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敵論」的由來
原本並不受人注意的「無敵論」，在劉曉波的《最後陳述——我沒有敵人》發表後，竟引發激烈的爭論。反對者認為它是背叛民運的自供狀，擁護者認為它是大仁大愛的傑作。在試圖剖析 「無敵論」倒底是個什麼東西時，我們先要知道它最初的出處和它的主要詮釋。
劉曉波認為，共產黨不是敵人。這話最早出自二十年前的一九八九年五月七日，他在天安門民主運動期間的一個呼籲書中寫道：「通過十年改革，共產黨得到了執政的合法性和民意基礎」，「共產黨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權利，‘打倒共產黨’的口號是非民主的。我們不要求也沒有理由要求廢除共產黨和現行政權，只要求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保障每一種民間的獨立的社會力量的合法存在的權利。」不到一個月後，他的「六.二絕食宣言」又重複了這個無敵之說。
劉曉波認為，中國的民主運動不應以共產黨的「階級鬥爭」之說去把視人民為敵的共產黨再反過來當敵人看待。在同一個呼籲中，他這樣解釋： 「中國的民主，必須以消除‘敵人意識’為前提，因為在一個民主政體，沒有敵人，只有不同利益集團的制衡。民主政治的精髓之一是：寧要十個相互制衡的魔鬼，也不要一個擁有絕對權力的天使。一切為爭取民主而奮鬥的人士，莫讓仇恨毒化了你的智慧。」
且不論，民主制度精髓的「權力制衡」被他胡說成什麼「只有不同利益集團的制衡」，也撇開他用「魔鬼」與「天使」作為權力擁有者的荒唐對比，讀者仍可看出他想表達的不外是以下三點：一，共產黨執政合法；二，在共產黨現行憲法下爭取合法權益是所謂民主的，其它都是非民主的；三，民主制度下無敵人，消除敵人意識是取得民主的前提。這就是劉曉波所謂的民主精髓和無敵智慧。
二十年後，劉曉波對「六四」屠城後的中共執政的合法性避開不談了，卻在《最後的陳述——我沒有敵人》中把「無敵論」 發揮成「以最大的善意對待政權的敵意，以愛化解恨。」儘管中共當局三次對他以言論治罪，他卻莫名其妙地說什麼「人權已經成為中國法治的根本原則之一」 ，「標誌中共執政理念進步」，還不忘長篇表揚監獄的柔性化音樂、人性化管理，不忘點名表揚中共司法人員和管教，等等。
在《我沒有敵人》的通篇中，他沒有再提「沒有理由要求廢除共產黨和現行政權」，卻以宗教徒似的口氣以「大仁大愛」的終極高度來模糊中國民主運動的一個核心問題：是企盼執政黨自願放棄一黨專政，與其攜手合作，還是全民抗爭迫其退出極權統治，重建民主制度。這是我們與劉曉波「無敵派」的根本分歧。為此，我想就劉曉波 「無敵論」觀點作如下討論。
「無敵派」為什麼反對「打倒共產黨」的口號？
劉曉波說「打倒共產黨的口號是非民主的」，認為「打倒」是出於「仇恨」的「敵人意識」。他這是對民主概念的偷梁換柱。這口號本身既是人民實踐民主時的自發意願，也是人民不要共產黨一黨專政的政治訴求。「打倒共產黨」是一個口號，不是一個民主程序，表達民意的口號不必非經民主程序通過才算是民主的。劉曉波把民意表達與民主程序相混淆，對民意表達扣「非民主」大帽子，這如同共產黨過去總是說「這是革命，那是反革命」現在又說「要維穩，不要動亂」一樣，劉曉波也用「這是民主，那是非民主」「要愛，不要仇恨」這種共產黨的兩分法來思維。
口號本身談何「非民主」？羅馬尼亞人民在廣場對暴君齊奧塞斯庫發出「噓聲」；東柏林人民走上街頭、推倒柏林牆；葉利欽在蘇共黨代會上撕毀黨證；被殘酷迫害的法輪功修煉團體喊出「天滅中共」；凡此種種，都與「打倒共產黨」的口號一樣，是以不同形式自發地公開大膽地否定共產極權制度。沒有人能說這種追求民主制度的直接表達是什麼「非民主的」。
