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潜伏》播出后颇获好评，火爆银屏，刚刚还得了“飞天奖”。剧中男主人公余则成作为打入国民党内部的中共地下党员，利用自己的智慧和手腕周旋于国民党特务系统复杂的权力网络中，屡建奇功。撇开政治因素，单从性格看，此人工于心计，藏而不露，城府极深，没有人（包括老婆）知道他内心的想法，他的外在表情和他的心理活动是完全脱节的：痛不欲生的时候或许心里窃喜，满面笑容的时候或许暗藏杀机，若无其事的时候或许心惊胆战，心知肚明的时候或许一脸傻样。总而言之，这个人复杂得无人能够真正了解他。他（余则成本人而不是饰余则成的演员）才是一个天才的演员。
老实说，看了这个电视剧我的感受也很复杂。和对手打交道的时候，余则成的这些表演手段当然都具有了合法性和正当性，但是我怎么觉得在今天的和平年代，在与“自己人”打交道的时候，余则成这样的人依然很熟悉，很典型，尤其是在官场。难怪评论家王干先生的博文《<潜伏>说的是官场潜规则》发表后，被大量点击，共鸣者如潮。该文指出，通过《潜伏》“男人看到了官场，女人看了职场，情人看到了情场”，《潜伏》的成功在于在谍战片中“融进了官场小说的元素，也就是说，余则成不仅是地下工作的英雄，在官场上，他也是一把见风使舵的手。《潜伏》让你感到的不仅仅是地下工作的困难，更多的感到的是官场的险恶和无数的潜规则。”对此，有网友说：“有道理，昨天我还说我的生活就象余则成呢。现在想起来，无非是，我上班一个样，下班一个样，人前一个样，独处的时候又一个样，天天都在做假。”原来《潜伏》走红的秘密在这里！
于是想起了近年来持续火热的“帝王戏”、“清宫戏”。这些所谓“历史剧”除了表现非理性的权力崇拜、人治观念、清官情结等等之外，还有一个对国民性格具有潜在、长远消极影响的元素，就是权术。
这种权术文化在中国可谓源远流长，至今深深扎根于中国的政治生活和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变成了我们的所谓“生存智慧”“实践理性”。由于长久受到权谋文化的熏陶浸染，结果形成相当一部分人的一个突出特征（国民性）：老谋深算、藏而不露、诡计多端、少年老成，一肚子的花花肠子。
在我或直接或间接与西方人打交道的过程中，一个非常强烈的感受是中国人比外国人复杂得多，说话办事绕弯子，很少直来直去。久而久之，连西方人和中国人的目光也相当不同：西方人的目光显得直率单纯，像一个孩子的目光；而中国的孩子大约不到十岁眼睛里就没有那种单纯之光了，而是充满了狡猾、防范、警戒、算计，其复杂程度不下于余则成这样的“人精”。
我这不是卖国，更不是鼓吹种族主义。我从来不认为中国人的这种复杂性是天生的。所谓“国民性”其实都是制度、环境以及文化的产物。西方人的单纯和“缺心眼”（当然也是相对的）也不是天生的，它是社会文化环境，特别是法制的结果。法制社会是一个按照明文规定办事的社会，虽然不能说绝对不存在潜规则，但是起主要作用的却是显规则。大家都知道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能做的，不能做的事情再绕弯子、找门路也是没有用的。这样时间长了就养成了单纯直率的性格，即使有制度的空子可钻常常也不会/不想去钻了；而中国的情况却相反，明文规定的规章，上至法律下至各种政策法规，从来不是绝对的。不能办的事情可以私下通过关系办成。
难怪有人说：在中国，凡是明文规定的都是不重要的，只是需要你去应付的；凡是重要的都不是明文规定的，而是需要你去琢磨的。这样，大家就养成了一种爱琢磨、绕弯子的性格——不是科学家的那种琢磨，而是琢磨人际关系，琢磨怎么才能绕着弯子把事情办成。其中道行高的人常常能够把明文规定玩弄于股掌之间——我们在电视剧中看到的那些个“英明君主”不多是这方面的高手么？
久而久之，我们的文化养成了一种畸形的做人原则：赞美复杂而贬低简单，把见风使舵、老谋深算的人赞美为“人情练达”“处事老练”，认为简简单单、正正当当做人是“冒傻气”、“幼稚”，是傻瓜加缺心眼（即所谓“傻缺”）。在这种现象的背后则是严重的价值混乱和权力崇拜：宁可违背真理、放弃正义与良知也不可冒犯权力，这个世界最不值钱的不就是真理、良知和正义吗？
正因为复杂性是制度的产物，所以，哪怕是最最不喜欢甚至痛恨绕弯子玩权术的人，也不得不痛苦地学着绕弯子玩权术。这是很多中国人觉得活的累的主要原因——不是体力是的累，而是心理上的累，不是搞科研动脑筋的累，而是搞关系玩权术的累。
在特殊的战争年代，在和对手打交道的时候，我们肯定余则成的精明和复杂，但是在今天的和平年代，在和朋友（包括国际友人）、同事、邻里等等打交道的时候，我们不应该活得简单、活得率真一些吗？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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