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滴淚:第十七章 二十餘年如一夢， 1979-80(3)

二百多人從全國各地來參與盛會。我很高興有機會見到一些多年不見的老朋友，包括幾位"改正右派"。會場在金牛賓館，原來是毛澤東的"行宮"。當年他下榻的那座樓仍然作為"聖地"保存，有一名老服務員給參觀者當嚮導。另一座樓裡有當年偉人用過的巨大游泳池，眼前乾涸見底。我隨口說，成都居民這麼多，可惜它不能用來為人民服務，嚮導狠狠瞪了我一眼，滿臉驚愕的神情，彷彿我說了什麼大逆不道的話。我很快就發現，那個死者的幽靈不僅在他往日的行宮作祟，而且在今天的會場上流連。儘管人人把"解放思想"掛在嘴上，大多數發言的人還是四平八穩，言之無物，對於有爭議的問題，比如"西方通俗小說"、"現代派文學"等等，均不置可否。

在一次為數不多的全體大會上，主辦單位的一位蘇聯文學研究員作報告。他的題目是《要文學，還是要革命？》，頗有挑釁性。列寧在十月革命成功前寫過一篇文章，猛烈抨擊現代派文學，認為它是對革命的威脅，用的正是這個題目。這篇"學術報告"就是老祖宗遺教的翻版。報告人又抬出澤丹諾夫的權威，大聲疾呼要求禁止文革以後在國內出現的西方現代派文學作品流通。澤丹諾夫何許人也？斯大林手下的文化沙皇。這太荒唐啦！我感到憤慨，但是我對自己說："你是客人，閉上大嘴巴。"

會議的最後一天，與會同志分成三組進行專題討論。我選擇了"文藝理論組"，七、八十人擠在一間大屋子裡。會議由馮至教授主持。討論並不熱烈，直到主席介紹一位中年男同志發言，原來此人來頭不小，官封文化部文藝理論處處長。他的開場白是介紹他上高中的兒子對他說的一段話："爸爸，別提你那個馬克思列寧主義啦。過時啦！沒有人對它感興趣啦。人們需要點新東西。"哄堂大笑。這時候，處長換上嚴肅的語調，接下去說他兒子是被一種錯誤傾向引入迷途，這種錯誤傾向是對文化大革命的反動。但是現在該是扭轉這種錯誤傾向的時候啦。如此等等。最後他以權威口吻總結道："我們必須在文藝理論工作中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

按照會議慣例，領導幹部作總結髮言後就宣布散會。處長的發言顯然就是這個訊號。散會的時候到了，下面的節目是告別宴會。我應當放過他嗎？要我管閑事，跟這位權威人士較真兒嗎？會場上比我有資格發言的大有人在。只爭分秒的決定！我舉起手，試探性地問道："主席，我可以講幾句話嗎？"事出意外，但主席也只好請我發言。

我開頭也輕鬆愉快地回到處長講他兒子的話："處長同志，我很高興你沒打你兒子一頓屁股，因為我覺得他說得對。"哄堂大笑。我接著說，我不反對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但也不能說我贊成它。道理很簡單，我不知道它究竟是什麼，儘管政治學習搞了幾十年。何況，今天世界上有那麼多獨立的共產黨，也有同樣數目的"真正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我向他提出一個問題："處長同志，到底哪個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是‘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他沒有回答，我繼續發言："經過多少年來的混亂，經過一幫自封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強加於全黨全國的十年浩劫，我們怎麼能堅持馬列主義，而不首先老老實實虛心學習，探索它的真面目？"

下面，我談到現代派文學的問題。"這一點對有關現代派文學的爭論也適用。全中國，甚至在這間屋子裡，有多少人熟悉現代派文學？在人們有機會讀幾本作品、並得出自己的看法以前，你有什麼權利武斷地下一道禁令？先讀書，後批評，車前馬後不行。自封的書籍檢查官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但願如此。昨天大會發言的同志，倚靠列寧的權威，把革命與文學對立起來。列寧那篇文章是早在十月革命之前寫的。當時他認為現代派文學在俄羅斯流傳可能不利於布爾什維克革命事業，顯然是出於政治上的考慮。但是，在文化大革命後的中國，把現代派文學和革命對立起來，這只能是政治幻想的虛構。至於澤丹諾夫，幸好他早已帶著花崗岩腦袋見斯大林去了。如果今天有誰在中國要把選擇強加於人，那麼我肯定會選取自由的文學，而謝絕奴役人的革命！"

全場轟動。我走出會場時，有好幾個人和我握手，興奮得說："講得好！"南京大學"改正右派"、中文系張教授攔住我說："老巫，謝謝你，謝謝！你說了我想說的話，但我不會說。謝謝你說了出來！"他眼睛裡含著淚水。

十二月中回到北京後，我去看望卞之琳老師，聽說他身體欠佳，因而沒有參加成都會議。一見面他就說："你在成都又放炮了。副所長回來後跟我說，寧坤的思想可真解放。我一聽就明白你又惹事了。"
"我們不是應當響應黨中央和鄧小平同志的號召解放思想嗎？"我很老實地向他請教。卞老師雖是老黨員，還不失為一位忠誠老實的忘年交。"你吃過那麼多苦頭，怎麼仍舊這麼天真？我要是你，我就會珍 惜我的改正，專心搞學術研究和文學翻譯。"出於對一個久經患難的老朋友真摯的關懷，他提出了明智的忠告，我自然十分感激。同時我也認識到，解放思想在文革後的中國還有漫長的艱苦道路要走。

我的改正結論複查遷延不決，又聽說陳院長即將去歐洲參加國際會議，我便抓緊時間去向他求教。"陳院長，自從您四月間下令複查我的改正結論，大半年過去了，問題至今還沒解決。1957年給我做錯誤結論，他們可沒花這麼長時間。您認為我還得等到新的一年開始再說嗎，院長同志？"我盡量說得輕鬆一些。
"什麼？我還以為早就解決了。每逢我們努力執行我們黨正確的知識份子政策，總會有來自極左的阻力。"聽上去他很氣憤。"這樣搞決不行。我一定要在今年，不是明年，解決你的問題。徹底改正，不是部分改正。這不僅對你本人重要，而且對那些極左的同志也很重要，他們需要從中汲取教訓。"

新年前幾天，政工副院長叫我去開個小會，由那位負責改正工作的幹部沒好氣地宣讀學院黨委的決定："巫寧坤同志的右派問題應予改正。撤消原結論和處分。恢復政治名譽，恢復副教授職稱，恢復高教四級工資待遇。"

1958年戴上右派帽子，1964年"摘帽右派"，1980年"錯劃右派"，二十二年的黃金歲月一筆勾銷！
(第十七章 二十餘年如一夢， 1979-80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