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饥荒下　中国画家描绘的“美好河山”(组图)

（编者按）本文揭露中国大饥荒期间，人民挣扎在死亡线上，千万人死去。大批官方艺术家却大画人间仙境，为专制者粉饰罪恶。这些画家虽然在文革中遭到迫害，但中国文化界迄今没有反省这段历史，而且在商潮中瞎炒那批作品。本篇以19世纪爱尔兰画家在大饥荒中的表现为对照，指出「艺术无禁区，但艺术绝不为专制或者邪恶歌唱」。

李可染1959年大饥荒中的国画名作《万山红遍》,画面近乎红遍。1962年香港拍卖300港元、2000年北京拍卖501万元、2007年佳士得拍卖3500万元。

李可染1959的《江山如此多娇》

1959年秋天，中国美术家协会在北京举办了李可染水墨山水写生画展，命名「江山如此多娇」。与画展一同翩然起舞的，还有中国文化部从各地调来的二十几个剧种、几十个剧团和北京文艺团体，从9月21日到10月10日，献礼演出戏剧、音乐、舞蹈、曲艺、杂技、木偶等。

从这一年开始或者更早，52岁，且以「为祖国山水立传」为帜的画家李可染，已经登上了「爱国李家山水画」的旅程。他在当年《美术》杂志上撰文表达：「山水画是对祖国、对家乡的歌颂，——‘江山如此多娇’，中国人的‘江山’、‘河山’一词都是代表祖国的意思。」「画画不单是依靠‘视觉’、‘知觉’，更重要的是还必须画‘所想’，由‘所见’，推移到‘所知’、‘所想’」，即在个性中体现共性。」「由‘所见’，推移到‘所知’、‘所想’」，看来这是一个既辩证又唯物主义的艺术哲学。然而，下面的很多事实，将会说明这个理论中，备受追捧的观点是如何不诚实。

清华大学教授王鲁湘曾说，「闭着眼睛所能清晰观想的李家山水，却又总是那么几个经典意境：杏花春雨、灕江胜景、峡江帆影、黄山烟云、井冈雄姿、幽谷鸣泉、万山红遍……由景而昇华为境，就是‘採一炼十’的美学目标。」

如此美妙的人间仙境，如果说给健忘的国人、没有经历那个年代的大学生，无疑既卖座又叫好，还不会触及任何现实暗礁和限制。但是，「当数百万人在一次饥荒中死去，我们就很难不去思考，有些极其罪恶的事正在发生。」——知名的研究贫穷的印度学者阿玛蒂亚·森的这个难以抑制的「思考」，就是本文「公共行为」的支点之一。

森所宣导的公共行为，包括国家活动和民众的社会行为。双方不仅合作，还有对抗。就个人而言，关注他人生活，帮助同胞渡过难关，就是积极参与公共行为。记者、党派、团体、艺术家、救济机构以及民间活动家，都是百年来经常冲在一线的群体。这是属于人的基本责任，以及来自共用人性的召唤。

「如此多娇」这座「纸上的江山」，带着幽谷、烟云、雄姿、杏花春雨等经典意境，分别在上海、天津、南京等八大城市轮番展示。那么，1959年的中国江山到底如何？

1959大饥荒在各省已经大量饿死人

在北京，1959年4月6日，国务院秘书厅汇总山东、江苏、河南、河北、安徽五省缺粮情况报告；4月9日，又送上15省春荒情况统计报告，说有2517万人无饭吃。

年底，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在全国电话会议上强调：「省裡饿死人是一个省的问题，北京死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时任贵州省粮食厅副厅长王民三回忆说，上级要求保北京，已经饿死人的贵州，被迫调一亿斤粮到北京。

在武汉，1959年1月，武汉市只剩下够用一天的存粮，为了救急，把从四川运往上海的粮食扣了。

4月底，老家人给湖北浠水中学学生杨继绳捎话回家。杨继绳当即请假，领取了停火三天的3斤大米。回到乡下，眼前的景象让他震惊：仅隔两个月的光景，门前的榆树没有皮，地下的根也刨光了，没有狗叫，没有鸡跑。皮包骨的父亲，此刻已不能咽下杨继绳用带回的米熬制的粥。三天之后与世长辞。

