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馬人的戀母情結(圖)

六四24週年忌日又臨近了，想寫點什麼卻又「吟罷低眉無寫處」，忽而念及最近在《縱覽中國》看到潤濤閻的文章《曲嘯教授的心理是怎麼崩潰的？》，曲嘯的故事我原就大略知道，潤濤閻一文細節栩栩如生，填補了我記憶中的空白。然而，1991年曲嘯何以在演講台上突發腦溢血，從此偏癱失語，這卻與六四有關。

潤文提及的三大演說家曲嘯，李燕傑，彭清一，我不大記得彭氏，曲嘯和李燕傑則是八十年代的「愛國」名家兼名嘴，堪稱舌燦蓮花的絕代雙驕。大陸電影《牧馬人》刻畫「錯劃」右派的悲涼命運以及枯木逢春後的報國情懷。人物原型據說就是曲嘯。曲嘯讀大學時被劃為右派。後放逐到嫩江平原當牧馬人。及至文革，他又淪為「現行反革命」，被判二十年有期徒刑。直至文革結束，曲嘯始被釋放並「改正」。他的遭遇濃縮了那一輩青年知識份子的生死歌哭。如右派白樺的《苦戀》就發出天問：「我愛祖國，祖國愛我嗎？」同為繫獄右派的叢維熙就寫出了《大牆外面的紅玉蘭》，堪為揭露監獄黑暗的「大牆文學」開山之作。但曲嘯選擇的無怨無悔的戀母式愛國，他成了職業演講家，遊走於大江南北，他聲情並茂的演講，並非反思時代悲劇和中國人的苦難，而是宣喻理想與人生的至高境界就是愛黨愛國，「黨就是媽媽，媽媽打錯了孩子，孩子是不會也不應該記仇的！」 並憑曲嘯這一名句，他從此食祿於中宣部，職稱為局級調研員。倘非六四後中風偏癱，纏綿病榻十多年後去世，他現應領受部級待遇而風光退休。

當年所謂的三大「愛國」演說家：曲嘯(左二)、李燕傑(左三)、彭清一(左四)（看中國配圖）

自不待言，曲嘯演講永遠不變的主題，盡在「兒不嫌母醜，狗不嫌家貧」之中，曲嘯將這兩句經文升華為感情「原鄉」。此乃典型的亂倫式戀母情結，可曾記得《酒干倘賣無》所唱：「沒有天哪有地？沒有地哪有家？沒有家哪有你？沒有你哪有我？」人民含辛茹苦養育著自己的國家，他們才是國家的父母，而政府則是人民餵養的一條看家護院的狗。而自本朝建政，人倫顛倒。人民被貶為「戀母」（而且是醜母）的兒子和孫子還不夠，在曲嘯的論說中，竟成了「貧家之犬」，愈是家貧就愈要依戀寒門冷灶。這樣的愛國之情，真是淒絕畸戀！

誠然，比起李燕傑，曲嘯的人品還未至於那麼惡劣。記得二人到深圳蛇口工業區演講，卻被一青年學生即席質疑這套奴才式愛國論，李燕傑怫然變色，呼喝道：「你叫什麼名字，哪個學校的？」幸有改革派大將、招商局的袁庚出面保護學生，說我們蛇口不興這一套，把李燕傑給擋回去了。

據悉天朝明年全面落實網路「實名制」，其實數來，李燕傑才是呼喚「實名制」的先知先覺者。至於曲嘯則有所不同，他只是一條忠犬，卻還不是惡犬。曲嘯真心相信「兒不嫌母醜，狗不嫌家貧」為愛國真諦，而李燕傑十足是黨棍，他真相信自己宣喻的愛國至上，奉獻至上才怪呢！

至於曲嘯，他在1985年那次訪美演講極具戲劇性。當時他和留學生潤濤閻（實名閻潤濤）的私下交談只是引子，為了回國後的演講添加愛國佐料，他要蒐羅「美國不如中國的例子」，而且「越多越好啊，要是很多，那就救了我的命了」 而潤濤閻所言的例子，有的讓曲嘯如獲至寶，有的則令他有所觸動，但致命一擊卻來自歷史學教授汪榮祖。當曲嘯在美演講訴說苦難，並循例歸納為「黨就是媽媽，媽媽打錯了孩子，孩子是不會也不應該記仇的！」，此時，來自臺灣並親大陸的汪教授卻無法抑制，他激動地說：「曲嘯教授的演講，當真是血淚的控訴，句句血，聲聲淚！一個青年學者平白無故就坐牢22年！而這些，我在臺灣時也看到過類似的報導，但報導的事件沒有這麼邪乎，沒有這麼真切，沒有這麼令人憤怒。」

那一刻，由中國官方派來陪同曲嘯巡迴演講的劉中海欲制止對方繼續發言，孰料汪教授之義憤已一發不可收拾，他接著說：「什麼黨是親娘，可如此長期地打自己的孩子，那還是親娘嗎？比後娘都殘忍，還有什麼資格要求被虐待的孩子忠誠於她？母親這樣對待自己的孩子，在任何文明國家都是非法的，都要受到法律的制裁的。」

按潤濤閻的記敘，曲嘯受此重擊，「他那極端心理崩潰的眼神在蒼白的臉上折射著死人般的昏暗，令你感到寒冷和哀涼。那已經不是失望，那是絕望。」正由於曲嘯的精神狀態，劉中海奉命中止了這一全美巡迴演講。

光看到這裡，或會覺得曲嘯天良未泯，然而這未免拔高他了。曲嘯回國後照樣宣講他的戀母式愛國論，演講場次累積到幾百場。直至六四，「醜母」變臉，沿街殺子，血光滿城……曲嘯對六四的反應沒有任何記錄，這已不是「醜母」錯打了孩子，套用曲嘯的話，只改一字：「黨就是媽媽，媽媽殺錯了孩子，孩子是不會也不應該記仇的！」

人都被殺了，還怎麼記仇？大概是活著的人不該記仇吧。這樣的說詞，在李燕傑大可倒背如流，而對曲嘯則多少有點心理壓力。1991年曲嘯在南通演講依舊愛黨不懈，愛國不渝，卻突然中風一頭栽倒在講壇上，至深夜二度中風，大面積腦溢血，肢體癱瘓並喪失了語言能力。一個被精神徹底蹂躪過的人，還要去鼓吹「惡母」殺子之合理，實在很難對他寄予同情。這樣的閹人與嬖人，讓他「不說人話」，正是天譴。

曲嘯已矣，李燕傑們還在，奴化教育的精神「牧馬人」還在，一輩又一輩青年如犬羊般被專制的柵欄圈養著。六四24年過去了，拍文獻記錄片《天安門》的卡瑪現任教於喬治梅森大學，每逢在課堂上講到這段歷史，新來的大陸留學生都十分牴觸並深表懷疑，他們豈止對此毫無記憶，更覺得這事是捏造出來的，他們大約要到三、四年級才有所感悟。

哈維爾在《無權者的權力》中戳穿極權制度是「一個充滿假象的世界……每個人只能在謊言中求生。」 曲嘯固然是一例，再看六四過後第一年，天安門廣場的方磚和人民英雄紀念碑被坦克軋壞的漢白玉台階已全部換過；又過去二十多年，下一代的記憶更被專制主義強力洗滌所漂白。遙望中國，對六四記憶淺淡或全無概念的一代已經長成。

為此，筆者謹將米蘭.昆德拉《笑忘書》之句：「人類與強權的鬥爭，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獻給六四24週年忌日。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