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到三月初的時候開兩會。開兩會年復一年這麼長時間，在我們石濤評論的節目當中不是新聞，也沒什麼可說的，因為這麼長時間裏頭中共從來就沒有改變過，人臉換了，模樣換了，但是所有所有其它東西，什麼都沒有換，權力越來越集中，腐敗越來越高超，越來越普遍，越來越不做任何的掩飾，兩會本身成為了一個平臺。
這個平臺供誰表演，也就供中共內部各派、各勢力權力之爭的一個表現的平臺，這種權力之爭表現的平臺，它顯示出來的是某些人告訴大傢伙，就是公布於天下，我在現在中央內部的位置是什麼，跟大家言語一聲；另外也是向對手來示威、展示，無論怎麼解釋，其實就是一個表演，而它表演的對象和目的無外乎是展示自己的力量，這個就是非常典型的。
今年在兩會期間，本來在我們石濤評論當中並沒有打算非得要提它，可是整個時代確實略微有所改變，也充分的顯示出來民間，特別包括一些媒體利用兩會期間在展示它們媒體被長期壓抑之後，又在現代的網路膨脹、可是中共又加以封鎖，這種封鎖與反封鎖鬥爭的過程中，被壓抑的媒體，作為個體的人也好，作為部分人的一種代表性的產物也好，最近就表現出一種急劇的抗爭性。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對某些民間的具體事情，對官員的某些做法和表態，媒體就有點突破禁區的那種表現，試圖表達正常人的思考和思維，以及某種勇氣，正是媒體和具體記者和編輯們的表達和這種衝擊力，實際無形中，或者說客觀上又形成了對中共嚴控媒體，嚴控信息，嚴控網路的做法形成了一種挑戰。
最具挑戰性的就是在兩會之前，也就是三月一號，十三家都市報聯合在一起，涉及到十一個省市自治區，聯合在一起共同發表了一個社論。這個社論主要是抨擊目前在大陸的戶籍制度，主要指城市戶口和鄉村戶口這個東西，這個東西最早存在於一九五六年，現在無論從哪個角度上說都應該被拋棄掉。這種戶籍制度也造成了所謂的暫住證，諸如此類的所帶來的負面效應，甚至引發出了命案，這在過去的兩三年裡我們看媒體當中都有報導。
這個社論發出來之後，確實給整個社會帶來很大的反響，最開始的時候人們以為這具有代表性，也就是說今年的兩會將不同於以往，甚至有人覺得是一種標誌，也就是說黨是不是真的在試圖開放什麼，試圖做些什麼。不成想這個社論剛剛出來，沒有兩天中宣部就命令，要求各網站和媒體不得轉載任何有關這篇社論的內容。到我們做這期節目的時候已經看到主要的社論的撰稿人之一已經被撤職，相應的報社主管們都遭到了中宣部的警告。
這種做法本身也就是顯示出黨的力量和黨的意志依然存在，依然像它最早成立時的做法一樣，從來沒有改變過，但是就像我們剛才提到的，十三家媒體做法的本身，就是在壓抑下的一種個體的膨脹，它不是一個人的做法，而是以一組人、一群人達成共識，共同來向這個社會進行挑戰，這個本身當然還是在黨的控制和黨的輿論框架之下，可是它直接挑戰的卻是中宣部本身的這種限制，這個意義就比較大。同樣是媒體跟中國現任的官員直接發生衝突出現了兩件事情，這兩件事情卻極具代表性，我們就分兩個來看：
一個就是湖北省省長李鴻忠，他怒斥了《人民日報》社的女記者，這個當時反響很大，是在三月七號，根據報導，我們可以跟大家回顧一下。三月七日早上，湖北省省長李鴻忠爆出「雷人」之語，在一名《人民日報》女記者就鄧玉嬌等敏感話題提問時，言語失態，而湖北省政府的工作人員甚至搶走記者的錄音筆。據當時在場的記者透露，三月七日早上，一群記者圍堵採訪湖北省省長李鴻忠。嘈雜中，並沒聽清前面的女記者在問什麼。
也有記者稱，這位女記者問的是去年引發全國關注的湖北鄧玉嬌案的相關情況。當李鴻忠明白了什麼問題的時候，忽然勃然大怒，對女記者怒吼道，「你是哪個媒體的？」女記者回答說：「《人民日報》」。領導更加怒， 「你真是《人民日報》的嗎？你還問這問題？你還是黨的喉舌嗎？你怎麼去引導輿論呢？你叫什麼名字，我要找你們領導去。」
