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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色残生----一个黑四类分子的离奇遭遇(二十二)

2010-07-01 02:51 作者:吕维 桌面版 正體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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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名:行路难---平民自传)

一百一十五

郑宝林走后的第三天,丁大队长把我叫到办公室,很客气地对我说:“领导准备给你调换个工种,听说你经常腿疼,还回工务组干会计吧,不知你是怎么想的”? “报告大队长,我在零件组习惯了,根本不想去工务组,说实话,我也不是坐办公室的料”。我直截了当地拒绝了丁大队长的好意,气氛一时有些尴尬,过了一会, 他又用温和的语气说:“先回去考虑一下吧”。说罢挥挥手让我出来。干吗要和那些人纠缠在一起呢,模型库房虽不像办公室干净,但那是我一个人的天下,自在多 了。

上次,郑宝林来接我时,我只是出于对新任者的一种责任,要求给半天的交接时间,被他断然拒绝,将我马上轰下楼去,从那时起,我觉得此人不怎么样,尽量 躲着他。不就是个工务人员么,一样是劳改犯,他大约以为这是特殊的赏赐,我才不领这份情呢。现在,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愿意仍旧呆在零件组,而且也不想学什 么木匠技术了,如果能平反,或者还有回原单位工作的可能。有时候和雷小厚在库房里长久地谈论着时局,讨论着我们的未来,也用不着担心别人的汇报,我才不想 再到工务组,让那几个老犯人在背后说长道短哩。

第二天,丁大队长早早来到厂房,先是这里转转,那里看看,然后走到我们组的场地上,故意漫不经心地问道: “昨天说的那事想好了没有呀”?“大队长,你还是另找人吧,我劳动惯了,坐不住”!他悻悻地走了,大概遇上我这样的犯人,还是头一遭。去工务组,当管理人 员,能够经常接近领导,在许多犯人眼中,是求之不得的好差事,可我,偏偏不感兴趣。这天晚饭后,门房来叫我,要我到办公室一趟,我想恐怕还是此事吧,进得 门来,只有丁大队长一人,开门见山地对我说:“从明天起,你仍然去干会计”!“报告大队长,我不是……”未等我说完,他站起身来,加大嗓门吼道:“这是命 令,作为犯人,你没有选择的余地,去吧”!他挥了挥手,我知趣地走了出来。既然知道我是犯人,没有选择的权利,又何苦要征求我的意见呢,从一开始就直接下 命令好了。

重新来到工务组和前次大不一样,业务已是轻车熟路,每天有大量时间,有时帮其他人写写申诉什么的,日子倒也平静地过去了,只是我的心里开始了躁动不安。整 整十年了,在枪杆子的压制下,已经完全习惯了劳改犯的生活,很少去想自己的前途。形势的急遽变化,我的思想也在变化,希望在渐渐增大,那么多人平反,为什 么我就不能?我也像其他人一样,社会上还有亲人,母亲、弟弟、妹妹。两年前,一直疼我关心我的姥爷姥娘相继去世,爷爷奶奶也都在八十开外,二叔来信说,两 位老人常常念叨着我,唯一的希望,就是在闭眼前能看上我一眼。我不能只为自己活着。

十年来,对于自己的前途,可以说心如止水,特别是前六七年,老死监狱成 了主导思想,在近几年才慢慢有了一些新的想法,然而也很模糊。近来,不断有“现行反革命”出狱,我自然也要思考自己的事,可又拿不定主意,究竟该不该写申 诉,因为报纸上并没有登载属于所谓集团案平反的消息。在全面估量了最近的拨乱反正政策后,觉得很有平反的可能。但又顾虑,原判机关肯定不会轻易松口,因着 我的家庭出身,他们认定我是铁杆的“阶级敌人”,是典型的异类。

有时,回想起那时和陶福成说过的一些话,什么像秦始皇一样,大搞焚书坑儒,残酷迫害知识分 子啦,什么个人迷信让人看了肉麻啦,什么一党专制变成了一人专制啦,人民重又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啦等等,如今报纸上批判“四人帮”,不也是这样说的嘛,同样 的话说在十年前叫做罪恶,十年后成为真理,这怎么让人心服口服呢?判我时,硬是把我一起算作“集团主犯”,可笑的是,直到如今我还不知道参加了一个名叫什 么的“反革命集团”,说我参加“反革命黑会”,谁看见过我?说我书写“反动文章”,有什么证据,能够拿出一篇吗?这一切都无从说起,写在判决书上的那些 事,与我根本挂不上钩,我的主要事实,便是和陶福成私下议论过“文化大革命”,对运动持有不同的看法,现在也都证明是对的,真不知道自己究竟有什么罪?越 想越觉得憋气得很,不写申诉,实在不甘心,写吧,又不知道有没有结果,家庭出身依然是一道浓重的阴影。老干部平反了,人家原来是国家的功臣,可我呢,地主 出身,原本就是被压制的对象。就这样,在矛盾中徘徊了很久,看着天天都在走人,终于有一天忍不住要“蠢蠢欲动”了。

