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马人的恋母情结(图)

六四24周年忌日又临近了，想写点什么却又“吟罢低眉无写处”，忽而念及最近在《纵览中国》看到润涛阎的文章《曲啸教授的心理是怎么崩溃的？》，曲啸的故事我原就大略知道，润涛阎一文细节栩栩如生，填补了我记忆中的空白。然而，1991年曲啸何以在演讲台上突发脑溢血，从此偏瘫失语，这却与六四有关。

润文提及的三大演说家曲啸，李燕杰，彭清一，我不大记得彭氏，曲啸和李燕杰则是八十年代的“爱国”名家兼名嘴，堪称舌灿莲花的绝代双骄。大陆电影《牧马人》刻画“错划”右派的悲凉命运以及枯木逢春后的报国情怀。人物原型据说就是曲啸。曲啸读大学时被划为右派。后放逐到嫩江平原当牧马人。及至文革，他又沦为“现行反革命”，被判二十年有期徒刑。直至文革结束，曲啸始被释放并“改正”。他的遭遇浓缩了那一辈青年知识分子的生死歌哭。如右派白桦的《苦恋》就发出天问：“我爱祖国，祖国爱我吗？”同为系狱右派的丛维熙就写出了《大墙外面的红玉兰》，堪为揭露监狱黑暗的“大墙文学”开山之作。但曲啸选择的无怨无悔的恋母式爱国，他成了职业演讲家，游走于大江南北，他声情并茂的演讲，并非反思时代悲剧和中国人的苦难，而是宣喻理想与人生的至高境界就是爱党爱国，“党就是妈妈，妈妈打错了孩子，孩子是不会也不应该记仇的！” 并凭曲啸这一名句，他从此食禄于中宣部，职称为局级调研员。倘非六四后中风偏瘫，缠绵病榻十多年后去世，他现应领受部级待遇而风光退休。

当年所谓的三大“爱国”演说家：曲啸(左二)、李燕杰(左三)、彭清一(左四)（看中国配图）

自不待言，曲啸演讲永远不变的主题，尽在“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之中，曲啸将这两句经文升华为感情“原乡”。此乃典型的乱伦式恋母情结，可曾记得《酒干倘卖无》所唱：“没有天哪有地？没有地哪有家？没有家哪有你？没有你哪有我？”人民含辛茹苦养育着自己的国家，他们才是国家的父母，而政府则是人民喂养的一条看家护院的狗。而自本朝建政，人伦颠倒。人民被贬为“恋母”（而且是丑母）的儿子和孙子还不够，在曲啸的论说中，竟成了“贫家之犬”，愈是家贫就愈要依恋寒门冷灶。这样的爱国之情，真是凄绝畸恋！

诚然，比起李燕杰，曲啸的人品还未至于那么恶劣。记得二人到深圳蛇口工业区演讲，却被一青年学生即席质疑这套奴才式爱国论，李燕杰怫然变色，呼喝道：“你叫什么名字，哪个学校的？”幸有改革派大将、招商局的袁庚出面保护学生，说我们蛇口不兴这一套，把李燕杰给挡回去了。

据悉天朝明年全面落实网络“实名制”，其实数来，李燕杰才是呼唤“实名制”的先知先觉者。至于曲啸则有所不同，他只是一条忠犬，却还不是恶犬。曲啸真心相信“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为爱国真谛，而李燕杰十足是党棍，他真相信自己宣喻的爱国至上，奉献至上才怪呢！

至于曲啸，他在1985年那次访美演讲极具戏剧性。当时他和留学生润涛阎（实名阎润涛）的私下交谈只是引子，为了回国后的演讲添加爱国佐料，他要搜罗“美国不如中国的例子”，而且“越多越好啊，要是很多，那就救了我的命了” 而润涛阎所言的例子，有的让曲啸如获至宝，有的则令他有所触动，但致命一击却来自历史学教授汪荣祖。当曲啸在美演讲诉说苦难，并循例归纳为“党就是妈妈，妈妈打错了孩子，孩子是不会也不应该记仇的！”，此时，来自台湾并亲大陆的汪教授却无法抑制，他激动地说：“曲啸教授的演讲，当真是血泪的控诉，句句血，声声泪！一个青年学者平白无故就坐牢22年！而这些，我在台湾时也看到过类似的报道，但报道的事件没有这么邪乎，没有这么真切，没有这么令人愤怒。”

那一刻，由中国官方派来陪同曲啸巡回演讲的刘中海欲制止对方继续发言，孰料汪教授之义愤已一发不可收拾，他接着说：“什么党是亲娘，可如此长期地打自己的孩子，那还是亲娘吗？比后娘都残忍，还有什么资格要求被虐待的孩子忠诚于她？母亲这样对待自己的孩子，在任何文明国家都是非法的，都要受到法律的制裁的。”

按润涛阎的记叙，曲啸受此重击，“他那极端心理崩溃的眼神在苍白的脸上折射着死人般的昏暗，令你感到寒冷和哀凉。那已经不是失望，那是绝望。”正由于曲啸的精神状态，刘中海奉命中止了这一全美巡回演讲。

光看到这里，或会觉得曲啸天良未泯，然而这未免拔高他了。曲啸回国后照样宣讲他的恋母式爱国论，演讲场次累积到几百场。直至六四，“丑母”变脸，沿街杀子，血光满城……曲啸对六四的反应没有任何记录，这已不是“丑母”错打了孩子，套用曲啸的话，只改一字：“党就是妈妈，妈妈杀错了孩子，孩子是不会也不应该记仇的！”

人都被杀了，还怎么记仇？大概是活着的人不该记仇吧。这样的说词，在李燕杰大可倒背如流，而对曲啸则多少有点心理压力。1991年曲啸在南通演讲依旧爱党不懈，爱国不渝，却突然中风一头栽倒在讲坛上，至深夜二度中风，大面积脑溢血，肢体瘫痪并丧失了语言能力。一个被精神彻底蹂躏过的人，还要去鼓吹“恶母”杀子之合理，实在很难对他寄予同情。这样的阉人与嬖人，让他“不说人话”，正是天谴。

曲啸已矣，李燕杰们还在，奴化教育的精神“牧马人”还在，一辈又一辈青年如犬羊般被专制的栅栏圈养着。六四24年过去了，拍文献纪录片《天安门》的卡玛现任教于乔治梅森大学，每逢在课堂上讲到这段历史，新来的大陆留学生都十分抵触并深表怀疑，他们岂止对此毫无记忆，更觉得这事是捏造出来的，他们大约要到三、四年级才有所感悟。

哈维尔在《无权者的权力》中戳穿极权制度是“一个充满假像的世界……每个人只能在谎言中求生。” 曲啸固然是一例，再看六四过后第一年，天安门广场的方砖和人民英雄纪念碑被坦克轧坏的汉白玉台阶已全部换过；又过去二十多年，下一代的记忆更被专制主义强力洗涤所漂白。遥望中国，对六四记忆浅淡或全无概念的一代已经长成。

为此，笔者谨将米兰.昆德拉《笑忘书》之句：“人类与强权的斗争，是记忆与遗忘的斗争。”献给六四24周年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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