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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飢荒下 中國畫家描繪的「美好河山」(組圖)

2011-06-22 12:01 作者:帥好 桌面版 简体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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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本文揭露中國大飢荒期間,人民掙紮在死亡線上,千萬人死去。大批官方藝術家卻大畫人間仙境,為專制者粉飾罪惡。這些畫家雖然在文革中遭到迫害,但中國文化界迄今沒有反省這段歷史,而且在商潮中瞎炒那批作品。本篇以19世紀愛爾蘭畫家在大飢荒中的表現為對照,指出「藝術無禁區,但藝術絕不為專制或者邪惡歌唱」。


李可染1959年大飢荒中的國畫名作《萬山紅遍》,畫面近乎紅遍。1962年香港拍賣300港元、2000年北京拍賣501萬元、2007年佳士得拍賣3500萬元。

李可染1959的《江山如此多嬌》

1959年秋天,中國美術家協會在北京舉辦了李可染水墨山水寫生畫展,命名「江山如此多嬌」。與畫展一同翩然起舞的,還有中國文化部從各地調來的二十幾個劇種、幾十個劇團和北京文藝團體,從9月21日到10月10日,獻禮演出戲劇、音樂、舞蹈、曲藝、雜技、木偶等。

從這一年開始或者更早,52歲,且以「為祖國山水立傳」為幟的畫家李可染,已經登上了「愛國李家山水畫」的旅程。他在當年《美術》雜誌上撰文表達:「山水畫是對祖國、對家鄉的歌頌,——‘江山如此多嬌’,中國人的‘江山’、‘河山’一詞都是代表祖國的意思。」「畫畫不單是依靠‘視覺’、‘知覺’,更重要的是還必須畫‘所想’,由‘所見’,推移到‘所知’、‘所想’」,即在個性中體現共性。」「由‘所見’,推移到‘所知’、‘所想’」,看來這是一個既辯證又唯物主義的藝術哲學。然而,下面的很多事實,將會說明這個理論中,備受追捧的觀點是如何不誠實。

清華大學教授王魯湘曾說,「閉著眼睛所能清晰觀想的李家山水,卻又總是那麼幾個經典意境:杏花春雨、灕江勝景、峽江帆影、黃山煙雲、井岡雄姿、幽谷鳴泉、萬山紅遍……由景而升華為境,就是‘採一煉十’的美學目標。」

如此美妙的人間仙境,如果說給健忘的國人、沒有經歷那個年代的大學生,無疑既賣座又叫好,還不會觸及任何現實暗礁和限制。但是,「當數百萬人在一次飢荒中死去,我們就很難不去思考,有些極其罪惡的事正在發生。」——知名的研究貧窮的印度學者阿瑪蒂亞·森的這個難以抑制的「思考」,就是本文「公共行為」的支點之一。

森所宣導的公共行為,包括國家活動和民眾的社會行為。雙方不僅合作,還有對抗。就個人而言,關注他人生活,幫助同胞渡過難關,就是積極參與公共行為。記者、黨派、團體、藝術家、救濟機構以及民間活動家,都是百年來經常沖在一線的群體。這是屬於人的基本責任,以及來自共用人性的召喚。

「如此多嬌」這座「紙上的江山」,帶著幽谷、煙雲、雄姿、杏花春雨等經典意境,分別在上海、天津、南京等八大城市輪番展示。那麼,1959年的中國江山到底如何?

1959大飢荒在各省已經大量餓死人

在北京,1959年4月6日,國務院秘書廳匯總山東、江蘇、河南、河北、安徽五省缺糧情況報告;4月9日,又送上15省春荒情況統計報告,說有2517萬人無飯吃。

年底,中央書記處書記彭真,在全國電話會議上強調:「省裡餓死人是一個省的問題,北京死人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問題。」時任貴州省糧食廳副廳長王民三回憶說,上級要求保北京,已經餓死人的貴州,被迫調一億斤糧到北京。

在武漢,1959年1月,武漢市只剩下夠用一天的存糧,為了救急,把從四川運往上海的糧食扣了。

4月底,老家人給湖北浠水中學學生楊繼繩捎話回家。楊繼繩當即請假,領取了停火三天的3斤大米。回到鄉下,眼前的景象讓他震驚:僅隔兩個月的光景,門前的榆樹沒有皮,地下的根也刨光了,沒有狗叫,沒有雞跑。皮包骨的父親,此刻已不能嚥下楊繼繩用帶回的米熬製的粥。三天之後與世長辭。

