抱怨房價、暴力反抗、官貪人淫、網路封鎖……「中國」太多的問題，把人變得活著還不如豬狗：思想邪毒，語言好鬥。儘管民主自由的人權國家依然有公平正義問題，但畢竟還能給人生存和改善的希望。可「中國」卻嘆缺陳勝。是嗎？
陳勝是誰？是秦朝末年第一個揭竿而起的抗暴者，他之後才有劉邦、項羽。其他朝代末年的起義都有第一個「陳勝」，例如隋朝末年的王薄，明朝末年的王二。就是清朝末年主張「興共和」的起義，同樣還是要有個出頭鳥，那就是孫文。就是說，中國不帶引號的時候，歷朝代代有陳勝，如同代代有皇帝才子佳人一樣。
問題出在所謂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國」，中共成了「中國」的引號，代表了「中國」，讓民眾將它當成了「中國」。結果真正的中國沒了，從思想政治上消亡了。真正的中國人也隨之消亡，存活的人越來越少了男人的俠骨、女人的柔腸，粗野的男人、膽小的女人越來越多，被德國和俄國輸入的馬列主義歪理邪說指導的黨文化變異成了《讓子彈飛》中雖然虛擬、卻真實存在的鵝城人。即使在引號當頭罩的「中國」，陳勝依然有，那就是張麻子，敢反搶錢搶到2010年的黃四郎。
張麻子在《讓子彈飛》最後一幕振臂高呼：「槍在手，跟我走，殺四郎，搶碉樓」，但喊了幾圈，響應者寥寥無幾。張麻子就是共和時代的揭竿者，首先起來挑戰惡勢力，給民眾發錢、發槍。出於恐懼，民眾乖乖地把錢扔進了黃四郎派出的馬車裡，民眾敢怒不敢言。雖然發的槍被民眾留下了，但還是沒人出來。
張麻子（張牧之）在地下黨員出身的馬識途的小說《盜官記》裡是個反國民政府的土匪，跟毛澤東（毛潤之）落草為寇同時代。不過，經過可能讀過《九評共產黨》的姜文等人一改編，就賦予了政治寓意鮮明的反共思想，張麻子就成了當今「中國」的電影中的陳勝，黃四郎就成了中國共產黨，鵝城就象徵當今蘇俄（蘇聯）化了 的「中國」，碉樓就是中共政權。由這樣的解讀可知：喊「槍在手，跟我走，殺四郎，搶碉樓」的張麻子，就是姜文通過電影造出來的反共的陳勝。
但反共的陳勝跟歷代皇帝王朝的陳勝明顯不同。陳勝、王薄、王二們揭竿而起時，當時不帶引號、沒被俄國列寧主義洗腦的中國人即刻一呼百應：陳勝起義之後，有魏咎、田儋、項粱•項羽•劉邦等響應或跟隨；王薄起義之後，有翟讓•單雄信、竇建德、杜伏威等響應或跟隨，王二起義之後，有王嘉胤、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等響應或跟隨。但反共的陳勝揭竿而起之後，卻在城中轉了三圈都沒有人出來，憎恨黃四郎的武舉人、上半身赤裸者都沒有馬上在身後追隨或異地響應。他們都是鵝城人，被俄國列寧主義洗腦，痛恨黃四郎（共產黨），卻更恐懼，以為黃四郎神通廣大、張麻子不是對手，看不到張麻子的勝利不動腳、不出手。
在「中國」今天的隨便哪個中共統治的城鎮，無論縣城、市城、省城，如果揭竿之後沒有聞訊而起的追隨和響應，張麻子那樣揭竿無疑是找死，直接被中共的毫不猶豫地屠殺，間接地被民眾（鵝城人）的猶疑害死。人原本就是血熱而活，血冷而死。暴政下的受害者，就其血性而言是痛恨暴政並願意追隨勇士的。古人就這樣正常活著。明朝末年的1627年3月，陝西大旱，澄城知縣不顧飢民死活，仍然催逼賦稅榨取農民。白水飢民王二聚集了數百個無法活命的農民，高聲問大家：「誰敢殺知縣？」得到的是異口同聲地回應：「我敢。」這才有明末農民戰爭。可如今有人喊「散步而伺機抗議」，「中國」卻並無明朝那樣的群起而隨之。別說「上街公然反共」有風險，就是「化名聲明脫共」毫無風險，也要猶疑很久。
法輪功學員、高智晟、胡佳、楊佳、鄧玉嬌，其實都是當今「中國」的陳勝，特徵是：堅決不跪強權，敢為人先，如同《讓子彈飛》的張麻子，被強權污蔑和欺壓，卻做良心和良知讓做的事：或維護「真善忍」信仰，或勇於聲援，或挑戰惡警，或護衛貞操。想想：如果法輪功學員2005年促三退的時候，凡罵過暴政的人都吳廣、項羽、劉邦似的第一時間響應，每月十幾萬、上百萬的退黨退團退隊，像高智晟、胡佳那樣敢為法輪功辯護，中共能撐到現在嗎？如果楊佳襲警、鄧玉嬌刀刃淫官，緊接著有千萬個楊佳和鄧玉嬌出現（我並不是鼓勵，而是想說一個理），「中國」還有警察敢欺民和擾民嗎？還有淫官肆無忌憚地欺男霸女嗎？也就是說，「中國」並不缺陳勝，是鵝城人把黨的魔鬼行為當作神通而甘當懦夫。
這是為什麼？這是極度的投機：自由民主雖然很好，但槍打出頭鳥；讓你先風光，你死了我活著，你贏了我分享；我比你會說，那時候我你前頭。還是極度的恐懼：共產黨不好惹，惹誰莫惹共產黨，你打它沒有核武器，你三退沒啥用，傻瓜才信天滅中共。總之在「中國」，人們不怕上帝，不怕真正的神，卻怕教自己不信神和罵神的中國共產黨，居然將敢戰天鬥地的中共惡魔當成神來尊崇。
這就是說「中國」的鵝城人，以小鬼心態生活，把各地的惡勢力當成神通廣大的黃四郎，恐懼得不得了。這才有中共統治「中國」到如今。「中國」不缺陳勝似的張麻子，是投機和怯懦的鵝城人太多。三退脫共莫遲疑，不做鵝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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