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背後的政治邏輯

【看中國2013年07月25日訊】「克強經濟學」成為近來輿論議論熱點，但讓始作俑者意料不到的是，真實的「克強經濟學」不僅包涵豐富經濟內涵，其背後更具有濃厚的政治邏輯。

「克強經濟學」三大內容

儘管坊間對於誰最早提出「克強經濟學」的說法不一，但將其做出提煉，併發明英文單詞的當是北大教授黃益平博士。這位前巴克萊資本亞洲首席經濟學家將「克強經濟學」稱之為Likonomics，總結出的三大內容包括無大規模刺激計畫、去槓桿化、結構性改革。

真實的「克強經濟學」的確包括這三大內容，但只有這三個內容遠遠不能描述一個中國政治家的經濟理念。黃教授對中國經濟的判斷客觀理性，他對「克強經濟學」的概述也無不妥之處，但黃教授的「克強經濟學」顯然更多帶有了研究者的理想願望，而忽略了政治現實對「克強經濟學」的條件約束。

李克強的真實想法是「統籌考慮穩增長、調結構、促改革」，宏觀調控的主要目的就是要避免經濟大起大落，使經濟運行保持在合理區間。也就是說，調結構和促改革要在穩增長的基礎上進行，當經濟觸及政府設定的上下限，政府還要用反週期措施進行宏觀調控。

中國經濟改革的上限與下限

李克強所言的「下限」就是穩增長、保就業，「上限」就是防範通貨膨脹。從中國經濟長期趨勢看，調結構和促改革不可避免，這一點無需討論，但政府現在頭疼的是，如何做到短期穩增長與中長期調結構的目標相協調。

無論政治制度有何差異，執政黨都要考慮經濟穩定的重要性，這在中國當下似乎更為重要。李克強的「上限和下限」，實際是政治考量，而非經濟測算。

上限防通脹，既是擔心極度寬鬆貨幣政策的後果引發社會動盪，也擔心通脹預期走高會再度刺激房價上漲，最終導致無法控制的泡沫破裂和隨之而來的社會衝擊。

而下限穩增長、保就業，也涉及兩個方面，其中保就業與防通脹一樣，著眼點都是防止社會出現動亂。而穩增長，則依然含有對GDP增速帶有感情色彩的成分。

要想論英雄，還得看GDP

儘管中央強調放棄唯GDP論英雄的思路，但話說回來，要想論英雄，還得看GDP。

中共十八大提出，要在2020年實現GDP總量翻一番目標。這是中共全會確定的政治目標，必須完成。按照經濟學的「七二法則」，要想在十年完成經濟總量翻番，那麼年均增長速度就要達到7.2%，因而確保十年內GDP平均增速達7.2%，就是一個硬槓槓，就是講政治。即便調結構和促改革，也要以保持一定經濟增速為條件。

不久前新華社對財政部長樓繼偉所言保證7%增速進行了修正，就是表明既要堅決完成今年經濟指標信心，也向市場闡釋中央政府確保經濟增速的決心。

不過坦率地講，樓繼偉提出的7%增速，更接近中央政府的真實想法。因為十年平均增速達到7.2%，即可實現翻番目標，而實際情況是，2011年和2012年GDP增速分別為9.3%和7.8%，前兩年提高了經濟總量基數，使得後八年經濟增速維持在7%左右，即可實現十年翻番任務。而中央政府仍然強調今年增長7.5%，顯然為後期可能出現更壞情況作好準備，也就是能往前趕就往前趕。

政治家與經濟學家不謀而合

宏觀調控設定「上下限」，使得「克強經濟學」依然保持了政治經濟學特色，就是以完成黨的經濟任務為前提，在此基礎上進行結構調整和制度改革。當然，政府的美好想法是通過改革釋放紅利，讓改革也能夠支持穩增長。

從這點看，政治家想法與經濟學家高度一致。中國經濟現實情況是，長期依靠貨幣推動經濟增長的政策惡果開始逐漸顯現，去槓桿是不得已而為之的辦法。中國經濟必須經歷去槓桿、去產能和去管制的過程。如果說，去槓桿要小心謹慎，擔心刺破泡沫無法收拾局面，去產能可能帶來銀行壞賬和結構性失業，那麼去管制則是政府大有可為之處。

毫無疑問，減少政府行政審批許可權，提高資源配置效率，降低企業交易成本，是刺激民間投資的有效方法。不過，如果不同時伴以國有企業改革，打破行業壟斷，單純的去管制也未必能夠達到增加供給的目的。

中國經濟目前處於複雜的調整階段，很多事情不以政府意志為轉移。穩定增長固然重要，但要充分考慮刺激經濟手段的選擇。一個現實政策配置是，緊貨幣，加上松財政。由於上半年財政增速大幅下降，指望大規模財政支出已不可能，況且中國特色的QE實際是財政寬鬆帶動的信貸寬鬆，因而，松財政一方面要盤活財政存款，以保證民生支出，另一方面要在減稅方面做文章。

宏觀調控上下限的提出，讓市場增添了信心，但對未來經濟可能進行的調整要保持警惕。央行貨幣政策目前會保持穩定，以待美聯儲退出QE時再適度放水，但保持流動性供給的目的是維持市場穩定，而決不同此前的貨幣刺激。

不管對「克強經濟學」如何理解，打雞血時代的確已經結束了。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