一天下午的学习时间,讨论报纸上批判“四人帮”的文章,我把自己的一些想法说了出来,特别强调,我的一些观点只不过早说了十年,就叫做罪恶,实在有点想不 通。组长马锦章先是用惊奇的眼光看着我,接着飞快地把我的话往纸上记,那种庄重认真的神态,简直像获得了一件宝物,我看在眼里,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第二 天学习一开始,中队的于队长进到院子里,首先招呼我到办公室,劈口问道:“你最近是不是有不认罪的言论”?“是啊,”接着我把自己的想法全部说出,等待着 队长的训斥,因为对一个一向认罪服法的犯人,这一切似乎来得太突然了。于队长沉思片刻,郑重对我说:“估计你的案子是有问题的,像你的家庭出身,在那个时 候判刑,最起码也是判得过重。这样吧,如果你觉得有出入,可以写申诉,现在上面有指示,要求监狱积极配合平反冤假错案,凡申诉的,一律不准扣压”。说罢, 看了我一眼,目光中带有鼓励的意思,我很感激地对他说:“谢谢队长的指点”。回到组里后,马锦章用疑惑的目光看了我很久,他一定很奇怪,受了批评的人,脸 上却没有丝毫沮丧的表情。怎么会想到呢,他的汇报正好做了我和干部沟通的桥梁。

从此,我也像雷小厚一样,开始了旷日持久的申诉战。

一百一十六

形势越来越让人感到振奋。报纸上每天都有这方面的消息,平反后的老干部,不断发表悼念周总理的文章,这些人借悼念充分抒发内心的感受。他们写道:“‘文化 大革命’的十年,整个中国像一座监狱”,“我们敬爱的周总理,生不为名,死不占地”,“‘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是反革命猖獗的十年”等等,我在努力思索着 这些语句背后的含义,对于平反更增加了几分把握。的确,“文化大革命”带给人们许多变化,那些老干部们,要不是历尽折磨,哪能产生这样的新认识呢?苦难使 他们更接近了民众,也使他们对于暴政有了切肤之痛。我曾经把这个想法告诉雷小厚,鼓励他要看到这个大方向,不要怕老干部出来,会对因派性斗争进来的人不 利,同是时代的受害者,他们迟早会理解的。

这一年,我常常处于兴奋的状态,也常常苦闷地彷徨着。一方面为世道的变化感到欣慰,另一方面又觉得它走的太慢了,很多提法都带有羞羞答答的情形,不敢大胆 捅破那层纸,想必是那些极左老爷们仍在作祟,对一些新的措施、作法,动不动就冠以资本主义的罪名,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对申诉充满了忧虑。几年来,因派 性进来的人,哪一个不写申诉?最后得到答复或解决问题的人寥寥无几。“现行反革命”中,最早走的那些人,差不多都像我的老乡唐顺一样,原本就和“反”字挂 不上钩。至于像我这种出身不好,又有思想的人,平反肯定会遇到更大的阻力。尽管中央三令五申,一再强调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是拨乱反正的一项重要工作, 地方上仍是尽力拖延、推托,不予过问。多少年来,宁左勿右的积习,牢牢地桎梏着许多下级干部的头脑,办事左些,即使错了,也是方法问题,检查检查了事;而 一旦右了,那可是路线问题,轻则丢官,重则坐牢,会毁掉一生前途的。落实政策遇到如此大的阻力,也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正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

监狱方面,或者因其不参与判刑,只是作为一个保管犯人的单位,落实政策还是比较积极的。一方面每次开会总要警告一些人,不要有罪不认,趁机翻案,一方面对 每个人的申诉绝不扣压,积极转送出去。听说管教科的张科长还几次亲赴附近的检察院和法院催办。不认罪的人越多,对监狱来说,越不好管理。一次,和一位干事 闲聊时,他无意间对我说:“县邮局的邮票一半卖给了二监狱,每天的申诉信件,用一辆工具车往外拉”。由此可见,这些年处理的案件中的确存在很多问题。在极 左思潮的影响下,判刑不是着重于事实,而是根据运动的风向,形势的需要,尽力网罗罪名,置人于绝地。“赭衣塞路,囹圄成市”,说的是秦始皇时的情景,“文 化大革命”又何尝不是这样呢!