在廣州,1959年1月27日,廣東省委趙紫陽報告了雷南縣幹部解決糧食問題的辦法:目前農村糧食緊張是生產隊和分隊進行瞞產造成的。要求對拒不交待的瞞產幹部,給予處分,甚至法辦。毛澤東對此批示:「在全國是一個普遍存在的問題,必須立即解決。」

在南京,全省從1月開始,邳縣、新沂等地出現農民向鄰省逃荒;一些地區出現嚴重死亡,其中寶應死亡35391人,高淳餓死近2萬人。

在上海,1958年6、7月間,上海市奉賢縣提出「用殺人之心搞生產」,全縣範圍內發生捆綁吊打,亂鬥亂關亂罰等現象,造成960人死亡。在興修水利時,將全縣農家9000多臺織布機拆掉,連社員的門板窗、地板、板壁也要拆走,還挖掘墓地裡8000多具棺材。

四川省的飢餓,從1958年到1962年,歷時四年,是全國飢餓時間最長的省份。人口死亡約在1000萬左右,是全國連續四年人口負增長的唯一省份。

時任重慶市委辦公廳副主任廖伯康說:省委書記李井泉住在重慶潘家坪招待所的時候,幾乎每天吃了晚飯先看電影,再打橋牌,或者先看戲再跳舞。看電影是專場,看戲是堂會。跳舞、打牌到凌晨再吃夜宵。

在西安,大飢荒期間陝西非正常死亡人口為18.7萬人。之所以死亡人口少,人口學家曹樹基認為,可能與近百年來陝、晉發生過飢荒有關,這些地區民間重視、珍惜糧食,成功化解了政府的高壓。

在天津,市委1959年6月送上廬山會議的材料表明,各區黨員比較一致否定大躍進,對大辦鋼鐵、人民公社提出懷疑和指責。薊縣在1960-1962年間食物中毒2672人,死亡60人。武清縣1960年4月食物中毒5252人,死亡40人。

1959年上述八大城市,至少有五個在為毛澤東修建別墅或賓館。中央政府用10個月時間,邊設計、邊備料、邊施工,採用人海戰術,堅定地完成了北京十大國慶工程,包含博物館、賓館、會堂等。1959年9月25日,人民日報以《大躍進的產兒》為題發表社論,盛讚這些建築「是我國建築史上的創舉」;在21世紀,十大國慶工程仍被譽為「鐫刻著共和國的氣魄與胸懷」的「豐碑」。確實,這些金光四射的建築目前依舊結實耐用,但在飢荒中與民爭食的特徵,還是被強制性地處於遺忘狀態。

1840年代愛爾蘭大飢荒死人110萬

18世紀中期,愛爾蘭一次飢荒導致約240萬人死亡。愛爾蘭民間傳統,把飢餓的1741年稱為屠殺年。英國國家社科院院士彼得·格雷評價說,「然而,這次災難幾乎已經被遺忘了,在該世紀末(指18世紀末——編者注),飢荒沒有被看作是政治範疇,而後長期的經濟增長和人口增長加速了這種遺忘。」

被馬鈴薯安全餵養了近百年的愛爾蘭人,誰也沒有料到,1845年9月,馬鈴薯霜霉真菌出現在東部,首先攻擊葉和莖,接著攻擊地下根塊;一個月內蔓延到愛爾蘭西部。 

畫家達尼埃爾·麥克唐納,1847年繪製了油畫《愛爾蘭出現馬鈴薯霜霉毒病》。畫面上夕陽正濃,一位中年農民目光呆滯、表情驚詫,褲腿挽露坐在一堆馬鈴薯旁,彷彿在追問:這外表好看的土豆怎麼裡面會腐爛了?目前此畫收藏在都柏林大學。當時植物學家作出「馬鈴薯災害是愛爾蘭潮濕的氣候及夏天的濕度造成」的錯誤判斷,1848年病害捲土重來,馬鈴薯的產量損失一半。

這次飢荒暴露出嚴重的政治問題:「在愛爾蘭人死於飢餓時,大量糧食卻被從愛爾蘭出口到英格蘭。在英格蘭與愛爾蘭漫長而頻繁的歷史紛爭中,還從未出現過招致如此憤怒、使兩國人民如此怨恨的事件。」