從這一段話我們就可以看出非常非常多的故事，首先，李鴻忠忽然勃然大怒。這也就說明瞭女記者的有關鄧玉嬌案子戳到了李鴻忠的痛處，在李鴻忠的心裏認為鄧玉嬌的案子是湖北的丟人的事情。為什麼這麼說呢？其實包括李鴻忠自己在後來的所謂的針對此事表態的一個場合下，說作為政府是歡迎媒體監督、法律監督的，我們也關注到一些負面消息的報導。
鄧玉嬌的案子是個正常的案子，本身被老百姓關注，在原來的節目當中也跟大家報導過，它直接反映出來的是民與官之間的衝突，而民向這種霸道的官員直接說不，難道這本身就成為了所謂的負面消息嗎？這種負面的說法是針對國家的榮譽呢？還是針對於黨的榮譽呢？還是針對於國家幹部的榮譽呢？還是針對於國家幹部的臉面呢？還是針對老百姓的角度？如果說針對老百姓的角度是一個負面消息的話，沒有人認可。
因為鄧玉嬌本身是最底層的普通人的代表，而她的行為卻做了絕大多數普通人想做而沒有敢做的事，對於普通人來講，她就是正面的消息，對於國家來講說，影響了國家的榮譽，影響了國家的面子，這叫負面消息，是你這個國家培養了這樣的官員，你這樣的黨培養了這樣的黨員，如果你有這個東西不敢讓人家說，可是這個官是你國家的官，是你黨的官，是你自己培養出的負面的官，難道它是什麼負面消息嗎？我覺得這個說法就非常有意思。可是在李鴻忠的嘴裡卻認為是非常正當的，非常體面的，也就是說李鴻忠本人就是一個可憐的黨所培養出來的政府的官員。
而在後面她問的這幾個問題就更有意思了。當女記者回答自己是《人民日報》的時候，領導更加憤怒，「你真是《人民日報》的嗎」？也就是說他根本不相信女記者是《人民日報》的；而女記者敢問這樣的問題，也就是說《人民日報》社的人不能問這樣的問題，就不能有人性，就不應該替人民說話，如果替人民說話的話，她就不該是《人民日報》社的。那女記者問了這樣的問題，那也就是說在李鴻忠的眼睛裡她不配是《人民日報》的。《人民日報》絕不是為人民，就是穿著西服的流氓，它叫「人民」，實際上它是與人民為敵的，是與人民為對手的，從李鴻忠的話裡我們就得出這樣的結論。
第二問題，就等於回答了我剛才說的問題：你還問這問題？如果你是《人民日報》，你早就知道不應該問這種問題，問這種問題的人，你絕不是《人民日報》的人，實際就是這個意思。接著他就說，為什麼你不應該問鄧玉嬌的問題，因為你還是黨的喉舌嗎？所以你不是人嗎？《人民日報》的記者都不是人，只是黨的喉舌，她不是正常的一般的記者，她不配，她只是黨讓她傳什麼話她就傳什麼話，一點字都不能改，有口音都不允許。所以李鴻忠已經把什麼是黨的媒體，黨的喉舌吃的非常透了，而且他認為這是非常正當的防衛，他認為在大陸就應該是這麼做的，這才是正經八百的中國的社會主義國家應有的樣子。
接著他講，你怎麼引導輿論，其實他就把今天在大陸的媒體本身的地位就說穿了，媒體沒有地位，媒體只配給黨、給官員吹牛、拍馬、扇陰風、點鬼火，糊弄老百姓。因為媒體的作用就是引導，就是影響輿論，事實不重要，方向最關鍵，這就是黨的媒體最最要命的。
他接著說你叫什麼名字，我要找你們領導去。擺出一副官架子，你們領導——《人民日報》社的社長跟我們湖北省省長我們是可以說上話的，誰是你的領導，你連看都看不著，實際是給記者說這麼一段意思。文章裡提到說當時，這位女記者眼圈就紅了，很委屈。我不知道這個女記者的年齡，聽起來可能不大，如果年齡要大，久經沙場的話，我覺得不會眼圈紅，或者覺得很委屈，她會以她特有的方式來處理的。
那她覺得委屈，無外乎這位女記者可能想做一個非常非常好的問題，是希望李鴻忠省長能夠針對全國知道的炒得熱熱鬧鬧的案子有一個表態，也希望《人民日報》正是在李鴻忠的表態之下，寫出一篇關於老百姓都關心的問題的文章一出來是極具轟動性的。作為《人民日報》來講也真的替人民出了一篇文章，無論是向著誰，但是她說了一件老百姓都關心的事，所以她就覺得委屈。整個這個過程就出現了這個一個有意思的地方。