在广州，1959年1月27日，广东省委赵紫阳报告了雷南县干部解决粮食问题的办法：目前农村粮食紧张是生产队和分队进行瞒产造成的。要求对拒不交待的瞒产干部，给予处分，甚至法办。毛泽东对此批示：「在全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

在南京，全省从1月开始，邳县、新沂等地出现农民向邻省逃荒；一些地区出现严重死亡，其中宝应死亡35391人，高淳饿死近2万人。

在上海，1958年6、7月间，上海市奉贤县提出「用杀人之心搞生产」，全县范围内发生捆绑吊打，乱斗乱关乱罚等现象，造成960人死亡。在兴修水利时，将全县农家9000多台织布机拆掉，连社员的门板窗、地板、板壁也要拆走，还挖掘墓地裡8000多具棺材。

四川省的饥饿，从1958年到1962年，历时四年，是全国饥饿时间最长的省份。人口死亡约在1000万左右，是全国连续四年人口负增长的唯一省份。

时任重庆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廖伯康说：省委书记李井泉住在重庆潘家坪招待所的时候，几乎每天吃了晚饭先看电影，再打桥牌，或者先看戏再跳舞。看电影是专场，看戏是堂会。跳舞、打牌到凌晨再吃夜宵。

在西安，大饥荒期间陝西非正常死亡人口为18.7万人。之所以死亡人口少，人口学家曹树基认为，可能与近百年来陝、晋发生过饥荒有关，这些地区民间重视、珍惜粮食，成功化解了政府的高压。

在天津，市委1959年6月送上庐山会议的材料表明，各区党员比较一致否定大跃进，对大办钢铁、人民公社提出怀疑和指责。蓟县在1960-1962年间食物中毒2672人，死亡60人。武清县1960年4月食物中毒5252人，死亡40人。

1959年上述八大城市，至少有五个在为毛泽东修建别墅或宾馆。中央政府用10个月时间，边设计、边备料、边施工，採用人海战术，坚定地完成了北京十大国庆工程，包含博物馆、宾馆、会堂等。1959年9月25日，人民日报以《大跃进的产儿》为题发表社论，盛讚这些建筑「是我国建筑史上的创举」；在21世纪，十大国庆工程仍被誉为「镌刻着共和国的气魄与胸怀」的「丰碑」。确实，这些金光四射的建筑目前依旧结实耐用，但在饥荒中与民争食的特徵，还是被强制性地处于遗忘状态。

1840年代爱尔兰大饥荒死人110万

18世纪中期，爱尔兰一次饥荒导致约240万人死亡。爱尔兰民间传统，把饥饿的1741年称为屠杀年。英国国家社科院院士彼得·格雷评价说，「然而，这次灾难几乎已经被遗忘了，在该世纪末（指18世纪末——编者注），饥荒没有被看作是政治范畴，而后长期的经济增长和人口增长加速了这种遗忘。」

被马铃薯安全喂养了近百年的爱尔兰人，谁也没有料到，1845年9月，马铃薯霜霉真菌出现在东部，首先攻击叶和茎，接着攻击地下根块；一个月内蔓延到爱尔兰西部。　

画家达尼埃尔·麦克唐纳，1847年绘製了油画《爱尔兰出现马铃薯霜霉毒病》。画面上夕阳正浓，一位中年农民目光呆滞、表情惊诧，裤腿挽露坐在一堆马铃薯旁，彷佛在追问：这外表好看的土豆怎么里面会腐烂了？目前此画收藏在都柏林大学。当时植物学家作出「马铃薯灾害是爱尔兰潮湿的气候及夏天的湿度造成」的错误判断，1848年病害捲土重来，马铃薯的产量损失一半。

这次饥荒暴露出严重的政治问题：「在爱尔兰人死于饥饿时，大量粮食却被从爱尔兰出口到英格兰。在英格兰与爱尔兰漫长而频繁的历史纷争中，还从未出现过招致如此愤怒、使两国人民如此怨恨的事件。」

最近的研究表明，除去移民，爱尔兰饥荒中死去约110万人。这个数字接近曹树基计算的中国甘肃省1959－1961年饥荒期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

