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5年01月07日訊】香港《前哨》雜誌十二月號登載丁品成先生的文章《‘佔中’佔道未佔心》——與劉曉東女士商榷，他對我登在前一期《前哨》的文章《佔中與佔領華爾街的不同》提出異議。我那篇文章開篇即道明：「這兩個運動最本質的不同是，佔領華爾街的示威者面對的是一個講人權講自由的民主政府，……而香港佔中的示威者面對的是一個極權政府，極權政府對人民的訴求從來都是漠不關心和玩弄花招，且人民表達訴求的渠道全被堵死，公民抗命成為人民訴求的唯一表達方式。」丁品成先生對此本質問題不敢觸及，卻一概而論地說：「她對香港問題缺乏瞭解，對瞬息萬變的‘佔中’事件缺乏瞭解，往往只注重事實表象，不對本質進行深入思考，因此文中存在很多謬誤，許多觀點缺乏事實依據，……。」「劉女士居住在美國，不瞭解香港的情況，對香港社會的主流民意置若罔聞，……。」
從丁先生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他才是不敢觸及本質，卻很喜歡使用共產黨慣用的帽子和大棒，文中充滿杜選臆測和共產黨的思維方式，他開篇所說的「不瞭解論」即是國內擁共人士對海外反共人士的常用說詞之一，其目的是堵對方的嘴，對此說詞我曾撰文做過如下反駁。
「現在是信息社會，信息社會的絕妙之處就在於，一個人只要具備正確的價值觀，你不必非要去這個國家和地區，就可以從通暢的信息中得到這個國家和地區的充足的真實信息而做出正確的判斷。相反的是，在新聞封鎖、極權統治下的中國人民反倒得不到中國的真實信息。所以像我這個十幾年沒回國的海外華人，卻比我的在北京生活幾十年的兄妹更知道中國每天發生的事情，他們只能打電話問遠在美國的我有關中國的真實消息和狀況。英國劍橋大學早就為此做過一次實際研究，它對該校在中國南京大學學習一年的英國學生和在本校學習中國文化的學生進行考核，竟意外地發現，有關大的負面的中國消息，那些在中國學習了一年的英國學生不知道，而在英國學習中文的學生卻知道。所以，‘不瞭解論’是不讓別人批評中共政府的堵人嘴的託詞。」
我在今年10月4日至14日的十天內寫出四篇介紹香港「佔中」運動的長文，足以說明我對「佔中」運動的關心和瞭解。一個大事件的表象可能顯得複雜和驚悚，其實本質卻很簡單，其大是大非很容易判斷。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發生，是因為整個西方對希特勒最初侵略鄰國的惡行視而不見，採取軟弱綏靖政策，最終釀成大禍。美國二00七年次貸金融危機的發生，是克林頓政府錯誤的房屋政策所導致。最初，銀行怕虧錢而不配合政府的房屋政策，政府便別出心裁地批准把借貸包裝成債券（Bond）上市，還讓百年老字號保險公司AIG為這類債券保險，這一舉動刺激了金融銀行界的貪婪，使他們錯誤地以為有這麼老字號保險公司保險，次貸一定是個不會虧本的好買賣，因此引發銀行界拚命地把錢貸給付不起貸款的窮人（名曰次貸），銀行的貪婪至此一發不可收拾，次貸越貸越多，泡沫越吹越大，當人數眾多的窮人真的付不起房屋貸款而宣布破產時，銀行即因承擔不起巨量的次貸而倒閉，百年保險公司也跟著因負擔不起巨量的保險費倒閉，多米諾骨牌效應就這樣發生，美國政府雖出面救援，但並沒有大包大攬地救，而是任那些老字號公司徹底消失，這就是美國次級貸款金融危機的簡單經過。為什麼美國政府當初要搞出這麼一個為窮人著想的錯誤的房屋政策？這就是美國左派的幼稚和胡來，美國左派在歷史上一次次犯大錯卻一次次不接受教訓。克林頓一上臺時也像歐巴馬一樣高喊「改變」口號，他的其中一項重要的變革性的「改變」，就是要讓窮人都擁有自己的房子，於是次級貸款（sub-prime）應運而生。
丁品成先生引述的所謂「金融資本和政治權力相勾結」完全是意識形態的宣傳誤導。次貸危機的大量細節都有專文論述，因不是本文討論主題，所以在此不予贅述。