更關鍵的是湖北省政府的工作人員不知道到底是什麼樣的心態，竟然還搶走了這位女記者的錄音筆。我覺得歸還不歸還不重要，重要的是湖北省政府的工作人員有什麼資格去搶人家的私人物品，他是沒有這樣的權利的，無論出於什麼樣的原因，在這種公共場合下，一個記者問了一個公眾人員的問題，不願意聽，還竟然把人家的東西搶走，這個本身體現出來的是一種強盜和黑社會的行徑，直接就代表黨和其官員的素質，其實我提素質我就覺得難堪，也就是說，他有素質嗎？整個這個過程他就表現出中共官員的真正的位置，不要說素質，其實他代表了相當一部分大陸人，當他握有權力之後，他自然會把自己的位置與普通的老百姓形成對立。
無獨有偶，另外一位薄熙來，按照網上的說法，薄熙來在重慶唱紅打黑的過程中贏得了老百姓的聲譽，很多媒體是這麼說的，讓我看可能有相當一部分是以他所掌控的權力，以及與他相關的人所掌控的權力營造了某種假象，包括雇佣人去寫文章，包括控制媒體和手機簡訊，發放簡訊，發放紅色歌曲，這都跟他個人在一方握有權力，絞盡腦汁用狡猾的方法形成某種氛圍，如果這麼說是絕不為過的，不信你就往下查一查。
作為薄熙來大家知道他是文革時的聯動的人物，在當時的情況下，他可以伸出手來跟他的父親薄一波公開決裂父子關係，抽他爸一個大嘴巴。大家可想而知，這麼樣的一個人把黨性遠遠置於人性之上，反過來說，他有人性嗎？這個問題是值得思考的。
正是薄熙來費盡心機唱紅打黑，為了使自己能夠有機會在十八大進入政治局常委，他破釜沉舟的做法，說他破釜沉舟是因為按照官員上下的走動都是靠派系，抱粗腿，我相信薄熙來從遼寧轉到商業部，從商業部又轉到了重慶市作市委書記，這樣的過程，恐怕他以抱粗腿，憑他自己已經意識到有問題，也就是說，他抱哪顆腿和腿夠不夠粗，這是個問題，在這種大的背景下，以黑箱操作底下運作的這種方法玩不轉了。
相信薄熙來認為對他自己的仕途來講，在已經沒有機會的情況下，又把賭注轉到桌面上來了，所以他利用了兩點。第一，普通的老百姓對今天中共官員的貪腐已經忍無可忍；第二，他以一方大臣掌握絕對權力的位置，靠打擊異己，贏得百姓的心理，抬高自己的聲譽，直接挑戰胡錦濤、溫家寶，直接挑戰中共的高層，迫使客觀環境讓中共的最高層不得不接受他。這就是在我眼中看到的薄熙來真正的唱紅打黑的目的。
正是這種做法，自然會引起媒體們的關注，中外媒體談到薄熙來都會談這件事情，正是在這麼個背景下，上星期六薄熙來出現重慶市的新聞發布會，但是竟然遲到了 45分鐘，當所有記者在場外等候時，重慶代表團的新聞官問記者們有什麼問題要問，結果一個臺灣記者問了一個問題，但是這位新聞官不滿意，就說了一句有沒有更辣一點的，就是說有沒有更刺激一點的問題，你問的問題是小兒科，不值得回答。
我相信這是要抬高薄熙來的聲譽，這是第一；第二給薄熙來拍馬屁；第三在他們的心目當中，薄熙來和包括他們自己都「胸有成足」，面對所有的問題，他們會應對如流，這是他們對自己的自信，第四這種應對如流的自信，我相信它來自於唱紅打黑的自我感覺良好的心態。
結果臺灣東森電視臺的一名記者站起來提問，第一個問題是關於馬英九的；緊接著就問了第二個問題，他直接問薄熙來「打黑運動是否在撈政治資本，為的是中共十八大進常委？」這問題非常明白，結果問到了薄熙來真正的目的，但是他又不願意承認，這就是最卑鄙的人所擁有的心態，自己是要幹嘛又不直說，真正的目的卻在其中，這是最卑鄙的人。