爱尔兰画家是饥荒的见证人、批判者

抵制严重饥荒的公共行为，不是一个施捨或者仁慈的再分配——爱尔兰的画家，以自己的才华，通过有效的方式勇敢地闯入每一个可以实施人道、批判、救济的角落。许多人在挨饿，一个人怎能独自在温泉别墅享受绘画——漠视他人生存现状的自私从来就不含美。

仅就《爱尔兰大饥荒》一书提供的资料，统计分析：

涉及的画种有黑白版画、彩色石版画、速写、漫画、水彩画、木凋和油画。数量约计120幅。作品时间跨度，从灾害发生的1845年11月22日《泰晤士画报》，到1900年4月《自由爱尔兰》的封面。跨度为55年。参与大饥荒创作、披露甚至报导的画家，在80－100名之间。

艺术家詹姆斯·马奥尼，1847年1月参观了斯基柏林地区，遂从2月20日开始在《伦敦新闻画报》上，发表了大量速写和笔记，向公众展示饥荒的可怕：「任何羽毛笔、任何铅笔都无法描绘出斯基柏林的恐怖，在这里我看到垂死者、活着的人，一个挨一个横陈在冰冷大地上的死者，将他们隔开的只有他们褴褛的衣衫。」

他的速写展示这样的景象：在卡尔拉一对瘦骨嶙峋、破衣烂衫的男女青年，在已经收走土豆的土地挖掘找食；在迷尼恩斯村，石板搭成的茅草窝孤独空寂，野狗在村中吞食尸体……

画家艾尔斯金·尼克尔，从1851年画出第一幅《爱尔兰一家在窝棚中的景象》水彩画开始，到1871年画出《爱尔兰移民抵达利物浦》，20馀年连续关注饥荒相关生活，颂扬人性的尊严，谴责人性的堕落与地主、员警的残暴。他连续创作《车站中的爱尔兰移民》、《出发前》、《回国后》等四幅大画，描绘移民生存现状。

尚未找到移民途径的农民，受到地主驱逐。艾尔斯金·尼克尔绘製的《驱逐》，现藏爱尔兰国家画廊。画面1/3背景风起云涌，一束阳光从乌云缝里投射在刚离开被拆家园的一家七口人头顶上。过了8年，艾尔斯金·尼克尔又创作了《驱逐佈告》，把地主、员警也一併拉入画面，更深刻地表现驱逐制度的残酷和血腥，把罪恶定格在历史中供后人批判和思索。

20年内执着创作9幅饥荒题材的巨幅画作，画家尼克尔的洞察力、人格魅力随着他天才的绘画才能，与坚持反饥荒社会行为的良善美德并行到今天。

还有着名画家乔治·弗雷德里克·瓦茨，为了表达自己对他所处时代的贫穷和不公的愤懑，1849－1850，两年内创作出《爱尔兰大饥荒》系列作品四部，以艺术表现道德思想，「用线条和色彩的崇高去严肃地影响人的心灵」。

在人类的美德面前，艺术无禁区；但艺术也有禁区，就是绝不为专制或者邪恶歌唱。画家的职责彷佛就是和媒体配合监督政府、批判政府官员。

爱尔兰饥荒时期，画家心手不相欺，批判并寻找饥荒的原因，成就一种善，一种大美，实现对艺术伦理、理性和德行的最大尊重。

例如，饥荒初期《泰晤士画报》的版画《部长的梦》讽刺英国首相皮尔把爱尔兰的饥荒和积弊，归结为其社会落后；后来，漫画《播种计画》又讽刺新首相鲁塞尔通过移民和基建的「远水」，来解决饥荒的「近渴」。这样的版画批评，促进了公众在饥荒中的自身的觉醒，以及对饥荒引发变革的理解。

从绘画内容来看，除上面提到的饥荒惨状、移民、饥荒引起的社会失衡外，还展现了宗教纷争、政局动盪、地主专横，以及政府腐败、救济不力、司法问题、驱逐制度、集会起事、造反失败、逃亡、死亡等，几乎涉及到饥荒的各个层面。

