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平：臨沂離北京有多遠？(圖)

山東臨沂陳光誠的家

在中國山東臨沂市有一個村子，任何陌生人從此經過都會遭到嚴格盤查，騷擾阻撓，甚至毆打關押。最近有上百人前往驗證，屢試不爽。新華社所屬《國家財經週刊》記者石玉是其中一位，他利用假期和朋友前往該村，在路口就被攔截，然後被一夥不明身份者抓進車裡，戴上頭套，拉到不知何處的屋子裡，關押毆打和搶劫，非法拘禁約20個小時，隨後警方以涉嫌盜竊的理由將他遣送回原籍。兩週以後，他被所在媒體解除工作關係。

這個村子裡住著一位叫陳光誠的盲人律師。他曾經幫助殘疾人討回法律規定但地方政府拒絕執行的減免稅費，幫助村民減除不該負擔的土地承包費，還揭發當地計畫生育政策中的野蠻行徑，因此而被控以故意破壞財物罪和聚眾擾亂交通罪入獄四年。刑滿釋放之後，即便在構陷他的法律中，他也理當回歸自由之身。然而，他的家成了新的囚牢，而且比監獄看得更緊。他與外界的一切聯繫被切斷。數以百計的陌生人遭到拘禁、毆打和搶劫，就是因為被認為是前來探訪他。為此，從他家到附近國道路口，常年都有數十人看守。

很多人想不明白，為什麼要對一個盲人如此殘忍，為什麼要明目張膽地侵犯人權，為什麼可以肆無忌憚地藐視法律？有一些不肯相信自己生活在這樣的社會中的人說，這是只會發生在山東臨沂的一個特例，原因是那地方的法治比較落後，官員比較狠毒，而且可能就是因為剛好遇到幾任市委書記都特別壞。他們認為，這種事不大可能發生在北京、上海和廣州這樣的大城市，大城市的官員也會覺得臨沂給共產黨和中國抹黑，只要讓中央領導知道這事，特別是讓主張公平正義的溫家寶總理知道這事，一個批示就可能解救陳光誠。

我不懷疑通過輿論的壓力，有可能讓中央領導批示地方政府放人。但這是社會抗議的結果，而不是山東臨沂的作為讓他們感到多麼震驚--事實上陳光誠事件早為國際社會所關注，北京有關方面並非毫不知情。如果臨沂真是一個例外，那麼新華社下屬媒體記者石玉在遭到野蠻毆打、非法關押和公然搶劫，回到北京之後，應該得到同事、領導以及更上級機構的同情、安慰和支持。事實上，儘管石玉聲明這是個人行為，所屬媒體還是受到壓力，讓他失去了工作。此事足以說明，陳光誠律師在山東臨沂的遭遇，是一個系統性反應的結果。

在自由社會，石玉完全可以以記者的身份去探訪陳光誠。但是在中國，他只能利用假期，以個人身份往前臨沂，結果同樣不被容忍。和自由社會中記者工作變更不同，在中國記者因為對敏感事件公開表態而被迫離職，是一種來自公權力的政治性懲罰。由於所有的媒體都受宣傳部門管控，從理論上說這樣的記者已被所有媒體拒之門外。

臨沂當局收買曾受惠於陳光誠抗爭的本人地充當打手，並給予他們公開搶劫路人財物的機會，這對社會和人心的破壞實在是惡劣至極。但是，這樣的事情，又何嘗不是每天發生在北京、上海和廣州等大城市？中國公開的非法監禁，相當部分都發生在標榜文明的大城市裡。跟囚禁工人的黑煤窯及關押陳光誠的臨沂不同的是，大城市的監禁更加嚴厲，也更加令人恐懼，很少有人敢於公然挑釁性地前往探訪。假如發生這樣的探訪，誰也不敢保證探訪者不會遭到相同甚至更慘的報復。臨沂離北京的政治距離，並不比地理距離更遙遠。

因此，很多中國人對於陳光誠的聲援，不僅僅是一種路見不平的同情，而且是對危及己身的系統性暴行的反抗。也正因為如此，他們所遭受的往往是一種系統性的報復。但是，毫無疑問地，這些報復也增加了系統運作的成本，最終會導致其破產。

同理，這些抗爭也會導致系統的其他部分發生改變。近年來由於媒體市場化及媒體人的堅持，也由於整個社會的抗爭力量不斷增強，像石玉這樣受到不公正對待的記者往往還有重新找到工作的機會。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