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一號看到一個報導,中國忽然之間有13家報紙同時登載了一個相同的社論,這個社論就是要求廢除從1958年開始的已經執行了52年的戶籍制度。
這個戶籍制度是限制人的居住自由和行動自由的。你在戶口控制之下,哪裡都不能去,你要去的話,你必須要得到本地政府的批准。如果不批准,你就不能動。就算批准了,你到了城市工作,如果在城市裡忽然沒有工作了,你要被趕回來。
在城市裡你也得不到任何國家的保障和福利。比如說孩子上學;又比如說生病到醫院,沒有人管你,因為你必須回到本鄉。這是中共集權制度控制老百姓的一個最有效方式,也可以說是中共的社會主義中國特色吧。
幾十年來在這個制度下,造成無數的災害。我們知道從1958年建立這個制度一直到毛澤東死,戶籍制度都是控制人口的一個最重要的辦法。其中包括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必須把戶口落在鄉下,落戶以後你就回不了城。所以說這是一個可怕的制度,殺人不見血。
這個制度到了所謂改革開放的1978以後,不得不作些調整。因為,自從改革開放後,中共要建設新的市場經濟制度,需要大量人力在城市裡工作。城市裡已經沒有人可以造房子、造馬路、造汽車,所有這些建設,包括修鐵路等等,無不需要老百姓,所以,這些老百姓都是從鄉下來的。
在控制人口流動方面,只能稍微放鬆些。這就是後來文獻上、報紙上、媒體上所講的「盲流」,人數在一億上下,都是從鄉村到城市找事情做的人。這些人幫中國建設成今天這個樣子,立了大功。
但是這些人在城市裡是完全沒有居住權利的。比如說他們孩子上學,是沒有學校可進的。他們只有自己辦學校。他們辦了學校以後,如果這個學校的地址,地方政府要有其它發展計畫時,就要把他們房子拆掉。這個事情在北京和其它各個城市都發生過。
因為得不到保障,只要他們失業,馬上就被趕回本鄉。所以這些人是非常可憐的,可以說是最下層的老百姓。我想,共產黨內部也有一派人認為戶籍制度是過時的,應該改革。但是這個改革始終沒有實行。人大會裡有一位名字叫張全秀的代表,他也認為戶籍要改革:「痛,還要痛多久呢?」
可見要求改革的不只是報紙的編輯、也不只是報紙的工作人員、也不只是工人、農民,而且中共黨員內部也有一部分人有這種看法。但這個看法在黨內被頑固派抵制、被保守派抵制,因為這是他們控制老百姓最有效的方式。
這個社論出來幾小時以後,在網上就找不著了,就被禁了。中宣部直接干預,像張宏、社論的主要起草人,就被解職了。他從《觀察報》網站被開除了。另外,他的同事、跟這個有關的包括十幾家報紙,都受到中宣部的警告。換句話說,共產黨用全部的政治力量來鎮壓這件事情,要把這個事情消滅掉。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荒唐,而且非常離譜的事情,因為這可以引起嚴重的後果。老百姓的憤怒已經不能忍受了,在社論上、在其它網站上的言論,我們都看出來,老百姓對這件事是憤怒至極,因為他們的自由被限制。
這裡,我們想到共產黨提倡儒家的荒唐之處。儒家是從頭開始,中國歷史也是從頭開始,老百姓有選擇居住的自由。孔子講要「擇鄰」,住家要選擇好的地方。孔子自己的生活,家庭就從這個鄉下搬到那個城市,這是絕對自由的。還有孟子,他母親為教訓兒子,可謂「孟子三遷」,搬家三次。
孟子與梁惠王講話,梁惠王問:我怎麼樣才能使我的百姓人口增加,讓別國老百姓到我這兒來?唯一的辦法就是實行仁政,施行仁政,孟子說,他們自然就會來了;如果你不實行仁政,沒有人會來。如果你實行仁政,做官的人要到你的朝廷來做官;老百姓、農民要到你的土地上耕田;而商人也要到你的市場上做生意。
孟子話講得很清楚。這話是在戰國時代說的,遷移是絕對自由的沒有問題的。所以戰國時出現的所謂「游市」、「遊民」,就到處可以跑。雖然有某些通行證的需要,但基本上是自由的。
中國城市發展越來越快,都是農民自由遷徙到城市的結果。比如說南宋的杭州,現在有很多人研究它。本來城市不大,後來因為農民進城工作了,人口就增到了幾十萬人。在北宋沒有亡以前,開封也有上百萬人,這都是城市裡慢慢遷過來的。唐宋時代,正是中國都市發展的時代。
所以我們從傳統上看,中國老百姓基本上是有遷居自由的、有保障的。在國民黨時代也是可以自由遷移的。只有在共產黨領導下,特別是從1958年戶籍制度、戶口制度正式在全國實行以後,老百姓就失去了自由。共產黨如果真想實行儒家的仁政,它就應該好好想一想該怎麼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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