通过各新闻媒体及时跟进，版画、漫画如同图片新闻，广泛引人关注；而稍后跟进的油画、水彩画、彩色石版画等，就像深度报导、专题研究，某些作品得以成为经典，进入大学、博物馆为大众观瞻。

爱尔兰画家们不仅自觉为饿殍招魂，而且为大饥荒留下更为形象的见证，为提升人类心灵潜在的高尚，画下不朽。爱尔兰画家为大饥荒留下形象的见证。图为反映爱尔兰饥荒时期生活的画作之一。

更为重要的是，在这场一百多万爱尔兰人死亡、两百多万流落异国的饥荒之后，爱尔兰人痛定思痛，掀起此起彼伏的独立和改革浪潮。爱尔兰1922年成为自由平等民主国家。此时，距离饥荒过去72年。

中国画家大饥荒中描绘美好河山

阿玛蒂亚·森质疑：「中国1958-1961年爆发的饥荒，是紧跟着1957年后试验的‘大跃进’的垮台爆发的，大跃进的失败开始得到普遍认识，然而，饥荒的存在却古怪地没有被公开调查，甚至被公众的意识遗忘了，直至近期。」

1959年1月，55岁的画家傅抱石，在《美术》杂志发表《政治挂了帅，笔墨就不同》，宣佈中国画找到了新的创作方法，即党的领导、画家、群众三结合的办法。

关于党对画家创作事业的领导，傅抱石的文字姿态低到谦卑——「当领导同志为我们的创作反复推敲、又高兴又婉转地提出意见，特别指出某部分的缺点时候，真是令人激动又令人佩服。当我们经营某一主题，如《人民公社食堂》而遭遇困难无法解决的时候，领导同志既谦逊而又极其中肯的讲话，帮助我们打开了思路，解决了问题；又当我们紧张、愉快地完成了初稿时，我们自己也知道还存在很多问题，而我们听到的却是鼓励，和解决问题的办法。」

这年6月，傅抱石应湖南人民出版社邀请去韶山写生，出版社安排本社编辑一名、省群艺馆长及本省画家一名陪同。路经湘潭，湘潭地委书记亲自前往宾馆看望，增派两名湘潭日报的摄影记者作为嚮导和导游。傅创作了《韶山全景图》、《韶山组画》。

1959年比傅抱石小三岁的李可染有如下年度计画：（1）风景画，继续写生。内容为美丽河山、城市风景、新的事物、农村、工业风景。（2）人物画，素描练习、水墨、色彩。（3）外地写生，武汉、湖南农村、长沙、桂林、阳朔。3－5个月。（4）在颐和园写生1个月；长城5天；北京城1个月，地点北海、中山公园、文化宫、故宫、天坛、碧云寺、胡同、大街等。春天，他前去桂林写生，创作了《象鼻山南望》、《桂林山水》等20馀幅水墨画。

王鲁湘几十年后评价说：「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系统深入地外出写生……不仅画‘所见’，而且画‘所知’，‘所想’，从最近处一排屋舍到最远处一排山影，多至26层，画出的不仅是他见到的桂林，而且是他知道的桂林，想像的桂林。」

返回北京后，李可染根据毛泽东诗词《清平乐·六盘山》创作国画《六盘山》。陈湘波认为：李可染一改在写生中的一边一角的小景风情，高山峻岭的蜿蜒山道上，以不尽的红军队伍，表现了「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的主题，这张作品可以说是李可染山水艺术风格的形成标志。

「大跃进」后的李可染，绝不仅仅画「所见」，更要画「所知」，「所想」，宣传红色江山——「我们作山水画，就是为祖国河山树碑立传」。

但李可染似乎从来没有「见过、想过」以下情况，也没有对此「知过」。在画家的视觉、知觉、思觉里，那个年代饥荒从来没有存在过。

饥饿之乡是画家的天堂、诗人的梦乡

1959年李可染广西写生邻近地区的档桉摘录：

云南曲靖地区陆良、罗平、师宗等县相继发生饥饿死亡。1958年2月到9月，陆良发生浮肿病33319人次，占总人口的13%，因浮肿死亡的5203人，后来统计，死亡12912人，占总人口5.6%。7月，全省浮肿11万多人，死亡2万多。10月10日，全省累计浮肿33.8万人，死亡39712人。边界地区外逃农民向贵州和广西境内涌入。