最近的研究表明,除去移民,愛爾蘭飢荒中死去約110萬人。這個數字接近曹樹基計算的中國甘肅省1959-1961年飢荒期間的非正常死亡人數。

愛爾蘭畫家是飢荒的見證人、批判者

抵制嚴重飢荒的公共行為,不是一個施捨或者仁慈的再分配——愛爾蘭的畫家,以自己的才華,通過有效的方式勇敢地闖入每一個可以實施人道、批判、救濟的角落。許多人在挨餓,一個人怎能獨自在溫泉別墅享受繪畫——漠視他人生存現狀的自私從來就不含美。

僅就《愛爾蘭大飢荒》一書提供的資料,統計分析:

涉及的畫種有黑白版畫、彩色石版畫、速寫、漫畫、水彩畫、木凋和油畫。數量約計120幅。作品時間跨度,從災害發生的1845年11月22日《泰晤士畫報》,到1900年4月《自由愛爾蘭》的封面。跨度為55年。參與大飢荒創作、披露甚至報導的畫家,在80-100名之間。

藝術家詹姆斯·馬奧尼,1847年1月參觀了斯基柏林地區,遂從2月20日開始在《倫敦新聞畫報》上,發表了大量速寫和筆記,向公眾展示飢荒的可怕:「任何羽毛筆、任何鉛筆都無法描繪出斯基柏林的恐怖,在這裡我看到垂死者、活著的人,一個挨一個橫陳在冰冷大地上的死者,將他們隔開的只有他們襤褸的衣衫。」

他的速寫展示這樣的景象:在卡爾拉一對瘦骨嶙峋、破衣爛衫的男女青年,在已經收走土豆的土地挖掘找食;在迷尼恩斯村,石板搭成的茅草窩孤獨空寂,野狗在村中吞食屍體……

畫家艾爾斯金·尼克爾,從1851年畫出第一幅《愛爾蘭一家在窩棚中的景象》水彩畫開始,到1871年畫出《愛爾蘭移民抵達利物浦》,20餘年連續關注飢荒相關生活,頌揚人性的尊嚴,譴責人性的墮落與地主、警察的殘暴。他連續創作《車站中的愛爾蘭移民》、《出發前》、《回國後》等四幅大畫,描繪移民生存現狀。

尚未找到移民途徑的農民,受到地主驅逐。艾爾斯金·尼克爾繪製的《驅逐》,現藏愛爾蘭國家畫廊。畫面1/3背景風起雲湧,一束陽光從烏雲縫裡投射在剛離開被拆家園的一家七口人頭頂上。過了8年,艾爾斯金·尼克爾又創作了《驅逐佈告》,把地主、警察也一併拉入畫面,更深刻地表現驅逐制度的殘酷和血腥,把罪惡定格在歷史中供後人批判和思索。

20年內執著創作9幅飢荒題材的巨幅畫作,畫家尼克爾的洞察力、人格魅力隨著他天才的繪畫才能,與堅持反飢荒社會行為的良善美德並行到今天。

還有著名畫家喬治·弗雷德里克·瓦茨,為了表達自己對他所處時代的貧窮和不公的憤懣,1849-1850,兩年內創作出《愛爾蘭大飢荒》系列作品四部,以藝術表現道德思想,「用線條和色彩的崇高去嚴肅地影響人的心靈」。

在人類的美德面前,藝術無禁區;但藝術也有禁區,就是絕不為專制或者邪惡歌唱。畫家的職責彷彿就是和媒體配合監督政府、批判政府官員。

愛爾蘭飢荒時期,畫家心手不相欺,批判並尋找飢荒的原因,成就一種善,一種大美,實現對藝術倫理、理性和德行的最大尊重。

例如,飢荒初期《泰晤士畫報》的版畫《部長的夢》諷刺英國首相皮爾把愛爾蘭的飢荒和積弊,歸結為其社會落後;後來,漫畫《播種計畫》又諷刺新首相魯塞爾通過移民和基建的「遠水」,來解決飢荒的「近渴」。這樣的版畫批評,促進了公眾在飢荒中的自身的覺醒,以及對飢荒引發變革的理解。

從繪畫內容來看,除上面提到的飢荒慘狀、移民、飢荒引起的社會失衡外,還展現了宗教紛爭、政局動盪、地主專橫,以及政府腐敗、救濟不力、司法問題、驅逐制度、集會起事、造反失敗、逃亡、死亡等,幾乎涉及到飢荒的各個層面。

