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時已做到預算民主 現在反而做不到
分稅制在美國、澳大利亞都存在，但他們的分稅制是在法定框架下進行的，而中國的分稅制則是在沒有預算民主框架限制下實行的，其中只是牽涉到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利益分配問題。
發展中的中國稅負與發達國家差不多
記者：2010年輿情比較熱的話題是中國的GDP超過了日本，但我們有意無意的忽略了，中國的財政收入前兩年就超過日本了，中國政府早就比日本富了。事實上，近幾年，無論經濟是好是壞，GDP增長是快是慢，我國的財政收入一直保持高速增長，地方政府一直把財政收入的高增長當作一項政績。而由此派成出來的稅收高增長民間早已有了不少反對的聲音。
韋森：中國的稅負高還是不高？我與財政部的專家有著不同的看法。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賈康等人及政府智囊層面的人都認為，中國的宏觀稅負(稅收收入)才佔GDP的21%左右，和發達國家比起來，還遠遠落後。這表面看似乎沒錯，發達國家的稅負水平在30%左右，如美國2005年為25.5%，日本為26.4%，當然，一些歐洲的高福利國家宏觀稅負很高，而北歐的瑞典等國都要在35%以上，甚至有的國家超過40%。
但是我們這個21%也是有中國特色的，不能完全說明問題，如果你算上「第二財政」收入，包括各地政府的土地出讓金等收入，連賈康所長他們自己估計下來數字都會在32%左右，甚至學者如中央黨校的周天勇和天津財經大學的李煒光教授認為中國的寬口徑宏觀賦稅可能更高，而這些當然都是取之於民。因此，目前看來，中國人民的稅負水平其實和發達國家差不多了，但是我們的工資和人均可支配收入呢？要比西方發達國家低很多，甚至不到人家的十分之一。根據世界銀行的一項研究，低收入國家的最佳宏觀稅負水平為13%左右；中下等收入國家的為20%左右；中上等收入國家的為23%左右；高收入國家的為30%左右。按照這個標準，中國的宏觀稅負早已超過國際中低收入的標準，並且早已超越很多發展中國家。理解了這一點，就能理解《福布斯》每年公布「稅收痛苦指數」中的排名中國一直名列前三甲的原因了。按照這一指數排名，除了 2007年中國排名第三之外，2006到2010年間，始終都排在世界第二，僅次於法國，而高於瑞典和比利時。儘管《福布斯》的這個排名不是沒有問題，可能也有值得商榷之處，但至少反映了中國宏觀稅負已經很高的現實。到底中國的稅負如何，痛苦不痛苦？我和許多企業家都交流過，他們也都認為稅收水平太高了，尤其是近幾年，實在是日子不很好過。
中國的稅負高，也可以從我們國家稅收總額的絕對數字上反映出來。譬如，2009年中國的第一財政收入是六點八萬億，2010年全年政府財政收入達到八萬億是沒有問題的。這個數字除以我們的人口，平均每人是六千二百元多塊。請想一想，這是一個什麼數字？2009年中國七點二億農村人口的人均收入才五千一百多塊錢，我們的人均納稅比七億多農民的年收入還多出一千多塊錢。你說中國的稅收高不高？如果你覺得拿農民的收入比還不直觀的話，把政府的「第二財政」 和其他預算外收入也算進去，基本上可以這麼說，中國人每賺一塊錢，大致就得同時交給政府一塊錢。(編註：以32%的寬口徑宏觀稅負水平為基準，中國人均稅負水平目前約為九千元左右，基本與國人人均可支配收入差不多)。
中國的宏觀稅負已經很高，中國的稅收痛苦指數排名世界第二，為什麼大多數國人還感覺不到？這首先是因為中國人的納稅人意識比較淡薄，對於很多稅收合理性的考量不多。對大多數中國人來說，我不抗稅，但我要偷稅漏稅，或者是我要賄賂稅務部門來減稅免稅。很多企業，包括國企在內都是「偷稅」、「漏稅」的。這應該是公開的秘密。政府也知道許多企業偷稅漏稅，結果政府為了有足夠的收入，稅率定得很高，結果形成了惡性循環。中國的稅收充分反映了「人治」社會的運作機制。如果「納稅人權利」被明明白白地擺在桌面上，就會少掉很多麻煩的事情。
記者：但是就日常生活經驗來看，除了每次上繳個人所得稅之外，我們也不太清楚生活中到底有多少錢是用來納稅的，這可能也直接導致了我們所謂納稅人意識的淡薄。
韋森：的確，中國的稅收和西方大多數國家不一樣。西方各國的稅收大部分是直接稅，即你一拿到工資單就知道其中有多少是交給了政府的，多少是每個月實際掙到的，賬目很清楚。即使是消費稅，如澳大利亞和紐西蘭的GST，在超市和商店的收銀條上都標得清清楚楚。但是在中國，大部分是流轉稅和針對企業盈利所徵收的稅，人們並不知道。實際上，你每到超市裡去買一件東西，裡面就包含了稅。比如你在餐館吃一頓飯，裡面實際上已經徵收了好多重流轉稅了。但在超市和餐館的收銀條中根本反映不出來。我們的稅是直接從你花出去的錢中幫你扣掉的，也是直接從你的工資中扣掉的。納稅不透明情況的存在，給培養納稅人意識造成了困難。2007年開徵的燃油稅是新稅種，每個司機加油時大致會知道(你加每升汽油政府大致征去了0.95元的稅)，但多數開車者也沒有時時意識到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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