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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余年前写的一段文字，我相信能代表某种主流史观：“1840年是被史家定义为中国近代史肇始的一年，然而直至1860年之后洋务运动兴起，中国近代化才蹒跚起步，坐失了二十年良机，其后的近代进程也是一波三折，令人扼腕。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晚清近代化之命运，可以从更早的历史渊源找寻其因由。” 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段文字，觉得是陈腔滥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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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过不少历史著作，都在试图从老早的历史渊源去找寻中国近代化之所以受挫的远因。蒋廷黻从通商与邦交史的角度，将中国近代契机的失落追溯到十八世纪末的乾隆朝，当年英国派遣马戛尔尼使团来华洽商邦交与通商事宜，遭到乾隆拒绝，此为后来鸦片战争之远因，和平交涉之路行之不通，英人便寻求武力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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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仁宇则由财税史入手，认为明王朝内向的财税制度已预设了近代化的技术障碍：明朝采取严格的中央集权，施政方针不着眼于提倡扶助先进的经济，以增益全国财富，而是保护落后的经济，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这种情形，在世界史实属罕见，在中国历史上也以明代为甚，而其始作俑者厥为明太祖朱元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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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部分学者相信十六世纪的晚明已经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这个概念是不是很俗套？），如果没有帝国主义的入侵和压迫，中国也可以自发向近代过渡，但黄仁宇并不认同这一习见，明代政治既无组织商业之能力，亦不会容忍私人财富扩充至不易控制的地步，累及王朝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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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学家刘子健对“反近代”传统的寻溯走得更远，追溯到十二世纪南北宋的一场政治文化转型。宋代出现了成熟的文官制度、繁荣的市民文化、稳定的市民阶层以及发达的商业与手工业，还有纸币，被美国汉学家描述为“近代初期”。然而，“近代后期并没有接踵而来，甚至直到近代西方来临之时也没有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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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子健认为，一场南北宋之交的内向转型，塑造了传统中国与近代因素格格不入的历史宿命。在十二世纪，中国文化“变得前所未有地容易怀旧和内省，态度温和，语气审慎，有时甚至是悲观。一句话，北宋的特征是外向的，而南宋却在本质上趋向于内敛”。晚清对近代化的抗拒，是一个内向国家的自然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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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将“反近代”的传统因素追溯到乾隆时代老大帝国的颟顸，还是从明代的内敛型财政、两宋之际的内向转型找寻原因，都暗藏着一个预设的判断，即认为启运中国近代化的动力源在西方，中国本身的传统则抗拒这样的近代化—西化。其实这就是费正清“冲击—回应”论的变种。而我想说，这种看法需要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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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宋之际“内向转型”论解释不了南宋末年为什么会出现繁华的自由经济；明代内向财政论也解释不了为什么晚明的近代化发育。进而言之，“冲击—回应”论忽视了中国社会自身的历史演进动力。其实儒家士君子自有构建宪政秩序的动力与能力，它的成果体现在清末新政—辛亥革命—今日台湾这一宪政演进脉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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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反问：清末宪政不正说明了没有西方的冲击就没有宪政吗？答：我没有否认西学冲击的作用，而是提出「冲击-反应」论中认为中国传统没有宪政自觉、与宪政转型格格不入的预设判断需要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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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正清的“冲击-回应”模型论，在分析晚清变革时，似乎很有解释力。不过，如果我们将历史时段拉得更长，比如将汉初自由经济的萌芽纳入视野，则有个问题可以提出来：一个文明体经过漫长发展，假如不是因为某种意外的力量横生变故（比如出现一个汉武帝），能不能自发形成更符合人类自由天性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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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开遥远的历史假设不谈，看看晚清的历史，我认为“冲击-回应”论也未必能够精准地解释近代中国的宪政转型。来自西方的“冲击”当然存在，而且确实对当时的儒家士君子产生了强大刺激，就如明王朝由专制而覆灭的命运也曾给明末儒家造成震撼性的“冲击”，从而引发三大儒对于皇权专制的深切反思，这样的反思，乃是基于儒家自由传统的积累与扩展。也就是说，近代中国的宪政转型具有内生于传统的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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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社会中藏匿着三条很有可能发展出一个宪政框架的演进脉络：1、宋儒为朋党正名→明末士大夫“明目张胆”结党→清末政治性党社如雨后春笋般冒出；2、儒家虚君思想→明末王船山先生提出“虚君立宪”→清末立宪确立为新政目标；3、儒家的清议传统→明末梨洲先生设想“学校议政”→清末设立资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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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学固然带来了“冲击”，乃至提供了宪政的镜像，但儒家本身也有构建宪政秩序的动力、蓝图与经验，晚清至民初的宪政转型，既是开放的，也是内生的。而“冲击—回应”模型假设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停滞、缺乏内在驱动力的封闭型“死局”，将外来的西方“冲击”当成近代社会变革的唯一动力源，这显然是失之偏颇的。
看完这篇文章觉得
排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