通過各新聞媒體及時跟進,版畫、漫畫如同圖片新聞,廣泛引人關注;而稍後跟進的油畫、水彩畫、彩色石版畫等,就像深度報導、專題研究,某些作品得以成為經典,進入大學、博物館為大眾觀瞻。

愛爾蘭畫家們不僅自覺為餓殍招魂,而且為大飢荒留下更為形象的見證,為提升人類心靈潛在的高尚,畫下不朽。愛爾蘭畫家為大飢荒留下形象的見證。圖為反映愛爾蘭飢荒時期生活的畫作之一。

更為重要的是,在這場一百多萬愛爾蘭人死亡、兩百多萬流落異國的飢荒之後,愛爾蘭人痛定思痛,掀起此起彼伏的獨立和改革浪潮。愛爾蘭1922年成為自由平等民主國家。此時,距離飢荒過去72年。

中國畫家大飢荒中描繪美好河山

阿瑪蒂亞·森質疑:「中國1958-1961年爆發的飢荒,是緊跟著1957年後試驗的‘大躍進’的垮臺爆發的,大躍進的失敗開始得到普遍認識,然而,飢荒的存在卻古怪地沒有被公開調查,甚至被公眾的意識遺忘了,直至近期。」

1959年1月,55歲的畫家傅抱石,在《美術》雜誌發表《政治挂了帥,筆墨就不同》,宣布中國畫找到了新的創作方法,即黨的領導、畫家、群眾三結合的辦法。

關於黨對畫家創作事業的領導,傅抱石的文字姿態低到謙卑——「當領導同志為我們的創作反覆推敲、又高興又婉轉地提出意見,特別指出某部分的缺點時候,真是令人激動又令人佩服。當我們經營某一主題,如《人民公社食堂》而遭遇困難無法解決的時候,領導同志既謙遜而又極其中肯的講話,幫助我們打開了思路,解決了問題;又當我們緊張、愉快地完成了初稿時,我們自己也知道還存在很多問題,而我們聽到的卻是鼓勵,和解決問題的辦法。」

這年6月,傅抱石應湖南人民出版社邀請去韶山寫生,出版社安排本社編輯一名、省群藝館長及本省畫家一名陪同。路經湘潭,湘潭地委書記親自前往賓館看望,增派兩名湘潭日報的攝影記者作為嚮導和導遊。傅創作了《韶山全景圖》、《韶山組畫》。

1959年比傅抱石小三歲的李可染有如下年度計畫:(1)風景畫,繼續寫生。內容為美麗河山、城市風景、新的事物、農村、工業風景。(2)人物畫,素描練習、水墨、色彩。(3)外地寫生,武漢、湖南農村、長沙、桂林、陽朔。3-5個月。(4)在頤和園寫生1個月;長城5天;北京城1個月,地點北海、中山公園、文化宮、故宮、天壇、碧雲寺、胡同、大街等。春天,他前去桂林寫生,創作了《像鼻山南望》、《桂林山水》等20餘幅水墨畫。

王魯湘幾十年後評價說:「這是他一生中最後一次系統深入地外出寫生……不僅畫‘所見’,而且畫‘所知’,‘所想’,從最近處一排屋舍到最遠處一排山影,多至26層,畫出的不僅是他見到的桂林,而且是他知道的桂林,想像的桂林。」

返回北京後,李可染根據毛澤東詩詞《清平樂·六盤山》創作國畫《六盤山》。陳湘波認為:李可染一改在寫生中的一邊一角的小景風情,高山峻嶺的蜿蜒山道上,以不盡的紅軍隊伍,表現了「今日長纓在手,何時縛住蒼龍」的主題,這張作品可以說是李可染山水藝術風格的形成標誌。

「大躍進」後的李可染,絕不僅僅畫「所見」,更要畫「所知」,「所想」,宣傳紅色江山——「我們作山水畫,就是為祖國河山樹碑立傳」。

但李可染似乎從來沒有「見過、想過」以下情況,也沒有對此「知過」。在畫家的視覺、知覺、思覺裡,那個年代飢荒從來沒有存在過。

飢餓之鄉是畫家的天堂、詩人的夢鄉

1959年李可染廣西寫生鄰近地區的檔桉摘錄:

