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資中國的制度成本

制度經濟學認為，制度是經濟增長的內生變數。中國正處在從計畫經濟制度向市場經濟制度過渡的轉型期，從制度本身來說，有著強制性制度變遷條件下的制度缺陷，是一種人為的催熟而非自然成熟，具有不確定性和試驗性，很不完善。加之，中國經濟是一種政府主導型經濟，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影響無處不在。這就使得投資中國的宏觀制度因素撲朔迷離，千變萬化，在無形中加大了投資者的風險。鋌而走險者，按照中國官方的說詞大膽的走進了中國市場，投資中國，先期淘金者的利潤使另一部分徘徊觀望的人躍躍欲試，而真正試下來的艱辛與不易乃至失敗，特別是黃光裕等在中國市場得而復失的慘痛教訓，讓更多的人望而卻步，躑躅門外。

投資中國的制度成本具體體現在哪些方面？這種風險成本到底有多大？作者在此試圖用分析一熱一冷兩市場，即房地產與股票市場的變化，給大家一個概括的交待。

第一，中國的股市是出名的制度市。

從創市以來政府的全面監管到今天交給無錢無權的證監會管理，期間到底蘊藏著股民的多少代價作為這種制度變遷的成本，無法計算，許多股民變成貧民，血本無歸。股票創市的初衷是讓少數上市的國有企業融資，調控的目的是使國有企業保值增值。這彷彿是在簡簡單單的管理某一個企業，簡直就是帶有理想主義色彩的管理者們的天方夜譚，與股票的市場化運作背道而馳。在這種制度市條件下，政策出臺的效果，以及監管的力度就成了影響股市的重要方面。當政策博弈在對股票監管方面勝出的時候，融資與監管的力度加大了，往往會帶來股市在短期內的齊漲；投機者無暴利可圖，紛紛撤資，又造成股市齊跌；在國家心有餘而力不足，無力監管的時候，又會讓出空間給炒作者對個股進行過度炒作。國家在此種條件下已經無力監管，管理者們又推出來了一個既無錢又無權的證監會來進行管理。除非股市是一個乖孩子，否則證監會怎麼會有能力控制這種大起大落？股票市場近年來出現的有跌無漲，幾近崩盤的局面是既不能按照市場規律運行，又無力監管造成的，給股民帶來的是無盡的災難。而在西方成熟的股票市場，這種現象卻很少發生。股民在此付出的血汗是高昂的制度監管成本。

第二，中國的房地產業是國家壟斷條件下的泡沫經濟。

有人把房地產泡沫歸結為土地在市場上的空買與空賣，有人把它歸咎於房地產商的投機。然而不論是空買與空賣還是投機，都與政府的行業制度與金融業的介入分不開，換句話說，二者是在怎樣的制度條件和金融條件下才行得通的呢？首先，房地產業的土地來源需要政府部門層層的審批，決定是否能夠批下來既有制度的因素：允許不允許賣？可以賣多少？也有人為的因素：賣給你還是賣給他，這取決於批地者的偏好。還要看時機：比如說，地方財政嚴重不足的情況下就要多賣土地。那麼往往第一手得到土地的人，就意味著已經掘到了第一桶金，只在倒賣生產資料——土地這個生產環節上就可以取得暴利，土地生產材料的稀缺性，決定了出賣者可以用高價來出賣土地，這種高價甚至可以高到與搞開發獲得相當利潤的程度。那麼這個第二手土地購買者也不願從事簡單生產，他也可以通過抬高土地價格或房地產價格來實現利潤最大化。其結果只能是使房地產價格飆升。其次，房地產業是屬於高投入、高產出的行業，資金從何處來？誰能做得起？貸款就成了必須的途徑，利息則轉而成為注入成本。加之房地產既可以作為固定資產通過倒賣得到升值，也可以作為人們的必需消費品，這種消費的兼容性使得其中的部分產品閑置起來，因閑置而增加的成本也將轉移到價格當中去，這一系列成本的增加而導致的高價格，以及對於房地產的剛性需求的拉動，更使得它一路飆升，無法控制。政府的限價措施「摀住」了價格，卻無法將價格理順，未知的更嚴厲的控制政策的出臺，無論是開發商，中間商還是消費者都陷入了兩難的境地，一旦房地產泡沫經濟走向崩潰，就會傷了房地產業的元氣，消費者對於房地產的剛性需求又何以得到滿足？而若房地產價格居高不下，誰來為這部分高額的閑置資源買單？生產者，經營者及消費者在此都付出了高昂的制度失誤成本。

由此可見，制度成本來自於國家對行業的監管與控制上，這實際上是一種國家壟斷，給投資者帶來的是一種不確定性制度成本。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