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在意識形態控制下，缺乏對歷史的研究
六十年來，中國的歷史研究被共產黨的意識形態束縛住了，只能講馬列主義、只能講階級鬥爭、只能講農民革命，把歷史都曲解了。然後一般通俗的歷史更沒有人敢寫。在這種情況之下，所以歷史知識是完全沒有的。有的只有教科書的，教科書基本上都是以共產黨的光榮偉大為主的。所以除這以外，沒有歷史的知識。而且許多都是曲解、都是亂寫的。
我們本來是一個最有歷史豐富史學傳統的一個民族，變成了最無歷史知識的一個國家。這是很可怕的。在大陸思想意識形態沒有正式取消以前，雖然寫短篇的文章可以隨便亂寫，但真要寫一本教科書之類的、用自由的觀點、完全不受約束的觀點，是沒有人敢試的；你就是寫了，也沒有人敢出版。
除了唐德剛先生以外，我還想提到我從前的一個老學生，叫黃仁宇。黃仁宇先生也是密執根大學的歷史博士。我在密執根大學的時候剛好還指導他的論文。他到了晚年寫了很多中國大歷史，看蔣介石的日記，看歷史、看蔣介石的一生，也寫了《萬曆十五年》，提倡改革的。這《萬曆十五年》在中國也發生很大作用。
"六四"的時候，《人民日報》把"六四"屠殺完了以後報導中間說是有毒害中國的作品，其中之一就是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把他的《萬曆十五年》跟蘇曉康的《河殤》並列，認為這是給中國帶來災害的兩個作品，一個是電視，一個是歷史著作。
黃仁宇的自傳後來在大陸也很暢銷，所以這裡種種都是看到歷史的重要性。而中國沒有歷史知識，但是民間有一種渴望、有一種飢渴，對歷史需要。所以我覺得我們現在應該提供這個東西。
我們來看看外國歷史知識發達的國家都是文明程度高、而政治民主化、社會思想都自由的。比如像美國，美國歷史教課，美國史、西方文化史、亞洲通史，都很重視的。尤其是美國史是美國人基本的教養，每個人都要有的。
另外，在英國我們可以看到丘吉爾是個大史學家，寫的《英語民族史》，多卷本的，後來還得到諾貝爾文學獎的。所以這些東西都可以看出來丘吉爾歷史知識的重要。所以在諾曼底登陸以前開軍事會議，只有丘吉爾能夠告訴法國北岸的那些地方哪裡可以登陸、哪裡小村子是什麼樣子，他都一目瞭然。所以這樣的歷史知識使當時的將軍、包括艾森豪等在內，都非常震驚，所以可見歷史的重要性。
我可以這樣說，歷史學在人文跟社會科學中間的地位，相當於數學在自然科學界的地位，在物理學、化學或者等等。人文社會科學如果丟掉歷史，那是非常空泛的。有一度美國社會科學家好像不重視歷史，結果時間過久了以後才發現這些課非補不可。
中國的費孝通，他本來是研究功能學派的社會學的、不注重歷史的。等到他研究中國社會的時候，他就發現非補上歷史這一課不可。這當然是費孝通在1949年以前的態度。以後，他受了共產黨的壓制，就沒有什麼精彩東西可言了。
但是歷史重要性還是不是光是灌輸死的知識，最重要是要有不同的觀點。從頭到尾看中國的歷史是怎麼發展的、我們是怎麼來的，這我們自己有一個比較好的可靠的記憶。但這個記憶可能是多面的。所以一個人講歷史永遠講不完的，有唐德剛先生、有黃仁宇先生，講的方面也不同、朝代也不同，但是就算相同也不夠。不能一個人的觀點代替所有人的觀點，所以一時歡迎各種不同觀點、多元的觀點的。
在這個基礎上，我希望中國專業的史學家同時也花些功夫想一想，我們怎麼樣把這樣的專門的研究、在檔案裡做的一個一件的研究，變成通俗的知識傳給大眾。傳到大眾以後，這樣大眾才會有歷史知識，一般老百姓才有歷史知識，才會有判斷。
如果有這種判斷，就不會像共產黨五十年代毛澤東一個人在那兒橫行霸道，他一個人有點兒歷史知識，而且是錯誤的、都是看通俗演義看開來的為多，《三國演義》在內。而他的部下共產黨人沒有幾個懂得歷史知識，一個都沒有，包括周恩來在內，是由他一個人胡說八道了。
所以這是我們今天看到大陸出版的關於毛澤東讀史記錄有很多。可見他都是以一個很特別的、一個很狹隘的觀點、一個極窄的政治觀點、可以說是完全錯誤的觀點來看歷史的。如果稍微有點歷史知識，不可能荒唐到要搞大躍進、要搞人民煉鋼之類的。過去煉鋼這種辦法、土法煉鋼、畝產萬斤，這都是不可能的事。
所以可見歷史知識缺乏，一旦到了極權政治之下，被誤用以後，那禍害是不得了的。所以我希望以後能在這方面對我們的讀者、聽眾有點幫助。
（文章只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
（根據錄音整理，未經作者審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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