在八九天安門民主運動時，人民自發地喊出許多口號，有「反對腐敗」，「爭取民主」，「打倒貪官」，「要說真話」， 「要新聞自由」等等，它們與「打倒共產黨」一樣都是人民自發意願的表達。可劉曉波唯獨說「打倒共產黨是非民主的」，說穿了，是因為他要肯定共產黨執政合法。擁劉派還把這個要共產黨下臺的訴求與「以暴易暴」連起來，推論為「用一個新的獨裁製度取代一個舊的獨裁製度」，然後對這個他們自說自話的假設推想大加鞭韃。
於是乎，無敵派就用一個非此即彼的簡單公式下結論：「沒有敵人」等於「和平、理性、非暴力」；「打倒共產黨」等於 「非民主、敵人意識、以暴易暴」。他們把前者說成至高無上、大智大勇、大仁大愛；把後者說成「毒化民族精神，煽動殘酷鬥爭，毀掉寬容和人性」（見劉曉波《我們沒有敵人》）。其實，前者是無端的費話——對著手無寸鐵的和平有理的百姓談「和平、理性、非暴力」，後者是反對一個不存在的事兒——呵斥嚇唬老百姓不要去做共產黨才做的種種惡行。劉曉波的這些論調全是用來套住平民百姓的緊箍咒。這就是無敵派糊弄百姓的伎倆。
對於人民反抗極權政府的自由表達本無權干涉，更不該扣「非民主」的高帽。今天中東的「茉莉花革命」直指專政獨裁政權。最近從海外返回開羅的二00五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埃及改革人士穆罕默德.巴拉迪號召人民：「推翻專制政權，建設一個民主的埃及」。難道這也是「非民主」嗎？
「打倒共產黨」的口號含義有三：
一．人民以這個有力的口號對中共政府說「不」。
二．人民以這個有力的口號否定中共的執政合法性。
三．人民以這個有力的口號要中共下臺。
這個口號明確到位，易於傳播，號召力強。所以，在下一次中國人民走上街頭的運動到來時， 人民首先喊出的應是「打倒共產黨」。
「無敵論」的用意何在？
我們知道，「我沒有敵人」一直是達賴喇嘛說的。我們也知道，一個道德高尚的宗教精神領袖說「我沒有敵人」，與一個投機的政治流氓說「我沒有敵人」，有著完全不同的意義。一個道德操守被普遍質疑的、反省來反省去還被他的好朋友胡平（見註一）認為有偏頗、尚未到位、還需繼續不斷地反省的劉曉波，這樣一個人說「我沒有敵人」，只能被人們認為是出於投機的不倫不類之語。
可是如今，他的不倫不類的「無敵論」卻被擁劉派修飾包裝成「大仁大愛」的金科玉律，成了他們搞花瓶民主運動的指導原則，成了他們謀圖與中共分得一杯羹的不二法門。劉曉波本人不但因此戴上「人權鬥士」的桂冠，而且還被評為諾貝爾和平獎得主，被擁劉派譽為「中國人權運動的標誌性人物」和「精神領袖」，甚至被捧為「二0一0年諾貝爾和平獎指證了一個現代中國聖者的誕生」。
八九民運失敗後，海內外民運人士一致認為，共產黨屠城殺人民，徹底喪失其執政合法性。當年中國民主運動的目標和口號是「推翻共產暴政，建立民主共和」。胡平本人撰文分析民運，多處以敵我之說論證，指共產黨是敵，人民為我。二十年過去，共產黨非但不謝罪天下，還變本加厲堅持與人民為敵。如今，這個對人民橫徵暴斂、巧取豪奪的政府，早已腐敗透頂，更毫無改弦更張、接納民主之意。可胡平等人，卻一改初衷，放棄早年的理念和原則，為了替劉曉波的「無敵論」辯護，陷於自我前後矛盾之中。令許多讀過胡平早年和新近文章的讀者大惑不解，不知胡平怎麼會變得如此不堪。
有敵無敵本來是個再簡單不過的問題：在民主法治制度下，既不存在執政黨可以隨意定人民為敵的問題，也不存在人民因反對執政黨而視其為敵的問題。可今天為什麼胡平們在有敵無敵上為劉曉波如此辯護？還用查建國等二十三個國內被共產黨迫害入獄的民主人士的《非暴力講真話呼籲書》來為劉曉波的「無敵論」撐腰。