卑鄙的人遇到一個傻乎乎直接提問的人，就很麻煩，所以這個記者問過之後，薄熙來神情尷尬好久，全場的大陸記者低聲驚呼。我相信這是因為臺灣人問了大陸人不敢問的問題，也意識到這個問題問出來肯定會出事的。在場的另外一個記者描述說，重慶團的一個工作人員立刻衝出發布廳問門口的人說，剛才的記者是誰安排的，為什麼讓他提問？這個重慶團的工作人員跟剛才我們提到的湖北省的工作人員搶走女記者的錄音筆的做法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我就突然想起了原來的中國籃球隊的隊員陳凱，陳凱先生在另外一個節目當中談到了有關冬奧會的問題，提到了中國國家隊的表現和國家隊隊員的情況，當時陳凱這麼比喻，說中國的體育運動員就是高級奴隸，給你好吃的、好喝的、好住的，玩命的以各種方法讓你出成績，目的出了成績是國家的榮譽，國家的榮耀，但是你出不了成績，你就是一個該死的奴隸，出了成績就是一個優秀的奴隸。而優秀的奴隸有機會成為更高級的奴隸來管其它的奴隸。他對比的是一個運動員。但是在這裡你可以看一看工作人員的反應，我覺得這種直接的反應跟那極其類似，也就影射出今天在大陸為什麼那麼多的人要報考公務員，我覺得有類似之處。
文章裡提到等了好久薄熙來才尷尬的回應說，今天這種場合不適合做秀。這個說法就非常有意思，我就不知道他說的做秀是指記者做秀呢？還是他自己做秀。他要說記者在作秀，我相信記者提問題是正常的，如果說記者問的問題不對他的心理的話，而是迎合他的面子的話，揣摩他喜歡被問什麼問題而拍馬屁的話，那個不叫做秀，而這個叫做秀的話，那我想說在大陸的官員也好，記者也好。那就根本不是正常的人，你叫什麼東西都成，但他就不是人，因為任何一個正常的人就一定會問正常的問題，這個道理就非常簡單。
再者從這個角度上說，臺灣記者問了一個直接的問題，而重慶的新聞官嫌臺灣記者問的不夠辣，不夠意思，沒有水平，要求問些有水平的問題，有水平的問題，薄熙來才願意回答，否則沒意思的問題，也給薄總丟面子，薄總張不張嘴，張嘴吧沒意思，不張嘴吧折你面子，就是沒勁。正是在這個背景下，你又看不起臺灣人，所以就略微的表現了一下，正常人應該問的問題，這是我自己的看法，所以這也稱不起做秀。如果這麼說也就是薄熙來在說自己，說這個場合是不適合做秀的，他也就不回答了，回答就叫做秀，不回答就叫不做秀。
那也就是說，做秀這個詞在薄熙來的心中是具有重要位置的，他應合了和回答了剛才這個記者提到的問題，打黑唱紅就是薄熙來在做秀，其目的就是撈足政治資本，要進入十八大常委。其實進不進十八大常委，在石濤看來無所謂，愛誰誰，因為今天黨換誰都是這德性，因為它叫共產黨，但是作為具體的人來講，薄熙來確實是十足的、百分之百的、合格的中共的黨員和官員。因為這樣的人真是黨一手提拔和塑造的，用特殊材料製成的。
薄熙來在當時馬上就批評現場的記者不該只想著做秀之類的話。而新聞官也就不再讓臺灣記者發問了，這就是整個的過程。結果另外一個記者對這個事情出了一個評價，他是這麼說的：第一，該名臺灣記者不是第一次來住點的，在大陸跑了很多年了，也就是說他有經驗；第二，他提的這個問題不是他的錯，是因為新聞官要辣一點的，那就來了個倍兒辣倍兒辣的，在他們看來；第三，該名記者目前仍然很好，也就是說他還健在，或者說他目前還活著，起碼是這麼個意思；第四，如果換成臺灣的政治人物面對此問題的話肯定不會愣很久的。
我相信不只上不會愣很久，而是臺灣的政治人物，不光是臺灣，任何一個正常社會的政治人物在他見記者之前，這樣的問題是必當要準備的，也自然會被記者問到的。所以我覺得兩會確實透露出一個問題來，就是什麼是一個正常的人的社會，什麼是一個正常的官場的社會，做個對比大家聽起來就會更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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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那這篇文章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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