贵州的情况也糟糕，省粮食厅副厅长王民三，1959年2月底至3月初去邻近广西的罗甸、独山、凯里，发现食堂断粮的较多，罗甸传言玉皇大帝要抢粮仓，独山社员不出工，发现好几起闹粮荒的风。

相邻的广东高要和罗定一带，1959年2月下旬，高要县莲塘公社开始闹粮荒，饲料吃完了，开始吃种子，种子吃完了，各种饥饿疾病来了。4月，死人占年终总人数5%；7月，死人占10%。

罗定当时叫罗南，饿死人最多的有千官、平台等四个公社。江门地委后来瞒不下去了，得出的统计为1960年1月到8月20日，浮肿、死亡在全县一半的公社发生，死亡达17000多人，占全县总人口2.62%。由于行政不作为，1959年的死亡没有统计，但民间记忆留存了下来。有一个叫曾北数的农民，临死前躺在床上哭喊：「共产党，给我一点粮食吧！」叫了两天得不到一点粮食而死去。

相邻的湖南，属于全国非正常死亡前7名的省份；1960年，官方自己统计的死亡率为29.42‰；人口增长率为-9.93‰。而且全国连续两年人口负增长的四个省份就有广西、湖南。曹树基统计的湖南非正常死亡人口，约在248.6万。

画家正在「对景写生、创作」的广西，1959年被饥饿四面楚歌包围，自身也陷入极端饥荒之中。

1958年9月9日环江县放出水稻亩产13万斤的大卫星，徵购任务是上年度徵购任务的4.8倍。完不成就开始抢粮。四、五月份就开始死人。

城关公社唐兰大队党支书岩日坚，因开仓放粮被开除党籍，撤销职务，连续批斗。一次斗争会后，这位30多岁的农民饿死在回家的路上。一些人外逃到贵州、金城江等地乞讨，县委下令追捕，集中关押。在关押中死去44人；在追捕中，水源公社书记韩祖文曾按着县委书记指示：「外逃人员，经动员还不回来的，就打死算了。」

1960年，据官方人口资料，广西是全国12个人口负增长的的省份（-10.06‰）；死亡率超过20‰的县市有72个，环江县的死亡率为131.66‰。三年期间整个广西非正常死亡，为93.1万人。

而桂林好像画家的天堂、诗人的梦乡。诗人贺敬之，此时写下了极其着名的《桂林山水歌》；画家叶浅予创作了《桂林山水》、《荷花舞》等超脱题材作品。

事实上，桂林的情况并不妙。

1959～1961年，市区年均死亡率为15.04‰，比1965～1979年14年间的年均死亡率5.12‰高出近两倍。1961年1月17日，227个单位6768人在大搞代食品运动中吃野山薯中毒，其中较重的1211人，928人住院治疗，5人死亡。

据王民三老人回忆，饥荒期间，省际间农民相互外逃的特别多。其日记中记载最后一次省际逃亡潮时间为1973年2月25日。流入贵州的，一般来自广西、湖南和四川。

民间饥情四起，政府屯粮、出口并不客气。1959－1960年，国家粮库约在887.03亿斤到286.32亿斤之间；春荒最糟糕的时候，库存达到403.51亿斤，折合原粮482亿斤。

1959年粮食总产减少的情况下，出口达到415.75万吨；相当于500万吨原粮。家禽、水果、鲜蛋、鱼等也大量出口，活猪出口71.87万头，猪肉10.96万吨。

因饥荒遍地，猪根本长不大，就被提前出栏完成出口任务。捷克总理西罗基，写信向周恩来总理抗议：「一是交不了货，二是交来的不敢在市场上销售，品质太次了。」

不管那些瘦猪在捷克市面上后来的境遇如何，1959年10月，捷克为庆祝中国国庆10周年，在布拉格举办了「李可染画展」。1959年，在维也纳「第七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上，广东画家杨之光的巨幅国画《雪夜送饭》、蒋正鸿的木刻《新城市》获金奖。莱比锡国际书籍艺术展览会版画比赛中，吴凡的《蒲公英》再获金奖。