胡平挑戰說，你們為什麼不批查建國，只批劉曉波？意思是反對「無敵論」者有雙重標準。細看查建國等人的呼籲書，對他們苦苦尋求與強權鬥爭的有效可行方法的努力，我深感敬佩。字裡行間他們毫無妥協屈服之意，唯選擇非暴力講真話作為國內殘酷的現實條件下可行的抗爭手段，我理解查建國等民主人士的艱難處境和選擇。
不錯，查建國等人這份呼籲書也說非暴力、沒有仇恨、沒有敵人，但他們與劉曉波的「無敵論」有三個根本不同：一，查建國等人沒有像劉曉波那樣說中共執政合法；二，查建國等人沒有像劉曉波那樣美言中共惡劣人權。三，查建國等人——即所有這些住過中共監獄的呼籲書聯署者—— 都沒說中共監獄人性化、柔性化。對此，胡平是裝聾作啞，還是明知故問？
最關鍵的不同之處是，查建國等人所說的非暴力、沒有仇恨、沒有敵人含有不讓共產黨再次找到非法鎮壓的藉口之意，而劉曉波的《我沒有敵人》則是公然向中共示意：他是敢於承認中共執政合法的「反對派」，是中共的最佳合作人選，能幫中共免於政權的崩塌和被人民的清算。因為劉曉波說出了胡平們一直想說而沒敢直說的這些話——共產黨合法，走與共產黨合作之路，所以早就打此算盤的胡平們才如此力挺劉曉波。
胡平們拚力為劉曉波辯護不僅僅是為「無敵論」，而是向共產黨表示，他們今天和劉曉波站在一起，同樣也承認中共執政合法性，同樣也是中共的最佳合作人選，同樣也可幫中共免於政權的崩塌和被人民的清算。因此這些人才出爾反爾，昨天信誓旦旦，今天改腔換調，卻依然振振有詞，表面上還是個民運人士，骨子裡卻是個出賣了良知的無恥之徒。這些當年積極投身民運的人，為了他們自己的算盤，如今已淪為追捧劉曉波的可憐蟲。
實際上，劉曉波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民運人士，他只是一個假借中共反對派面貌出現的投機分子。雖然他戴上了「具上帝般權威」的桂冠，卻治不了他的軟骨病，到頭來，劉曉波難免舊病復發，無敵擁劉派卻是竹籃子打水一場空。
「無敵派」都是些什麼人？
除了對劉曉波不瞭解的一般擁護者外，無敵派大體有以下幾類人：
一類是曾經堅決反共，而今天卻變為無敵派。其原因複雜，有的經不住中共的軟硬兼施、威逼利誘，有的被中共施以小恩小惠、拉攏收買，最終改變腔調，放棄原則，企盼招安。
一類是急盼招安的流亡人士，一心想早日回國在體制內撈個一官半職，一展自以為的 「雄才大略」。
一類是兩面通吃者，一面吃著民運，在海外依附民運組織領取津貼；一面吃著共產黨，在國內享有退休金和住房。
一類是小罵大幫忙之徒，明面上高喊民運口號，背地裏暗通款曲，被中共網開一面，可以兩邊常來常往，如履平地。
一類是面目不清、來路不明者，其中有起草零八憲章而從不受中共打壓的起草人，還有在劉曉波獲和平獎後，準備回國當官、彈冠相慶的人。
一類是明裡混跡於民運隊伍之中，暗中是中領館的常客和線人。
一類是國內體制內外的「知識精英」，他們既想在中國大變革中作弄潮兒，又無意與共產極權決裂，只把向中共規勸諫言當作政治資本。
一類是舞文弄墨的臭酸文人，自以為能縱論天下，實際上對民主政治一竅不通；對中共暴政萎萎縮縮，對民眾抗暴橫加指責，生怕壞了他們日後與中共平分天下的美夢。
這幾類人現在匯作一處，都成了「無敵擁劉派」，儼然一副衛道士嘴臉，爭先恐後，一哄而上，把劉曉波捧上頂峰：有說他 「大仁大愛」的；有說他的最後陳述和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個夢》一樣的；有說「他在思想品格上超越自己的高度是無人能及的」 ；有說他獲得的和平獎是‘具有上帝般權威’的；還說「之於中國人權進步與民主進程，其重大影響和深遠意義，非言辭所能估量」的；更有把他說成是「當今聖人」的……。這些吹捧猶如當年共產黨造神，荒唐至極。豈知劉曉波卻說 「和這個世界耍流氓很有意思」，他們對此又作何感想？聖人乎？流氓乎？
