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來信改變人生 巫寧坤李政道的不同命運(組圖)

著名華裔翻譯家巫寧坤。（網絡圖片）

按：北京時間2019年8月10日15：20，著名華裔翻譯家巫寧坤在美國去世，享年99歲。

巫寧坤，1920年9月生，江蘇揚州人，是中國著名翻譯家、英美文學研究專家，譯作有《大亨小傳》（The Great Gatsby）、《了不起的蓋茨比》等，並著有中英文回憶錄《一滴淚》（A Single Tear）。他歷經三反五反、肅反、「大鳴大放」、反右、文革等中共政治運動迫害，九死一生。

巫寧坤1939至1941年就讀於西南聯大外文系，抗日抗戰時期投筆從戎，1943年志願赴美擔任國軍轟炸機受訓人員的翻譯；抗戰勝利後，留在美國深造。1948年3月，巫寧坤從美國印第安納州曼徹斯特學院畢業後，到芝加哥大學攻讀英美文學博士學位。

之後，一封奇怪的來信改變了他的人生，他在命運的十字路口，和小學弟李政道的不同抉擇讓人唏噓不已。下面是他在《一滴淚》中，有關這段命運的記載。

李政道和夫人秦慧君。（網絡圖片）

遊子還鄉 1951～1952

早在我寒窗苦讀之前，便傳來國共內戰烽火復燃的消息，使我的心境難以平靜。災難深重的祖國大地上正在進行一場殊死的大決戰。兩年來，國內親友不斷來信，對新中國的新生事物讚不絕口。和大多數中國同學一樣，我是在國難和內戰的陰影下成長的，渴望出現一個繁榮富強的中國。現在，一個新時代、一個嶄新的社會，似乎隨著一個新政權的建立已經來到了。雖然我對國共鬥爭知之甚少，對共產主義或馬克思主義更是一竅不通，我卻從來沒懷疑過我遲早要回國，用我的專長為一個新中國服務。不過我還有博士論文要寫，大可不必著急。

哪裡想到，1951年新年忽然收到素昧平生的北京燕京大學校長陸志韋的急電，請我去接替一位由於朝鮮戰事而回國的美籍教授。事情來得太突然了，在隨後的幾天裡，我翻來覆去考慮其中得失，也和朋友們商量。有人祝賀我在新中國首都一所著名教會大學獲得教職，前程似錦，我放棄在一個最富裕的資本主義社會的事業，回去為社會主義新中國服務，一定會受到對一個愛國知識份子的熱烈歡迎。也有人懷疑新政權是否會因為我曾在國民黨政府空軍工作過而找我麻煩。我認為那不合乎情理，因為我是在國共聯合抗日時期志願參加抗戰的，其實我心裡也沒把握。可是，一別七、八年，我對故土的懷念與日俱增。那倒不是因為我有什麼特別的個人牽掛才要回去。我的雙親早已過世，我沒有結婚也沒訂婚，在同胞手足中也只有一個妹妹住在上海。我也沒有幸福的童年生活的回憶可去追尋。先母飽受封建婚姻的折磨，先是神經失常後來在我八歲那年自縊身亡。先父兩耳板聾，從來沒親近過我。後來，當我遠在昆明上聯大一年級時，他在家鄉死在日寇手裡。可是，我總感到有一根割不斷的紐帶將我和古老的祖國連接在一起，雖然那是一個用貧困、悲哀、孤獨、屈辱、動盪和戰亂充塞我的青少年時代的祖國。投身於一個嶄新的世界，去過一種富有意義的生活，這個誘惑力遠勝過博士學位和在異國做學問的吸引力。

於是，我決定丟下寫了一半的英國文學博士論文，回國任教。熱情洋溢的歡迎信不僅來自燕京大學，而且來自人民共和國政務院。在上海的妹妹更是欣喜不已。在臺灣的哥哥和在香港的姐姐卻把共產黨比作「洪水猛獸」，但他們的迫切告誡並不能阻止我成行。在西南聯大就讀的兩年裡，我受到「進步」教授和左派同學親共思想的影響。事實上，我已成為進步的學生文藝團體「冬青文藝社」的積極份子，從而開始閱讀高爾基的小說和共產黨的秘密傳單。眼下我如飢似渴地閱讀美共出版的《群眾與主流》雜誌，在書店裡到處蒐羅「進步」書刊。我的行李主要是幾個裝滿了左派書刊的鐵皮箱和紙板箱。

我訂好了六月中旬的船票。哪知道曾在國際公寓同房間的美國同學比爾･伯頓和安･賴特訂在6月29日在亞利桑那州圖森市舉行婚禮，非要我當伴郎不可，我只得推遲起程了。婚禮過後，我獨自遊覽了大峽谷，然後前往舊金山在伯頓的一位朋友家作客。伯頓夫婦和芝大同學李政道博士，一起來幫我整頓行裝，政道還用端正的大字在我的行李上寫上姓名地址。

1951年7月18日早晨，陽光燦爛，我登上駛往香港的克利夫蘭總統號郵輪，伯頓夫婦和政道前來話別。照相留念之後，我愣頭愣腦地問政道：「你為什麼不回去為新中國工作？」他笑笑說：「我不願讓人洗腦子。」我不明白腦子怎麼洗法，並不覺得有什麼可怕，也就一笑了之乘風破浪回歸一別八年的故土了。