不久,报纸上又传来安徽农民分田单干的消息,竟然得到了中央的首肯。“想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一时间成了人们议论的热门话题,人民公社的基石 正在动摇。安徽省还率先给“四类分子”摘帽,广东省对“现行反革命集团”案也开始给予平反。这一切的一切,都使我感到大变革已经全面来临,有时甚至忘掉自 己的案件,一味为国家的走上正路而兴奋不已。许多年来,所盼望、所企求的不就是我们的国家能尽快脱离暴政,走向正常吗?长期以来,政治渗透到了每一个角 落,个人命运早就和国家的兴衰紧紧联系在一起,只有国家走上正路,个人才能过上安居乐业的日子。尤其是给“四类分子”摘帽一事,对我触动很大,这是一项多 么英明的决策啊!二十多年来,这些人早已不是什么剥削阶级了,他们和一般社员一样下地劳动,还剥削谁呀?除了少挣工分外,还要时时处处受到监督,每次运动 都是挨斗的对象。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原本就是老实巴交的农民,从前也仅仅是因为勤劳和节俭,比别人过得稍为好了一点,便被没完没了地专政。现在,历史终于 还了他们一个公道,尽管这公道来得太迟太迟了,毕竟今后可以正儿八经地做人了,仍然值得庆幸!

解放了“四类分子”,毫无疑问我更愿意出去了,决心申诉下去,直到平反。我相信中央的政策一时不会改变。

一百一十七

旧案的申诉,实质上就是和原判机关打官司。我们都是小老百姓,对方却是官,是衙门,彼此所处的地位极不平衡,想要打赢官司,其难度也就可想而知了。所幸的 是,中央的政策毫不含糊,主要领导在重要会议上几乎每次都要讲到落实政策。最近,邓小平又说了,处理历史遗留问题,要宜粗不宜细,意思很明显嘛,就是不让 抠字眼,能平反的尽量给予平反。但地方上有些人就是不开窍,依然顽固地坚持过去的极左路线,对于人们的申诉不予理睬。因此,写申诉的人有增无减,得到处理 的却很少,毕竟庶民百姓不能和高级干部相提并论,人家呢,主要领导关照一下,下面的人忙着去办,我们则是一个庞大的群体,领导只能在会上大体讲讲,具体执 行还得靠下面的各级干部。思想解放一点的领导,能够积极去执行,而思想比较守旧的人,则尽可以推脱不办。

在我写申诉将近一年时,也就是一九八零年的春天吧,有天下午被叫到办公室,中队长、指导员和大队的两位教导员都在场。阎指导员把朔县法院的答复念给我听: “你的申诉无理,希你老实改造,争取减刑”。简单到了极点,也没有说明原因,接着,贺教导员严正指出:“关于申诉,政府是允许的,也保证给你们传递出去, 但必须是冤假错案。如果趁机翻案,有罪不认,后果可要自负。不久,监狱打算又要召开减刑大会,不认罪可不能减刑。至于你的案子,有没有问题,我们也不好 说,你自己应该是最清楚的,所以提醒你,一定要认真对待,今后是撤诉还是继续申诉,应该有个理智的抉择”。我当即表示,要继续申诉下去,贺教导员再没有说 什么,其他干部都未啃声。

此后一段时间,更加焦虑不安,深深感到,平反冤假错案是一项相当艰巨的任务,首先要解决的是各级干部的认识问题,长期的极左思维,惯性使然,要使这些地方 干部彻底转变思想,必须借以时日,我们只有耐心等待。极左司令部在形式上垮台了,暴政时期的许多做法还在延续着,前不久,走了一位交城县的老农民,正好说 明了这点。那人是粉碎“四人帮”后判的“现行反革命”,只因为发下华国锋的标准照片时,他左端详右端详,顺口说了一句“这狗胖了不少啊”!便以“辱骂英明 领袖华主席”的罪名,被判了有期徒刑十年。这老汉与华国锋同村,想必也是总角之交,可他的家庭成分却是富农。

