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我是殘殺卞仲耘的目擊者之一(圖)

編者按：卞仲耘（1916年－1966年），女，安徽省無為縣人；前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現稱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實驗中學）校黨總支書記兼副校長。1966年8 月5日，她被該校紅衛兵學生打死於校中。卞仲耘是文革時期，在北京第一個公開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她的非正常死亡使得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實驗中學成為了有歷史污點和歷史禁忌的學校。本文作者則為卞仲耘當時的學生。

那天， 我是殘殺卞仲耘的目擊者之一，或者，從某個角度講，我也是罪行參加者之一。 三十多年過去了，我早已邁入中年。人到了這個歲數，許多時間是生活在回憶中。有的事情忘掉了，有的事情常常出現在夢中，有些事情卻清晰得就像昨天發生的一樣。那天打鬥校長和打死卞仲耘的罪惡則歷歷在目。

1966年8月5號(實際上我已記不清具體日期，只是從王女士的文章中得到的確切日子)，陽光燦爛，我和同學正在校園裡看大字報，忽然看到許多人往操場跑，邊跑邊嚷：「斗校長了﹗斗校長了﹗」我也隨著人流往前跑，即興奮又緊張：興奮的是，有熱鬧可看了。緊張的是對即將發生的事情的不可測的擔心。

操場上已有了一群人，只見幾個高一姐姐班 (當時我們初一班和高一班為姐妹班) 的學生拿著大棒，押著校長、主任們從北教學樓裡走了出來。校長們都長著臉沉默無語。只有胡志濤，瞪著眼睛，眼光中是恐怖和憤怒，斥責學生們的行為。她立刻挨了棒。接著，一個學生開始大聲講話。她說，這些黑幫分子在工作組的保護下躲在屋內，明為作檢查，實際在享清福。今天我們就要打打他們的威風。說罷，幾個學生拿來了剪刀，開始剪校長們的頭髮。我緊張得不行：這那裡是在剪頭﹗剪子尖戳著他們的頭骨，剪子刃拉著他們的頭皮。我雖然站得遠，但也看到了血。

由於卞仲耘是黨的書記，因此站在最前面。她低著頭，牙關緊咬任憑學生們在她頭上紮著、拉著。學生們又拿來了墨水，從校長們的頭上倒下去。卞仲雲灰白色的頭髮加著墨水和血水流了一身。

折騰完了，校長們被帶到了操場東南角的一個平台上。這個檯子原來是開會或上體育課為老師講話用的。但從六月初開始，這裡就成了進行「革命大辯論」和開批鬥會的地方。校長們被強迫著跪在了台上還被強迫著說，「我是黑幫」。「不行﹗大聲點﹗」校長們又挨了揍。當時教導主任汪玉冰跪在檯子的西北角。她突然抬起頭生撕力竭地大聲哭叫道：「我是黑幫-------嗚嗚-----」那聲音撕心裂肺。我看到她的眼淚橫流，眼睛中滿是悲蒼和一絲渴望----對同情和憐憫的渴望。我心中不由一酸，我感覺她那灰白的頭髮，五短的身材，與我媽媽極為相似。我不敢再想下去，恐懼襲來：同情黑幫便會得到黑幫的同樣下場﹗我恍恍忽忽的，一群人夾著我，呼著口號，跟著被扭著胳膊坐著「飛機」的一個校長開始了校園內的遊行。

校長們在那群學生的皮帶加大棒的拷打下開始了「勞動改造」。有的挑土，有的刷廁所。我溜到了校園西邊的避靜處想喘口氣。我看到三、四個外校的女學生和 XXX---卞仲耘的私敵在看大字報。一個女學生說，「我可不敢看那些，血了胡叉的。」XXX說「反革命就該打﹗」

我離開她們往東走去，只見一個校長挑著土踉踉蹌蹌地小跑過來。後邊一個女學生仍然叫道「快點兒，少偷懶﹗」一棒打來，那人站不穩，直向我跌過來。我趕緊推他一把，生怕他跌在我身上。我不想打他但也不敢扶他，只怕他的一身血髒了我的衣服。

再往東走，我看見七八個人在圍觀胡志濤洗廁所的茅坑蓋。那蓋是木頭的，蓋坑的一面由於尿和糞的腐蝕都朽了。蓋上都是屎，她沒有工具，只是徒手在那裡扣擦。她的倔強勁已全無，只是一個勁叨叨：「好好好，我好好幹活---」。再看旁邊手持大棒監工的，竟是XX。一年多以前，我倆曾經是同一個體校的同學。那時她已是初二年級的中學生，而我正準備考中學。每次見了我，她總是拍一下我的頭，說：「小孩﹗」體校活動完畢，我倆常常一起回家，天南海北，胡吹一通。待考上女附中後，我才知道她是學校的學習尖子。她的事跡還登在了當時的「中學生」雜誌上。雖然後來我們沒有了來往，但她一直是我心目中的英雄。真沒想到她是如此 「歷害」。正想著，一個學生跑來，同她低聲嘀咕了幾句。於是她宣布，她得走了。「誰來看著她？(指胡志濤)」沒人吱聲。她瞥了我一眼。「誰是紅五類？」還是沒人吭聲。「不要害怕。」她又看了我一眼。。她看我第一眼時，我就有點緊張。生怕她把大棒給我。好歹我不是紅五類，雖然我常因此感到羞愧，但我也沒有義務去打入。她看我第二眼時，我心裏便踏實了許多：她認為我害怕，這總比不是紅五類要強。並且，害怕的不是我一個，周圍七、八個人，沒一個人嗔喳的。於是，她把大棒交給了她旁邊一個初二的同學。

校長們還在大棒，皮鞭下「勞改」著。有的在院子裡，有的在操場南面的宿舍樓中。我則溜出了校門。

我也不知怎樣上的汽車，怎樣回到了家裡，怎樣把學校裡發生的事告訴了家人。我只記得家人都十分生氣，一致指責我校學生的行為。

第二天我到了學校，見到了XXX。我倆本來不錯，可以說是無話不談，自然談到了昨天發生的事。我們倆一致認為，打校長是不對的。

不一會兒，我們集中到教室。自從文革開始，教室裡的課桌就都被推到了四圍。椅子擺在中間。當時許多同學也不常來學校了。那天也就二十多人的樣子，自然，紅五類坐在一堆，其它同學坐在另一堆。一會兒，教室裡的有線喇叭響了，是革委會的劉進的聲音。她說，卞仲雲被斗後，由於天很熱，加上她平時就有心臟病，因此，她心臟病發作，死了。這時XXX竟然表現得十分高興，鼓掌、跺腳。我不知應該作何反應，因為十幾分鐘之前，她還說，打人是不對的呀？後來我聽別的同學說，XXX也積極地參加了打校長的行列，雖然她不是紅五類。而我的右手卻開始感覺異常，我知道，這是因為我用它推了，或可以說打了一個校長，我也加入了 ---- 於是，我開始不止一次地對同學講，我沒打一下，只推了一把---- 其實，我這樣作， 純粹是為求得心理上的平衡。

 

（本文為原稿摘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