回到本題，香港釀成「佔中」運動的「本質」原因是，中共人大違憲違法。違憲違法的「本質」之一是，中共人大違反程序操作，在香港立法議會決定之前就越俎代庖做出「八三一決定」。違憲違法「本質」之二是，中共人大違反基本法第四十六條和第六十八條，違反以「循序漸進」原則產生「八分之一提名」的民主程序。丁先生卻說：「‘佔領中環’的靈感來自於‘佔領華爾街’。」這句話才真是「對香港問題缺乏瞭解」，「不對本質進行深入思考」的「牛頭不對馬嘴」之言。丁先生對我的文章有多處曲解和誤讀，我實在無心糾纏，只想一一反駁丁先生如下的令人噴飯的共產黨套話。
丁先生的共產黨套話之一：外國勢力論——他說，（「佔中」是）西方反華勢力的策劃。
我在美國生活近三十年，以反共為榮。按照丁先生的思維方式，恐怕也屬於「西方反華勢力」。我非常瞭解所謂的「美國反華勢力」的情況，因為所有美國政府資助的機構都是公開透明的，他們花的是我們納稅人的錢，自然不敢對納稅人隱瞞。美國政府資助的民主事業機構大約有三個，「美國之音」，「自由亞洲」和「美國民主基金會」。我們納稅人自己可以去那些機構的網站查看，我經常去美國民主基金會的網站www.ned.org查看它資助的錢的走向，因為它是美國唯一最大的資助民主事業的「外國勢力」。毋庸置疑，所有民主國家的這類錢的走向都是公開的，而美國民主基金會的錢的走向一直受到海外一些異議人士的非議。早在十五年前就有人告訴我：「美國民主基金會把我們納稅人的錢都資助給中共機構了，幫助中共搞什麼農村選舉之類的騙人勾當。」我最終於二0一0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寫了一篇文章《美國民主基金會資助中國民運的實錄和分析》，對美國民主基金會發出批評之聲。我文中提到：「二0一0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在我完成這篇文章的當天），美國之音《時事大家談》的專題節目《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及其運作》專訪了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副總裁路易莎。格雷夫（Louisa Greve），這位副總裁介紹基金會時說到：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不支持革命，對國家解體不感興趣。支持用勸說方式在政體體制中實行變化而追求民主目標的組織。」路易莎的話很明確，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的資助原則是資助以「勸說方式」對待中共政權的組織。
在此文的結尾我對美國政府批評到：「我相信，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對中共的態度與美國國會一致。這二十年來，美國政府更關心它能以最小的代價在中國獲取最大的經濟利益，更關心中國能穩定地向它提供廉價產品。正如媒體人格蘭。貝克（Glenn Beck）在他二00九年出版的新書《常識》所言：‘貪婪使美國偏離了美國先賢們建立的根本理念。’這二十年來，我們都已經清楚地看到，貪婪使美國忘記了美國為人權和自由而戰的光榮歷史，偏離了人權高於一切的根本理念。」
早在二OO二年三月二十五日名為約翰。貝爾勒的學者就在《新共和黨人雜誌》發表文章《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圍堵’中國異議人士》，文中描述了美國民主基金會為了取悅中共，如何故意製造精妙的官僚機制障礙以阻礙真正反共的民主人士取得資助，其中有老民運人士魏京生，當時也受到這種阻礙得不到資助。