山西的农民,许多地方,说话时总爱带个“狗 的”,也就是“狗日的”的简称,此话原意却有不敬之意,但人们说得久了,同事之间,“这狗的”、“那狗的”,成了习惯用语,谁也不去在意,所谓约定俗成 吧,不敬之意也就自然淡出。固然,称呼一个国家领导人不该这么放肆,但别人批评他几句也就行了,判处十年徒刑确实也太过分了。此事如果让华国锋本人听到, 儿时的伙伴这样称呼他,一定会一笑了之,以华的宽厚,决不至于计较。结果下面的干部对老汉竟然判如此重的徒刑。

三年以后,虽然平反出狱了,却留给人们许多 思考,就在平反冤假错案的同时,不还有人在制造着新的类似的案件吗?有鉴于此,我甚至做了长期申诉的打算。

春末夏初的一天,又接到一份答复,是山西省人大法制组的,阎指导员交给我时,什么话也没说就走了。打开看时,上面写着:“你的申诉无理,不应该用现行的法 律和政策去翻过去的案,希你老实改造,争取减刑”。一切都在意料之中。早先听雷小厚说,写给所有地方的申诉很少答复,只有省人大法制组给予答复,我也试着 寄了一份,看他们怎么说。半个月后竟然得到了回复。可这回复,在我看来丝毫没有说服力。不能用现行法律和政策去翻过去的案,那么,刘少奇、彭德怀、陶铸等 人是怎样平反的?过去的处理,经过实践的检验,放在现在来看,历史证明其错了,给予纠正,这不是完全应该的吗?如果过去的案件,不允许用今天的眼光来判 断,那不意味着错了的东西就让它永远错下去吗?这种思维实在是太陈旧了,而且还很荒谬。真奇怪,堂堂省人大法制组,用这个理由搪塞我,我怎么可能接受呢!

气愤之余,索性大刀阔斧地干了起来,反正已经是这样了,除此而外,也没有其它出路。原先只寄给各级法院和检察院,现在干脆扩大了范围,在寄给司法部门的同 时,向政治局、书记处、邓小平、胡耀邦等也开始大量地寄出。越想越觉得自己冤枉得很,不管前面的路是多年崎岖,一定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一百一十八

这年夏天,监狱当局又召开一次规模更大的减刑大会,除了例行将原判死缓的减为无期,将无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外,最引人注目的是三年前由无期减为有期徒刑十 八年的人,这次又减了五年,据说在监狱的历史上还是首次。减刑大会结束后的第二天,我被叫到办公室,和上次一样,中队长、指导员、两位教导员都在。贺教导 员开门见山地对我说:“这次减刑没有你,知道原因吧,主要是因为写了申诉,写申诉就是不认罪,而不认罪是不能减刑的。我们大队、中队领导所以特别关心你, 是因为这些年你的确表现不错,无论放到哪个岗位上,都能很好地完成任务,尤其在生产方面,你肯钻研技术,每逢生产中出了大问题,都能积极出谋划策,协助领 导解决,按理说,应该也给你减五年,可你写了申诉不能减,你是知道的,雷小厚进来也有七八年了吧,不是一次也未减么,我们今天找你谈话,是希望你不要因此 背上包袱,如果哪天撤诉,领导会给你补报的。至于你,是继续申诉还是撤诉,仍然是那句话,由你自己决定吧”。我当即再次表示,要申诉下去,直到平反。并向 大、中队领导表示深深的谢意。

大队领导对我的关心,除了七五年我带领一组人马,苦战四十天,顺利完成组合机床的铸造任务外,还有一件事,他们也常常提及。有一年冬天,下了很厚的雪,优 质焦炭一时运不回来,只能从附近一些公社临时买些劣质焦炭,含硫量特别高,出炉铁水只有1200多度,大量小件无法浇注成形,几乎处于半停产状态。大队召 开紧急会议,要求每个人献计献策,我是造型组的,熔炉的事与我不相干,但因常看《铸工》杂志,把学来的一点知识向领导提了一条建议,在炉料中加百分之一的 电石,结果铁水温度提高到1400度,使生产恢复了正常。这本是小事一桩,但大队领导从此对我很看重,生产中每逢出现大的问题,总要征求我的意见。加之, 从七二年起,我一直担任大队宣传鼓动组的副组长,每逢高产竞赛,由组长卫随胜广播,我进行采访,写了大量稿件。近两年来,大队的年终总结以及大会上的发言 稿,常常由我起草,我的确成了万金油,哪方面缺人就去哪里干。所以他们对我还是比较满意的。