二十餘年如一夢 1979～1980

隨著鄧小平和成千上萬的黨、政、軍各級領導幹部的平反復職，五十五萬以上右派的平反問題也提上了中共中央的議事日程。當年反右運動的總負責人鄧小平決定對絕大多數「錯劃右派」給予「改正」，然而堅持運動本身是必要的，因為當時確有極少數真正的右派份子企圖推翻中共的統治。為了抓一小撮所謂「真右派」，「偉大、光榮、正確」的執政黨不惜將五十多萬無辜的知識份子「錯劃為右派」，使他們備受勞改和凌辱之苦達二十二年之久，幾百萬家屬備受株連。為了證明「錯劃右派」並非完全都錯，中共中央拒絕補償「改正右派」二十二年來由於工資待遇被降低或取消而受到的經濟損失。

「右派改正」的決定於1978年10月以中央55號文件下達，改正工作由本人當年所在單位執行。安師大辦理改正人數達二百四十餘人，就一所規模不大的省校而言，這個數目相當驚人。一位當年反右後被遣送回鄉務農的男教師，這時候已年近半百，奉命回校辦理改正。他辦妥改正文書後，走出行政樓，一頭撞在牆上。有過路的人跑過來把鮮血淋漓的「改正右派」送往校醫院，他說：「他們無緣無故毀了我的一生，現在卻指望我對他們的假仁假義感激涕零。我的血沾滿他們的手，沾滿他們虛偽的門面！我才不要這些騙人的改正決定破紙哩，但是我得為家裡人清洗被株連的罪名，要不然他們要永遠背著右派家屬的黑鍋！」

我雖然沒有流血抗議的勇氣，這位難友觸目驚心的吶喊卻使我對渴望已久的改正有了新的認識。我一直等到1979年5月初才奉命回北京原單位辦理右派改正。原單位已改稱國際關係學院，「改正辦公室」的頭子不是別人，而正是那個當年反右運動的積極份子，不愧為一脈相承的好黨員。他繃著面孔說我的問題屬於「推一推，拉一拉」的性質。我犯的錯誤是嚴重的，但是考慮到我多年來在思想改造中取得的進步，黨組織決定對我寬大處理，給予改正。寬大無邊，嗯？我從安師大動身前，有的朋友警告我，不要對改正抱過高的期望，因為來自極左方面的阻力還很大，「不管結論怎麼寫，只要給你改正就簽字。」所以我把「改正決定」大致看了一下就簽了字，如同二十一年前從同一個人手裡接過所謂「右派問題結論」簽上字一樣。然後，我應召去院長室由院長「接見」。姓王的院長講了幾句客套話，隨後輕鬆地說：「這些年你吃了不少苦，我們感到很抱歉。」這大概就是所謂的「賠禮道歉」吧。彷彿這一句官樣文章就補償了我和家人二十多年的劫難！學院指望我回來後教英語系研究生，怡楷同時調回來工作。一村高中還沒畢業，可以隨同父母遷徙。一丁、一毛已上大學，可等畢業分配時調來學院工作。

我從報紙上看到「愛國美籍華裔科學家」李政道博士又從美國回來講學，當時正在北京。回想起1951年在舊金山他曾幫我整頓行裝送我上船回國，又想到五年前曾收到他寄來的新年賀卡，我想闊別二十八年之後重見一面也許挺有意思。我「開後門」打聽到他住在北京飯店。當時的國賓館的房間號碼，打了電話給他，我很高興他還記得我。他約我週末見面，可我當天下午就要離京。他說正忙於準備講稿，於是我們商定在他房間內見面十五分鐘。

政道比我小六歲，當年是我們一幫過從較密的中國研究生中的「小弟弟」，現在五十出頭。這位諾貝爾獎得主，看上去仍然很年輕，娃娃臉，膚色滋潤，不過頭有點兒禿了。他先介紹了他的太太，然後我們倆面對面隔著一張小圓桌在兩把大扶手椅上坐下來。他問到我的處境、我這次從安徽來北京的緣故、一些朋友們的經歷，我只能簡單扼要地作答，因為我怕多佔他寳貴的時間，並且他也沒流露出強烈的興趣或感情。他莊重自持，完全是一位卓越的科學家和學者的神氣。我很快就意識到，我們倆生活在兩個不同的世界，中間有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他留在美國，能夠獲得成就和榮譽，過著安定富裕的生活。我回到祖國，歷盡劫難和凌辱，好不容易才苟活到「改正」的今天。他在「美帝國主義的堡壘」安居樂業，回到共產中國榮膺「愛國主義者」的桂冠，受到最高級黨政領導的接見和宴請，作為國賓出入有專用「紅旗」大轎車代步。我響應號召回到祖國，卻被劃為人民公敵，受盡無產階級專政下勞動改造和牛棚的煎熬，幾乎成為餓莩葬身一抔黃土。即便在我們交談時，我的肋條還隱隱作痛，由於在來飯店的公車上受到「紅色恐怖」一代的小青年臂肘的推撞。我腦子裡突發奇想，如果在舊金山那個七月的下午，是我送他上船回中國，結果會怎樣？也許我會坐在他的椅子上，他坐在我的椅子上？哦，不，我當場決定，我決不會用一輩子「接受再教育」的苦杯換取無產階級專政頭目的敬酒。不，我決不會坐在他的椅子上，同時，上帝保佑，即便他當年回來也萬萬不會落入我的苦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