「無敵派」走的是死胡同
劉曉波是共產極權社會行將滅亡前的一個畸形產物，是幫助共產極權苟延殘喘的偽民運人士。他公然在以和平和人權為主題的諾貝爾和平獎頒獎大會上，以《我沒有敵人》作為頒獎詞，無恥地表揚中共惡劣的人權記錄，具體地點名表揚中共的法官和管教，卻隻字不提任何一個正遭迫害的中國人權鬥士的名字。這種行為不但公開玷污諾貝爾和平獎，還公開侮辱中國人民，尤其侮辱正在獄中的良心犯和政治犯，特別是最近被中共監獄迫害致死的詩人力虹和二十年前被中共黨軍殺害的六四亡靈。劉曉波的「無敵論」對中國人的維權運動有百害而無一利，他的所作所為早已證明，他是中國民運的敗類。
既然「無敵派」選擇了與共產黨合作的無敵路，你們就不要再閃爍其辭（見註二），掩蓋你們的真實用意；也不要強詞奪理，為你們的出爾反爾辯解。你們乾脆摘下面具，脫下馬甲，亮出底牌。從此以後，橋歸橋路歸路，你們去走你們的無敵路去吧。
三妹於芝加哥
二0一一年二月五日
註一：引自胡平的《閱讀劉曉波之四》：「有不少人對曉波那本《末日倖存者的獨白》和那篇‘我們被我們的正義擊倒’提出批評，認為他對若干人與事的評價是不公允的，他的自我批判常常淪為自我辯護甚至自我炫耀。這不足為奇。…… 反省並不可能擔保一下就達到正確，反省有可能導致偏頗，甚至導致荒謬。但反省的可貴在於它是一種不斷的過程，反省導致的偏頗可以通過進一步的反省來糾正。惟有通過不斷的反省，才能達到相對的全面和正確。」
注二：劉曉波獲獎當日，「民運人士和政治反對派」陳破空對日本《朝日新聞》記者竹端直樹的感言可以說是「無敵擁劉派」閃爍其辭的真實寫照。他既要向中共一方表達盼其「改弦易轍，棄惡從善，朝野和解」，又要代表民運一方表達 「作為中國民運人士和政治反對派，我們並不寄望於中共當局，而將保持對獨裁政權的批評和壓力。」這些閃爍其辭的話實質上模糊了中國民運的目標和訴求：是要共產黨下臺作為建立民主制度的前提，還是寄望中共讓步與無敵派合作搞轉型？這類政治掮客的兩面話聽起來頭頭是道，面面俱到，可以永遠說下去，說一百年中共也無動於衷。只怕是，機關算盡太聰明，聰明反被聰明誤。
附節選：
原標題：劉曉波先生獲諾貝爾和平獎 陳破空感言 接受日本《朝日新聞》記者竹端直樹訪談
問：關於劉曉波先生獲獎，你對中共政府有何呼籲？
答：在此之前，中共政府利用種種政治和經濟手段，無數次阻擾中國異議人士獲取諾貝爾和平獎，到今天，終歸於失敗。劉曉波先生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中共當局應該從中有所省悟，民主、自由、人權，是人類社會的普世價值，作爲一個大國，中國無從迴避；中共應該藉助於劉曉波獲獎，改弦易轍，棄惡從善，立即無條件釋放劉曉波先生，盡快啓動中國民主進程，實現官民妥協、朝野和解，讓中國在和平轉型中，趕上人類文明的發展步伐。
當然，作為中國民運人士和政治反對派，我們並不寄望於中共當局，而將保持對獨裁政權的批評和壓力，進一步喚醒中國民眾，為實現中國民主化，矢志不渝，奮鬥不息。我們堅信，擁有13億人口的中國，不應該僅僅成為經濟大國，也應該成為政治大國，成為一個真正負責任的文明大國，為世界的和平發展，做出等額貢獻。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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