这些美丽炫目的奖项，给世界营造了中国太平盛世的景象，却掩盖不了当时中国大地遍野白骨的真相。1959年生活在城市的中国画家，无视悲惨的底层生活，看不见逃亡、饿毙的饥民，热烈回应组织号召，积极创作宣传党史题材的作品。

傅抱石、关山月1959年为北京人大会堂绘製巨幅国画《江山如此多娇》。9×6.5M，由周恩来「艺术总监」，毛泽东题名。五次改画完成。

傅抱石关山月和毛、周共同创作《江山如此多娇》

油画，詹建俊创作了《狼牙山五壮士》，罗工柳《毛泽东在井冈山》，王征骅《南昌起义》，蔡亮《延安火炬》等大型油画。红色凋塑家张松鹤创作了毛泽东铜凋坐像《运筹帷幄》。

国画，李可染根据毛泽东《七律·长征》创作一幅山水画。

黄胄创作了5.1平米的巨幅国画《赶集图》（又名《载歌行》），邓拓特地题跋：马儿驰，驴儿驰，生活而今胜旧时……又根据小说《红旗谱》创作《春兰图》，贫穷农民的女儿春兰，戴银挂玉在思考革命问题；喜气连天的《丰乐园》还获得大奖。

陝西画家石鲁，这年40岁，创作国画《转战陝北》、《高山仰止》。石鲁自信地说：「画有笔墨则思想活，无笔墨则思想死，画有我之思想，则有我之笔墨；画无我之思想，则徒然作古人和自然之笔墨奴隶。」石鲁当时大脑里的「思想」，似乎是毛泽东思想的同义语。

1959年8月，傅抱石、关山月被召进京，根据毛泽东诗词《沁园春·雪》创作国画。《傅抱石传》显示，创作期间傅抱石曾请周恩来批酒喝，得到两箱茅台。

为了创作这幅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画，专门成立「磨墨组、制笔组、接纸组，并抽调了许多为绘画服务的工作人员」。荣宝斋供应了30多张古丈二匹宣纸，每张宣纸单价60元，可供五六口之家一月伙食费。

当初傅、关两人拿不定主意时，陈毅给画的内容提了个醒，郭沫若主张把太阳画出来。完成的《沁园春·雪》的近景，是江南青绿山川、苍松翠石；远景是白雪皑皑，山舞银蛇；中景连接南北原野，黄河长江横贯。

周总理看画后提出，太阳小了一点且位置低了。放大到将近一米后，才找到合适位置。5.5×9米巨幅画完成后，毛泽东亲自题名：江山如此多娇。

可以说，国画《江山如此多娇》由傅抱石、关山月、毛泽东共同完成，周恩来担任「艺术总监」。

1960年，中央美术学院青年教师孙滋溪和秦岭等15人集体创作《当代英雄》（素描），试图以众多普通劳动者与领袖毛泽东一起阔步前进的大场面，表现「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主题。「作品的新颖构图与大跃进年代的社会心理气氛十分吻合，素描稿发表之后，引起全国美术界的关注。」

河南画家、师范老师陶一清，1960年为了纪念红军长征，开始重走25000里长征路，历时五个月，画下《万水千山》、《延安颂》等画作，并成为圣地红色画家的知名人物。

1960年9月，中国文联、美协等四团体，派出衣冠整洁的代表，联合举办俄罗斯画家鲁勃廖夫诞生600年、西班牙画家委拉斯开兹逝世300周年、日本画家葛饰北斋诞生200周年纪念展览会。看到这则消息，令人感到：眼前遍地中国饿魂不仅无人掉一滴眼泪，而且迄今无一张公之于众的画作祭奠。

大饥荒过去50年了。不允许检讨，没有诚意忏悔，结果只能溷淆是非，扭曲伦理底线，误导今天的青年人乃至收藏界对绘画作品及其品质的认知。反饥荒的公共行为，不仅包括政府为公众做了什么，也包括各种人物和政府的交易是否正当，以及公众为自己做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