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詩歌為何發生巨大轉折？
《兵車行》的出現，在杜甫數十年的詩歌創作中，無疑是一個十分重要的轉折點。
杜甫生於公元712年，死於770年，按照傳統的虛歲計壽法，享年59歲。在杜甫這不太長的一生中，40歲之前留下的數十首詩歌，詩歌藝術上已經顯露出驚人的才華，但思想內容只限於山川景物、詩人自己和若乾親友的經歷與遭遇，尚未出現涉及社稷蒼生的作品。倘若杜甫一直按照這個路子寫下去，肯定是成不了「詩聖」的。杜甫「詩聖」桂冠的獲得，跟他那些關注社會現實、同情底層百姓的著名詩篇有著直接的關係。杜甫第一篇跳出個人生活圈、涉及社會民生的作品是《兵車行》。《兵車行》大約作於天寶十載（公元751年），也就是他40歲那年。在那以後的近二十年時間裏，杜甫就陸續寫出了《麗人行》、《前出塞九首》、《同諸公登慈恩寺塔》、《秋雨嘆三首》、《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後出塞五首》、「三吏」、「三別」、《春望》、《北征》、《茅屋為秋風所破歌》等大量關注社會現實、同情底層百姓的詩篇。
換言之，40歲之前，從詩歌看，杜甫就是一個封建時代的普通文人，一個有才華的詩人；而40歲之後，這個「官二代」出身的封建文人變得不再普通，最終成為超凡入聖、名垂千古的偉大詩人。
那麼，杜甫的這個華麗轉變是怎麼發生的？或者說，是什麼原因促使杜甫發生了這樣的轉變呢？
馮至先生在《杜甫傳》中對《兵車行》一詩的內容進行闡述之後，提出了這樣的看法：「……他（按指杜甫）由於仕進要求的失敗認識了這個政治集團的腐敗，由於自身的飢寒接觸到人民的痛苦。」（《杜甫傳·長安十年》）蕭滌非先生在《杜甫詩選注》代前言《詩人杜甫》一文中，也認為，杜甫的轉變是由於長安求官期間生活陷入了貧困，受到了飢寒的煎熬。「開始過著‘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的屈辱生活，以至經常挨凍受餓，‘飢臥動即向一旬，敝衣何啻聯百結。’……生活折磨了杜甫，也玉成了杜甫，使他逐漸走向人民，深入人民生活，看到人民的痛苦，也看到統治階級的罪惡，從而寫出了《兵車行》、《麗人行》、《赴奉先縣詠懷》等現實主義傑作。十年困守的結果，使杜甫變成了一個憂國憂民的詩人。」
文學史家對於杜甫詩歌創作發生這個巨大轉變的解釋，大致如此。概括而言，不外乎兩個原因：一是仕進的屢遭挫折，使杜甫認識到統治集團的腐敗和罪惡；二是自身生活陷入貧困，使杜甫有機會接近、瞭解並同情底層百姓的痛苦。
這樣的分析，不能說錯了，但是，我總覺得，客觀上多少有點貶低杜甫的意思，好像杜甫的轉變純粹是出於報復心理，發泄憤懣情緒。要說報復心理、憤懣情緒，孟浩然、李白也應該有，他們的仕途也很坎坷，甚至都比杜甫更加不得志，他們的生活也曾陷入貧困——李白晚年只能投奔原本關係並不密切的族叔李陽冰。但是，我們知道，孟浩然、李白都並未像杜甫那樣，詩歌創作上轉向密切關注社會現實，深刻同情百姓疾苦，而仍然以個人生活、情感為詩歌創作的主要內容。
我認為，杜甫的轉變，主要原因至少來自如下五個方面：一是思想性格，二是政治理想，三是人生階段，四是王朝變故，五是藝術手法。
根深蒂固的儒家思想，尤其是仁愛思想，使得杜甫始終懷有積極入世、關心民生的熱情，使得他以後稷和契兩位上古聖人為榜樣，要為民造福；耿介的性格，使得杜甫不肯隨波逐流，過輕鬆瀟灑的日子，而要百折不撓地試圖實現其政治理想，當自己無法實現政治理想的時候，便將希望寄託在年輕朋友的身上。杜甫早年就有「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政治理想，這個理想的表述中雖然沒有出現百姓、人民等字樣，但是，毫無疑問，一旦他的政治理想得以實現，百姓、人民便是直接受益者。杜甫早年詩歌裡沒有出現類似《兵車行》、《麗人行》、《赴奉先縣詠懷》等的現實主義傑作，這並不等於杜甫早年就不同情百姓疾苦，就不憂國憂民。杜甫早年的角色是官宦子弟，是李唐帝國山川名勝的遊歷者，是文人士大夫文藝沙龍中深受長輩賞識的青年才俊，是達官貴人筵宴上才思敏捷的的詩人。不在其位不謀其政。這一階段，他沒有必要愁眉苦臉，沒有必要整天作憂國憂民狀。杜甫向稱「詩史」，倘若李唐王朝不曾發生過因為將相欺瞞邀功，大量士兵戰死沙場，需要大量徵兵，他也寫不出《兵車行》、《前出塞九首》；倘若唐玄宗還是一如既往是個勵精圖治的明君，不任用李林甫、楊國忠之類奸相，他也不可能寫出《麗人行》；倘若李唐王朝統治者勤儉節約，生活樸素，國泰民安，跟開元年間一樣，「公私倉廩俱豐實」，百姓過著富足的生活，杜甫也不可能寫出《赴奉先縣詠懷》。杜甫的詩歌創作，一直走的是現實主義路線，而且是追求語言強烈效果。因此，他要反映社會現實，為了追求一語驚人、震撼人心的藝術效果，杜甫一定會將貧富貴賤等不公平現象進行強烈的對比。
「許身一何愚，竊比稷與契」，「生逢堯舜君，不忍便永訣」，「顧惟螻蟻輩，但自求其穴」……《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一詩，是杜甫的夫子自道，道出了他詩歌風格巨大轉變的諸多奧妙。
總而言之，我認為，杜甫的轉折有其必然性。他即使仕途通達，生活無憂，也會跟元結一樣，是個關心百姓疾苦有良心的官員，而不會跟王維一樣，逃向佛教世界，追求自身內心寧靜，過一種半官半隱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