此文還指出：「在中國問題上，民主基金會從來沒有支持過任何有效的，非暴力的方法以推翻共產極權制度（路易莎再次拒絕評論）。確實，在二OO一年，民主基金會在「中國項目」上花了二百四十萬美元。民主基金會當然不能資助所有應該獲得幫助的組織，……而民主基金會最新的二OOO年度報告顯示，用基金會自己的話說，60%以上的中國項目撥款是‘資助與中國官方政策一致的項目。’ ……民主基金會對中國最大的項目資助是所謂‘觀察’北京政權所搞的村一級‘選舉’。在二OOO年，民主基金會給美國共和黨國際委員會頒發了一百萬以上的美元去監督中國村民委員會選舉，為其提供技術諮詢，路易莎為其辯護說：‘這是幫助中國體驗和熟悉某些程序，以使此種熟悉和體驗組織化；將所有這些點點滴滴彙集到一起，持之以恆，從而使得這個制度更為開放。’但正如勞倫斯。開普蘭指出：‘這種（村民）選舉與熟悉制度性民主幾乎毫不相干，因為中國共產黨嚴密監控篩選候選人，並且總是用這種選舉來強化其對農村的控制。’實質上，幫助由（中國）政府舉辦的‘改革’，諸如村民選舉一類，恰恰是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不應該做的事。」
根據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副總裁路易莎所說的以「勸說方式」對待中共的資助原則，我們不難推斷出，美國民主基金會根本就不會支持香港「佔中」運動，它支持哪位也根本瞞不過我們美國納稅人。丁先生所謂的「佔中」與西方和美國民主基金會的「勾結論」是共產黨造謠惑眾的慣用伎倆。丁先生卻不知，其實中共自己才是「外國勢力」，當初它起家靠的是蘇俄的資助，它是蘇俄的共產國際東亞支部，共產主義也是外來的德國貨。我們反對共產黨這個邪惡的外國勢力，但我們歡迎正義的外國勢力，因為民主人權不是西方的專利。
美國一直是我敬仰的民主大國。冷戰時期，她高舉民主自由大旗，肩負起國際警察的光榮重任，與極權大國蘇聯抗衡。共產極權陣營的崩潰，美國付出了她應盡的責任。可是曾幾何時，美國偏離了她人權自由至上的建國理念，鬆懈了她國際警察的光榮重任，在國際事物上起不到大國應起的作用。當初克林頓政府一再地置之不理美國中央情報局警告恐怖主義可能襲擊美國的報告，最終發生恐怖份子襲擊美國本土的慘劇。今天歐巴馬政府在國際事物上極端無能的表現，更令人擔憂。近二十幾年來，美國政府以致整個西方都看不清中共極權政府無視人權的邪惡本質，歷史總在重演，當初美國遲遲不加入同盟國與邪惡軸心國宣戰，導致日本大舉毀滅珍珠港，與珍珠港事件同等性質的「九一一」恐怖主義事件，也是美國看不清邪惡而自食苦果的事件。多年來，美國政府撥款的民主基金會沒有對中國民主運動做過任何實質性的資助，一直遭到海外中國異議人士的批評，何來今天她會支持香港「佔中」運動？！
丁先生的共產黨套話之二：「佔領中環」不是自發的，而是有策劃、有組織、有預謀的。
這句話聽著太熟了，尤其我們這個年齡組的人誰人不知，這是中共最常用的大帽子。可是，幾十年的經驗使我懂得了一個道理：凡是反對中共極權政府的示威都是自發的，凡是支持中共極權政府的示威都是有策劃、有組織、有預謀的。我在美國近三十年，中共領館策劃、組織、預謀了無數次的「反美遊行」，還有什麼「十一遊行」和歡迎中共政要遊行，遊行前的策劃組織的行動安排可以從他們發的電郵中獲悉，因常有策劃組織者的電郵被我的朋友作為新聞轉到我這類「外國勢力」的郵址中，他們電郵通知遊行者，領館將付遊行費八十美元（二十幾年來，遊行費年年有所加碼——劉曉東注），外加一件T恤衫一份盒飯，還有大巴士接送。毋庸置疑，我們反中共的遊行示威，都是自己掏錢買橫幅布匹和筆墨紙張，自費且自發。香港「佔中」運動也是同理，而且中共策劃、組織、預謀的「反佔中」行動更為惡劣，它用錢收買大批黑社會流氓對「佔中」學生謾罵暴打，它這一套策劃、組織、預謀的惡行已經是世人皆知。中共大把花著納稅人的錢去對付和迫害納稅人，在百姓之間挑動和製造仇恨，由此可見中共之邪惡本質。
丁先生的共產黨套話之三：大多數擁護論。