领导对我的关心,我能理解,他们是担心我申诉没有结果,时间一长,又误过减刑,对自己更为不利。我呢,此时根本不想这些,如果不能平反,多坐几年和少坐几 年简直没有什么区别。我的思想里,如今更多地想的是到底自己有没有罪?我越来越不服气,从青年时代算起,从未做过一件危害国家危害人民的事情,自信为人是 清白的。尤其在做学生时候,我也像当时的许许多多年轻人一样,崇拜领袖,信仰共产主义。后来,我的思想发生了变化,在“文化大革命”中,产生了与执政者相 抵触的观点,这一切都是时代造成的,别人搞暴政,我自然不会同情。也可以说,我的思想的变化,是被人一步一步地逼着走出来的,假使我还在电厂上班,也许没 有后来这许多变化。的确,“文化大革命”中,我较早地看清了其本质,看清了一些人的鬼蜮伎俩,有了自己独立的思想。但也仅仅是思想,我又没有到处宣传,难 道也可以叫做罪吗?更何况这些思想已经被证明是正确的。如果不申诉,如何能让我想得通呢?

一百一十九

国家在变化,监狱也不例外,上年冬天设置了图书室,并对犯人开放,虽然那里面可读的书寥寥无几,绝大多数还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出版的极左的东西,但总算 有了开始,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新书的出版,它也会慢慢改变的。年轻时,读过不少早期共产党员的传记,这些人在国民党的监狱里还在不断读书,不断学习。而 今,我们住的是共产党的监狱,十年来,除了《毛选》,就是《语录》,其它方面的书根本看不到,由此可见,社会已退步到什么程度了,连人们学习的权利也早被 剥夺殆尽。都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了,竟然连二三十年代都赶不上,能说得过去吗?

与图书室开放的同时,允许向外地新华书店邮购书籍,这给我十年来的枯燥生活,无形中增添了新的佐料,日子过得稍为有了点滋味。一个从小爱读书的人,十年 间,居然看不到一本他所喜欢的书,难免会有遗憾多多的感觉。我还订了新创办的杂志《当代》、《钟山》等大型文学刊物,另外专门定了一份《历史研究》。一个 时期以来,热衷于读那些伤痕文学,主要是自己的经历与作品中的一些人物,有着许多相似之处,每每读着这些作品,产生强烈的思想共鸣,仿佛变了一个人,精神 极其脆弱,动不动就泪水长流,难以抑制。我为同时代的无数受害者哀伤,也为自己的不幸和冤枉而哀伤。由此,更坚定了要申诉到底的决心,深信自己是无辜的, 许多年来,不公平的对待我,也该到结束的时候了吧。

前不久,大妹和二弟来看我,将近十年,与亲人首次见面,真是悲喜交集。大妹告诉我,她在外面也为我不断 上访,多次到太原、北京去,只是因为各地上访的人实在是太多了,一时半刻难以解决。同时也给我带来一个令人沮丧的消息,一次,她和母亲到县法院要求复查我 的案件,得到的答复是,“只要共产党在一天,那个案子休想平反,也不想想你们是些什么人”。原判法院的顽固态度,并未打消我继续申诉的念头,我坚信中央的 政策,平反冤假错案是拨乱反正的重要内容,原判法院可以永远不理我,但总不能长时间地藐视他们的上级啊。“你们是些什么人”,这叫人话吗?典型的奴隶主的 口吻!

这年秋天,有一次,大队薛副教导员把我叫到办公室,那天只有他一人。这是一位面孔白皙,唯一不是军人出身的管教干部,听说从前当过教师,对犯人说话,很少 疾言厉色,想必与他的教师生涯有关吧。那天,他平静地对我说:“你的案子,目前来看相当棘手,我们派了张干事到你们县去催办,法院先是不予接待,后来勉强 接待了,把一摞卷宗撂给张干事,没好气地说:‘你自己看去’!并讥笑张干事,说他纯属多管闲事。‘你们管好人就行了,案子平反不平反,与你们有啥相干’? 由此看来,你的案子,阻力实在是太大了,所以告诉你这些,希望你心里有个底,今后怎么办,可要慎重定夺”。

我又一次向领导表示感谢。经过一番思索,决定还 要继续申诉下去,只不过从此以后,申诉的方向,主要朝向了最高层。一次,薛教导员在接过我的一摞申诉信时,不无担忧地对我说:“你寄给个人的申诉信恐怕不 太合适,邓和胡,日理万机,哪顾得上这些事”?我说:“即使他们看不到,还有他们的秘书,我相信,他们身旁的人,也有像我一样受过迫害的,说不定会同情 我”。薛教导员再没有说什么,拿着申诉信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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