雲南曲靖地區陸良、羅平、師宗等縣相繼發生飢餓死亡。1958年2月到9月,陸良發生浮腫病33319人次,佔總人口的13%,因浮腫死亡的5203人,後來統計,死亡12912人,佔總人口5.6%。7月,全省浮腫11萬多人,死亡2萬多。10月10日,全省累計浮腫33.8萬人,死亡39712人。邊界地區外逃農民向貴州和廣西境內湧入。

貴州的情況也糟糕,省糧食廳副廳長王民三,1959年2月底至3月初去鄰近廣西的羅甸、獨山、凱裡,發現食堂斷糧的較多,羅甸傳言玉皇大帝要搶糧倉,獨山社員不出工,發現好幾起鬧糧荒的風。

相鄰的廣東高要和羅定一帶,1959年2月下旬,高要縣蓮塘公社開始鬧糧荒,飼料吃完了,開始吃種子,種子吃完了,各種飢餓疾病來了。4月,死人佔年終總人數5%;7月,死人佔10%。

羅定當時叫羅南,餓死人最多的有千官、平臺等四個公社。江門地委後來瞞不下去了,得出的統計為1960年1月到8月20日,浮腫、死亡在全縣一半的公社發生,死亡達17000多人,佔全縣總人口2.62%。由於行政不作為,1959年的死亡沒有統計,但民間記憶留存了下來。有一個叫曾北數的農民,臨死前躺在床上哭喊:「共產黨,給我一點糧食吧!」叫了兩天得不到一點糧食而死去。

相鄰的湖南,屬於全國非正常死亡前7名的省份;1960年,官方自己統計的死亡率為29.42‰;人口增長率為-9.93‰。而且全國連續兩年人口負增長的四個省份就有廣西、湖南。曹樹基統計的湖南非正常死亡人口,約在248.6萬。

畫家正在「對景寫生、創作」的廣西,1959年被飢餓四面楚歌包圍,自身也陷入極端飢荒之中。

1958年9月9日環江縣放出水稻畝產13萬斤的大衛星,徵購任務是上年度徵購任務的4.8倍。完不成就開始搶糧。四、五月份就開始死人。

城關公社唐蘭大隊黨支書岩日堅,因開倉放糧被開除黨籍,撤銷職務,連續批鬥。一次鬥爭會後,這位30多歲的農民餓死在回家的路上。一些人外逃到貴州、金城江等地乞討,縣委下令追捕,集中關押。在關押中死去44人;在追捕中,水源公社書記韓祖文曾按著縣委書記指示:「外逃人員,經動員還不回來的,就打死算了。」

1960年,據官方人口資料,廣西是全國12個人口負增長的的省份(-10.06‰);死亡率超過20‰的縣市有72個,環江縣的死亡率為131.66‰。三年期間整個廣西非正常死亡,為93.1萬人。

而桂林好像畫家的天堂、詩人的夢鄉。詩人賀敬之,此時寫下了極其著名的《桂林山水歌》;畫家葉淺予創作了《桂林山水》、《荷花舞》等超脫題材作品。

事實上,桂林的情況並不妙。

1959∼1961年,市區年均死亡率為15.04‰,比1965∼1979年14年間的年均死亡率5.12‰高出近兩倍。1961年1月17日,227個單位6768人在大搞代食品運動中吃野山薯中毒,其中較重的1211人,928人住院治療,5人死亡。

據王民三老人回憶,飢荒期間,省際間農民相互外逃的特別多。其日記中記載最後一次省際逃亡潮時間為1973年2月25日。流入貴州的,一般來自廣西、湖南和四川。

民間飢情四起,政府屯糧、出口並不客氣。1959-1960年,國家糧庫約在887.03億斤到286.32億斤之間;春荒最糟糕的時候,庫存達到403.51億斤,折合原糧482億斤。

1959年糧食總產減少的情況下,出口達到415.75萬噸;相當於500萬噸原糧。家禽、水果、鮮蛋、魚等也大量出口,活豬出口71.87萬頭,豬肉10.96萬噸。

因飢荒遍地,豬根本長不大,就被提前出欄完成出口任務。捷克總理西羅基,寫信向周恩來總理抗議:「一是交不了貨,二是交來的不敢在市場上銷售,品質太次了。」

不管那些瘦豬在捷克市面上後來的境遇如何,1959年10月,捷克為慶祝中國國慶10週年,在布拉格舉辦了「李可染畫展」。1959年,在維也納「第七屆世界青年聯歡節」上,廣東畫家楊之光的巨幅國畫《雪夜送飯》、蔣正鴻的木刻《新城市》獲金獎。萊比錫國際書籍藝術展覽會版畫比賽中,吳凡的《蒲公英》再獲金獎。