丁先生文中說到：「‘還路於民，恢復秩序，維護法治’的簽名短短几日超過了一百八十三萬，這一百八十三萬還不能說明香港的民意嗎？」且不說這個簽名活動太像共產黨策劃、組織、預謀的簽名活動，且說極權制度下的擁護政府的簽名和投票是否代表民意。薩達姆當政時，選民百分之百投票選他，這是民意嗎？經驗早就使我懂得了另一個道理，面對極權和強權，少數人的反抗之聲才是真正的民意，而大多數芸芸眾生的順應之聲則是被強姦的「民意」。可是，這次對「佔中」運動的民調卻讓我跌破眼鏡。「佔中」民調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自戴耀廷教授二0一三年一月在《信報》發出「佔中宣言」始到「八三一決定」出籠後的九月初的一次民調止，這段時間香港大學做的數次民調表明，雖然力挺真普選者佔絕對多數，但是不贊成佔中者的人數始終是贊成佔中者的兩倍。第二階段是大逆轉階段，自九月二十八日催淚彈遍地開花到十月中旬，中大的民調顯示，贊成佔中者的人數已經超過不贊成佔中者三個百分點，面對極權政府的強力鎮壓，港人同仇敵愾，奮起抗爭，這是何等的勇氣！我卻一葉障目，只看到「六四」後的大陸年輕人墮落成一群沒有理想只圖享樂的庸碌之輩，沒看到在新聞自由，教學自主、宗教自由、沒有洗腦的環境中成長的香港人追求自由的本質。香港眾多百姓奮起支持學生的英勇行動使中共慣用的鎮壓手段破產。丁先生提到我文中例舉的八十二歲老人，他是網路有名的政論寫手，他文筆犀利，思維敏銳，對中共邪惡認識清晰，且符合丁先生的「行動自如」的標準，他的話才真正代表了民意。
丁先生的共產黨套話之四：民主要慢慢來論。
丁先生文章的結論是：「‘欲速則不達’，民主更是如此。」丁先生這句話是拾江澤民的牙慧。江澤民於1997年10月訪美時接受CBS著名記者華萊士的採訪，對其「中國為何依然沒有實現普選」的問題回答到：「中國人素質低，民主要慢慢來。」很快，這句話就蔓延開來，成為許多所謂的中國知識精英自己的口頭禪，只要一談到民主，這句話就成了擋箭牌。這句話不但矮化中國人民，也矮化說話人自己。我們中國人憑什麼不能享有民主？憑什麼中國的民主不能快快來？我們中國人民之所以到現在還沒有民主和人權，沒有一人一票的真普選，是因為中共的強行剝奪。丁先生說「民主應該是水到渠成的，而非揠苗助長」，這話不過是江澤民的「民主要慢慢來」的翻版，是掌權的既得利益者壓制民主的胡言亂語。一九八九年東歐人民走上街頭推翻專制迎來民主早已給世界立下專制制度轉為民主制度的先例和榜樣。它說明，只要極權政府放棄權力，民主立刻就來。它還說明，人民必須奮起抗爭，否則極權政府是不會主動放棄權力的，他們害怕民主，因為他們害怕失去任意掏空國家的巨大權力和利益。江澤民兒子江綿恆90年代在上海郊區圈地圈錢發得富可敵國，徐才厚家中搜出一頓重的外幣和人民幣，江澤民家族何止這點錢？他們非常清楚，只要老百姓當家作主，就會跟他們算賬！丁先生跟著這些國家蛀蟲說「民主要慢慢來」又是為哪般？
丁先生還說：「‘一人一票的真普選’只是個動人的口號。」而事實是，當今世界上有200個國家，有174個民主國家都在實行一人一票的真普選，可見它優越和得人心，實非丁先生所言的「動人口號」。在極少數的19個專制國家中，有五個是共產極權專制國家，它們是中國，北朝鮮，越南，古巴，寮國。黑暗的共產極權國家的黑頭領是中共極權，它的濫權和腐敗也是五黑之最。民主當然是來得越快越好，因為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那些不受制約的中共高官就是依仗手中權力胡作非為，他們掌權時間越長，國家越遭殃。看看中共這些高官掏空國家的貪腐之勢，看看今天中國自然和人文環境被破壞到何種地步，連食品和空氣都成了大問題，難道丁先生還不覺悟？還要反對一人一票的真普選？
「佔中」運動的本質即是爭取真普選，雖然這場運動最終會結束，但是她的效應和影響會延續和發酵。她最大的效應是讓港人認清了中共死保手中權力壓制人民權利和自由的本質。
一人一票、新聞自由、權力制衡的民主制度早就是世界潮流，不可阻擋。爭取自由，人心此同，為自由而戰，在所不辭。香港「佔中」運動如同所有其它國家人民爭民主的抗爭運動一樣，不可能一次成功。但是，在人民無數次前仆後繼的奮力抗爭中，極權政府的控制能力會越來越弱，專制極權的高牆就是這樣在人民一次次的抗爭和震撼中倒塌的。
三妹於芝加哥家中
二0一四年十二月十日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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