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歸簡單(圖)

電視劇《潛伏》播出後頗獲好評，火爆銀屏，剛剛還得了「飛天獎」。劇中男主人翁余則成作為打入國民黨內部的中共地下黨員，利用自己的智慧和手腕週旋於國民黨特務系統複雜的權力網路中，屢建奇功。撇開政治因素，單從性格看，此人工於心計，藏而不露，城府極深，沒有人（包括老婆）知道他內心的想法，他的外在表情和他的心理活動是完全脫節的：痛不欲生的時候或許心裏竊喜，滿面笑容的時候或許暗藏殺機，若無其事的時候或許心驚膽戰，心知肚明的時候或許一臉傻樣。總而言之，這個人複雜得無人能夠真正瞭解他。他（余則成本人而不是飾余則成的演員）才是一個天才的演員。

老實說，看了這個電視劇我的感受也很複雜。和對手打交道的時候，余則成的這些表演手段當然都具有了合法性和正當性，但是我怎麼覺得在今天的和平年代，在與「自己人」打交道的時候，余則成這樣的人依然很熟悉，很典型，尤其是在官場。難怪評論家王干先生的博文《<潛伏>說的是官場潛規則》發表後，被大量點擊，共鳴者如潮。該文指出，通過《潛伏》「男人看到了官場，女人看了職場，情人看到了情場」，《潛伏》的成功在於在諜戰片中「融進了官場小說的元素，也就是說，余則成不僅是地下工作的英雄，在官場上，他也是一把見風使舵的手。《潛伏》讓你感到的不僅僅是地下工作的困難，更多的感到的是官場的險惡和無數的潛規則。」對此，有網友說：「有道理，昨天我還說我的生活就像余則成呢。現在想起來，無非是，我上班一個樣，下班一個樣，人前一個樣，獨處的時候又一個樣，天天都在做假。」原來《潛伏》走紅的秘密在這裡！

於是想起了近年來持續火熱的「帝王戲」、「清宮戲」。這些所謂「歷史劇」除了表現非理性的權力崇拜、人治觀念、清官情結等等之外，還有一個對國民性格具有潛在、長遠消極影響的元素，就是權術。

這種權術文化在中國可謂源遠流長，至今深深扎根於中國的政治生活和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變成了我們的所謂「生存智慧」「實踐理性」。由於長久受到權謀文化的熏陶浸染，結果形成相當一部分人的一個突出特徵（國民性）：老謀深算、藏而不露、詭計多端、少年老成，一肚子的花花腸子。

在我或直接或間接與西方人打交道的過程中，一個非常強烈的感受是中國人比外國人複雜得多，說話辦事繞彎子，很少直來直去。久而久之，連西方人和中國人的目光也相當不同：西方人的目光顯得直率單純，像一個孩子的目光；而中國的孩子大約不到十歲眼睛裡就沒有那種單純之光了，而是充滿了狡猾、防範、警戒、算計，其複雜程度不下於余則成這樣的「人精」。

我這不是賣國，更不是鼓吹種族主義。我從來不認為中國人的這種複雜性是天生的。所謂「國民性」其實都是制度、環境以及文化的產物。西方人的單純和「缺心眼」（當然也是相對的）也不是天生的，它是社會文化環境，特別是法制的結果。法制社會是一個按照明文規定辦事的社會，雖然不能說絕對不存在潛規則，但是起主要作用的卻是顯規則。大家都知道什麼是可以做的、什麼是不能做的，不能做的事情再繞彎子、找門路也是沒有用的。這樣時間長了就養成了單純直率的性格，即使有制度的空子可鑽常常也不會/不想去鑽了；而中國的情況卻相反，明文規定的規章，上至法律下至各種政策法規，從來不是絕對的。不能辦的事情可以私下通過關係辦成。

難怪有人說：在中國，凡是明文規定的都是不重要的，只是需要你去應付的；凡是重要的都不是明文規定的，而是需要你去琢磨的。這樣，大家就養成了一種愛琢磨、繞彎子的性格——不是科學家的那種琢磨，而是琢磨人際關係，琢磨怎麼才能繞著彎子把事情辦成。其中道行高的人常常能夠把明文規定玩弄於股掌之間——我們在電視劇中看到的那些個「英明君主」不多是這方面的高手麼？

久而久之，我們的文化養成了一種畸形的做人原則：讚美複雜而貶低簡單，把見風使舵、老謀深算的人讚美為「人情練達」「處事老練」，認為簡簡單單、正正噹噹做人是「冒傻氣」、「幼稚」，是傻瓜加缺心眼（即所謂「傻缺」）。在這種現象的背後則是嚴重的價值混亂和權力崇拜：寧可違背真理、放棄正義與良知也不可冒犯權力，這個世界最不值錢的不就是真理、良知和正義嗎？

正因為複雜性是制度的產物，所以，哪怕是最最不喜歡甚至痛恨繞彎子玩權術的人，也不得不痛苦地學著繞彎子玩權術。這是很多中國人覺得活的累的主要原因——不是體力是的累，而是心理上的累，不是搞科研動腦筋的累，而是搞關係玩權術的累。

在特殊的戰爭年代，在和對手打交道的時候，我們肯定余則成的精明和複雜，但是在今天的和平年代，在和朋友（包括國際友人）、同事、鄰里等等打交道的時候，我們不應該活得簡單、活得率真一些嗎？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