這些美麗炫目的獎項,給世界營造了中國太平盛世的景象,卻掩蓋不了當時中國大地遍野白骨的真相。1959年生活在城市的中國畫家,無視悲慘的底層生活,看不見逃亡、餓斃的飢民,熱烈回應組織號召,積極創作宣傳黨史題材的作品。


傅抱石、關山月1959年為北京人大會堂繪製巨幅國畫《江山如此多嬌》。9×6.5M,由周恩來「藝術總監」,毛澤東題名。五次改畫完成。

傅抱石關山月和毛、周共同創作《江山如此多嬌》

油畫,詹建俊創作了《狼牙山五壯士》,羅工柳《毛澤東在井岡山》,王征驊《南昌起義》,蔡亮《延安火炬》等大型油畫。紅色凋塑家張松鶴創作了毛澤東銅凋坐像《運籌帷幄》。

國畫,李可染根據毛澤東《七律·長征》創作一幅山水畫。

黃冑創作了5.1平米的巨幅國畫《趕集圖》(又名《載歌行》),鄧拓特地題跋:馬兒馳,驢兒馳,生活而今勝舊時……又根據小說《紅旗譜》創作《春蘭圖》,貧窮農民的女兒春蘭,戴銀挂玉在思考革命問題;喜氣連天的《豐樂園》還獲得大獎。

陝西畫家石魯,這年40歲,創作國畫《轉戰陝北》、《高山仰止》。石魯自信地說:「畫有筆墨則思想活,無筆墨則思想死,畫有我之思想,則有我之筆墨;畫無我之思想,則徒然作古人和自然之筆墨奴隸。」石魯當時大腦裡的「思想」,似乎是毛澤東思想的同義語。

1959年8月,傅抱石、關山月被召進京,根據毛澤東詩詞《沁園春·雪》創作國畫。《傅抱石傳》顯示,創作期間傅抱石曾請周恩來批酒喝,得到兩箱茅台。

為了創作這幅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大畫,專門成立「磨墨組、制筆組、接紙組,並抽調了許多為繪畫服務的工作人員」。榮寶齋供應了30多張古丈二匹宣紙,每張宣紙單價60元,可供五六口之家一月伙食費。

當初傅、關兩人拿不定主意時,陳毅給畫的內容提了個醒,郭沫若主張把太陽畫出來。完成的《沁園春·雪》的近景,是江南青綠山川、蒼松翠石;遠景是白雪皚皚,山舞銀蛇;中景連接南北原野,黃河長江橫貫。

周總理看畫後提出,太陽小了一點且位置低了。放大到將近一米後,才找到合適位置。5.5×9米巨幅畫完成後,毛澤東親自題名:江山如此多嬌。

可以說,國畫《江山如此多嬌》由傅抱石、關山月、毛澤東共同完成,周恩來擔任「藝術總監」。

1960年,中央美術學院青年教師孫滋溪和秦嶺等15人集體創作《當代英雄》(素描),試圖以眾多普通勞動者與領袖毛澤東一起闊步前進的大場面,表現「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的主題。「作品的新穎構圖與大躍進年代的社會心理氣氛十分吻合,素描稿發表之後,引起全國美術界的關注。」

河南畫家、師範老師陶一清,1960年為了紀念紅軍長征,開始重走25000里長征路,歷時五個月,畫下《萬水千山》、《延安頌》等畫作,並成為聖地紅色畫家的知名人物。

1960年9月,中國文聯、美協等四團體,派出衣冠整潔的代表,聯合舉辦俄羅斯畫家魯勃廖夫誕生600年、西班牙畫家委拉斯開茲逝世300週年、日本畫家葛飾北齋誕生200週年紀念展覽會。看到這則消息,令人感到:眼前遍地中國餓魂不僅無人掉一滴眼淚,而且迄今無一張公之於眾的畫作祭奠。

大飢荒過去50年了。不允許檢討,沒有誠意懺悔,結果只能溷淆是非,扭曲倫理底線,誤導今天的青年人乃至收藏界對繪畫作品及其品質的認知。反飢荒的公共行為,不僅包括政府為公眾做了什麼,也包括各種人物和政府的交易是否正當,以及公眾為自己做了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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