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我是残杀卞仲耘的目击者之一(图)

编者按：卞仲耘（1916年－1966年），女，安徽省无为县人；前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现称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校党总支书记兼副校長。1966年8 月5日，她被该校红卫兵学生打死于校中。卞仲耘是文革時期，在北京第一个公开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她的非正常死亡使得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成为了有历史污点和历史禁忌的学校。本文作者则为卞仲耘当时的学生。

那天， 我是残杀卞仲耘的目击者之一，或者，从某个角度讲，我也是罪行参加者之一。 三十多年过去了，我早已迈入中年。人到了这个岁数，许多时间是生活在回忆中。有的事情忘掉了，有的事情常常出现在梦中，有些事情却清晰得就象昨天发生的一样。那天打斗校长和打死卞仲耘的罪恶则历历在目。

1966年8月5号(实际上我已记不清具体日期，只是从王女士的文章中得到的确切日子)，阳光灿烂，我和同学正在校园里看大字报，忽然看到许多人往操场跑，边跑边嚷：“斗校长了﹗斗校长了﹗”我也随着人流往前跑，即兴奋又紧张：兴奋的是，有热闹可看了。紧张的是对即将发生的事情的不可测的担心。

操场上已有了一群人，只见几个高一姐姐班 (当时我们初一班和高一班为姐妹班) 的学生拿着大棒，押著校长、主任们从北教学楼里走了出来。校长们都长著脸沉默无语。只有胡志涛，瞪着眼睛，眼光中是恐怖和愤怒，斥责学生们的行为。她立刻挨了棒。接着，一个学生开始大声讲话。她说，这些黑帮分子在工作组的保护下躲在屋内，明为作检查，实际在享清福。今天我们就要打打他们的威风。说罢，几个学生拿来了剪刀，开始剪校长们的头发。我紧张得不行：这那里是在剪头﹗剪子尖戳着他们的头骨，剪子刃拉着他们的头皮。我虽然站得远，但也看到了血。

由于卞仲耘是党的书记，因此站在最前面。她低着头，牙关紧咬任凭学生们在她头上扎着、拉着。学生们又拿来了墨水，从校长们的头上倒下去。卞仲云灰白色的头发加着墨水和血水流了一身。

折腾完了，校长们被带到了操场东南角的一个平台上。这个台子原来是开会或上体育课为老师讲话用的。但从六月初开始，这里就成了进行“革命大辩论”和开批斗会的地方。校长们被强迫著跪在了台上还被强迫著说，“我是黑帮”。“不行﹗大声点﹗”校长们又挨了揍。当时教导主任汪玉冰跪在台子的西北角。她突然抬起头生撕力竭地大声哭叫道：“我是黑帮-------呜呜-----”那声音撕心裂肺。我看到她的眼泪横流，眼睛中满是悲苍和一丝渴望----对同情和怜悯的渴望。我心中不由一酸，我感觉她那灰白的头发，五短的身材，与我妈妈极为相似。我不敢再想下去，恐惧袭来：同情黑帮便会得到黑帮的同样下场﹗我恍恍忽忽的，一群人夹着我，呼著口号，跟着被扭著胳膊坐着“飞机”的一个校长开始了校园内的游行。

校长们在那群学生的皮带加大棒的拷打下开始了“劳动改造”。有的挑土，有的刷厕所。我溜到了校园西边的避静处想喘口气。我看到三、四个外校的女学生和 XXX---卞仲耘的私敌在看大字报。一个女学生说，“我可不敢看那些，血了胡叉的。”XXX说“反革命就该打﹗”

我离开她们往东走去，只见一个校长挑着土踉踉跄跄地小跑过来。后边一个女学生仍然叫道“快点儿，少偷懒﹗”一棒打来，那人站不稳，直向我跌过来。我赶紧推他一把，生怕他跌在我身上。我不想打他但也不敢扶他，只怕他的一身血脏了我的衣服。

再往东走，我看见七八个人在围观胡志涛洗厕所的茅坑盖。那盖是木头的，盖坑的一面由于尿和粪的腐蚀都朽了。盖上都是屎，她没有工具，只是徒手在那里扣擦。她的倔强劲已全无，只是一个劲叨叨：“好好好，我好好干活---”。再看旁边手持大棒监工的，竟是XX。一年多以前，我俩曾经是同一个体校的同学。那时她已是初二年级的中学生，而我正准备考中学。每次见了我，她总是拍一下我的头，说：“小孩﹗”体校活动完毕，我俩常常一起回家，天南海北，胡吹一通。待考上女附中后，我才知道她是学校的学习尖子。她的事迹还登在了当时的“中学生”杂志上。虽然后来我们没有了来往，但她一直是我心目中的英雄。真没想到她是如此 “历害”。正想着，一个学生跑来，同她低声嘀咕了几句。于是她宣布，她得走了。“谁来看着她？(指胡志涛)”没人吱声。她瞥了我一眼。“谁是红五类？”还是没人吭声。“不要害怕。”她又看了我一眼。。她看我第一眼时，我就有点紧张。生怕她把大棒给我。好歹我不是红五类，虽然我常因此感到羞愧，但我也没有义务去打入。她看我第二眼时，我心里便踏实了许多：她认为我害怕，这总比不是红五类要强。并且，害怕的不是我一个，周围七、八个人，没一个人嗔喳的。于是，她把大棒交给了她旁边一个初二的同学。

校长们还在大棒，皮鞭下“劳改”著。有的在院子里，有的在操场南面的宿舍楼中。我则溜出了校门。

我也不知怎样上的汽车，怎样回到了家里，怎样把学校里发生的事告诉了家人。我只记得家人都十分生气，一致指责我校学生的行为。

第二天我到了学校，见到了XXX。我俩本来不错，可以说是无话不谈，自然谈到了昨天发生的事。我们俩一致认为，打校长是不对的。

不一会儿，我们集中到教室。自从文革开始，教室里的课桌就都被推到了四围。椅子摆在中间。当时许多同学也不常来学校了。那天也就二十多人的样子，自然，红五类坐在一堆，其它同学坐在另一堆。一会儿，教室里的有线喇叭响了，是革委会的刘进的声音。她说，卞仲云被斗后，由于天很热，加上她平时就有心脏病，因此，她心脏病发作，死了。这时XXX竟然表现得十分高兴，鼓掌、跺脚。我不知应该作何反应，因为十几分钟之前，她还说，打人是不对的呀？后来我听别的同学说，XXX也积极地参加了打校长的行列，虽然她不是红五类。而我的右手却开始感觉异常，我知道，这是因为我用它推了，或可以说打了一个校长，我也加入了 ---- 于是，我开始不止一次地对同学讲，我没打一下，只推了一把---- 其实，我这样作， 纯粹是为求得心理上的平衡。

 

（本文为原稿摘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