聲，便決定進京告狀。

程昉聞訊大驚，急忙將幾個縣的縣令叫來：「你們是怎麼做工作的？怎麼讓一群刁民跑到京城上訪去了？還不趕緊派人給堵回來！」各縣不敢怠慢，立即派人截訪。截訪人員快馬加鞭，在半路截住了上訪團：「你們想上訪是吧？帶回去打一頓。」上訪團謊稱他們並非去上訪，而是想到京師的登聞鼓院送感謝信（謝表），程昉大人在河北修水利，這是便民工程哇，我們農民都很感謝他。

截訪人員一聽，也信以為真，說道：「好事好事。要不，感謝信還是我們來幫你們寫吧，你們寫的恐怕文理不通，送到朝廷會影響地方形象嘛，不如讓我們寫漂亮點。也不勞鄉親們跑一趟，我們馬快，叫兩個吏人送到京師登聞鼓院就行了。」就這樣，河北鄉親的上訪便很富戲劇性地流產了。京城的王安石看到登聞鼓院轉達的感謝信，也很高興，以為程昉在河北的工作做得非常出色，卻不知道程昉原來搞了截訪的把戲。

程昉的截訪很及時，但他的行為無疑違背了宋朝的立法精神。宋王朝在京師設立登聞鼓院、登聞檢院，目的之一便是想建立一條快捷、通暢的「民告官」制度渠道，讓受到冤屈或權力侵害的老百姓，有機會直訴於朝廷，獲得司法救濟。這登聞鼓院和登聞檢院有點像直訴法院，凡有訴狀，原則上都要直呈御前，再由皇帝委派官員審理，而不是退回給地方政府處理。

按照鼓、檢二院的受理程序，「諸人訴事先詣鼓院，如不受，詣檢院，又不受，即判狀付之，許邀車駕，如不給判狀，聽詣御史臺自陳。」意思是說，告狀人先到登聞鼓院遞狀，如果鼓院不受理，再到登聞檢院遞狀。如果檢院也不受理，必須出給書面意見（判狀）。告狀人可以拿著判狀攔駕告御狀。如果檢院不給判狀呢？可以到御史臺申訴。顯然，宋王朝希望通過周密的制度設計，給予民眾一種複合式的直訴機會。

宋代直訴法院的設計有沒有效果呢？我們可以舉一個例子來說明：宋哲宗紹聖年間，開封府大戶向氏想在自家祖墳附近修建一間慈雲寺。這向氏原來是向太后的娘家，非尋常家族。時任戶部尚書的蔡京欲巴結皇親，便圈了一大塊地給向氏，要求「四鄰田廬」趕快拆遷，讓給向氏修寺。被拆遷的人家不服，跑到開封府告狀。開封府法官范正平（范仲淹之孫）作出判決：「所拓（拆遷）皆民業，不可奪。」維護了被拆遷戶的利益。但被拆遷戶還是不滿意，「又撾鼓上訴」，告到登聞鼓院，最後蔡京「坐罰金二十斤」。

不過在北宋中前期，鼓院和檢院對訴狀的受理也有條件限制：「除官典犯贓、襖訛劫殺，灼然抑屈，州縣不治者方許詣登聞院。」即除非發生「官典犯贓、襖訛劫殺、灼然抑屈」這類大事，否則，必須一級一級上訴，如果直接就跑到鼓院告狀，那叫做「越訴」，類似於今日所說的「越級上訪」。鼓院通常是不會受理越訴的。

到了北宋後期，越訴的禁令逐漸鬆弛，南宋政府更是制訂了「越訴法」，以一系列法令「廣開越訴之門」。越訴案的出現，多數情況下都與當地政府官員的不法行為有關——如果官員守法，人民又何必越訴呢？人民之所以要越級上訪，往往就是因為當地官員徇私枉法、處理不公。因此，許多越訴案都屬於「民告官」性質，被告人便是官員。

那麼宋人在什麼情況下可以越訴呢？

一、官員枉法濫權的時候。如審案時，若法官「輒紊常憲法，置杖不如法，決罰多過數，傷肌膚，害欽恤政」，受害人可以越訴推勘官及行杖人。二、司法不公的時候。「民間詞訴，……苟情理大有屈抑，官司敢為容隱」，當事人可越訴。三、司法不合程序的時候。宋朝要求訴訟結案後，法院必須給兩造出具「斷由」，「如元官司不肯出給斷由，許令人戶徑詣上司陳理」。四、官府侵佔人民私產的時候。「官司佔田不還，許越訴」。五、官府橫徵暴斂的時候。徵稅時，「州縣於數外妄有科折，……以加耗為名，大秤斤兩，如有違戾，許民越訴」。六、官府有亂收費的時候。宋廷曾「累降指揮約束州縣，不得因公事輒科罰百姓錢物。（違者）許人越訴」。七、官吏勒索商賈的時候。「現任官員收買飲食服用之物，並隨市值，各用現錢。不得於市價之外更立官價，違者，許人戶越訴」。八、發現官員貪污腐敗的時候。「命官犯入己贓，許人越訴。其監司不即按治者，重行黜責」。

也就是說，宋人如果遇到上述幾種情況，可以直接到各級法院乃至京師的登聞鼓院控告，地方官員是不允許截訪的。宋朝當然也發生過截訪之事，不過並不常見。

南宋的「越訴法」還對「告官」之民的權益提出保護，「人戶於條許越訴，而被訴官司輒以他故捃摭者，隨其所訴輕重，以『故入人罪』坐之」。禁止被民眾控告的官府另立名目、羅織罪名打擊報復。古代誣告一般要「反坐」，即如果控告不實，告狀人反坐其罪，例如誣告他人殺人，誣告者要反坐以殺人罪。但在宋代，如果是民告官，那麼即使被發現是誣告，也不用坐罪。宋人說，「天下未聞有因訴吏而坐罪者，明知其帶虛不坐，明知其健訟亦不坐，蓋訴吏猶訴賊失物，終無反坐也。」

歷代王朝都立法禁止越訴，如《唐律疏議》規定，「諸越訴及受者，各笞四十。」《大明律》規定：「凡軍民詞訟，皆須自下而上陳告。若越本管官司，輒赴上司稱訴者，笞五十。」對越級上訴的草民，不管有理無理，先打幾十大板再說。唯獨宋代「廣開越訴之門」，這一點確實非常難得。借鑒宋人的做法，設直訴法院，許民越訴，也不失為改革信訪制度的一個可參考的替代方案。

最後，我們還需要將程昉治水的結局交待清楚。程昉雖然截訪成功，但紙畢竟包不住火，宋朝體制內的監察系統發揮了作用，交相彈劾程昉。宋神宗這才得知河北數縣民田被水淹掉的事情，遂下詔減免那幾個縣的稅收，以作補償；程昉亦「放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