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雪北大荒(圖)

冰天雪地的工地上，一眼望不到頭的奴隸大軍沿水道排開，各隊分段包干，規定每天完成多少冰方。（網路圖片）

興凱湖勞改農場共有九個分場，其中六個勞改分場，兩個勞教分場，一個女犯分場，每個分場都有上千的人犯。六月中那個下午，幾隻大木船從密山把我們這夥八百名勞教分子運送到湖邊的八分場臨時場地，那裡已經有先遣勞教人員搭好一個廚房和一間工具棚。我們下船後就忙著搭大帳篷，這是我們搬到固定場址以前的住所。安頓下來，趕緊吃晚飯，窩頭咸菜，飯後集中在帳篷前面的空地上聽場長做報告。場長是北京公安干警，他報告的主要內容是警告大家千萬不要企圖逃跑。分場周圍都是沼澤，這裡叫草墊子，看上去是平地，踩下去就淹死，根本逃不出去。企圖逃跑是刑事犯罪，抓回來從重判刑。我不能想像有任何人敢以身試法，因為政府經常宣傳社會主義司法機關如何強大，任何罪犯也不可能逃脫它撒下的天羅地網。

第二天一大早，我們就開始通過強迫勞動改造思想。我們的第一項任務是就地取土，沿湖修筑一條導流堤，防止湖水氾濫，這樣我們就可以開墾地勢較低的處女地。我們用的工具是鐵鍬、鐵锨、鶴嘴鋤、夯槌、扁擔。我們天不亮就起身，啃一兩個窩頭，喝一碗玉米粥，隨即扛上工具，列隊前往兩三里外的工地。勞動時分成二十多人一班，每個班又分成幾個小組，有挖土的，有抬土的。挖土的都是身強力壯的年輕人，用鍬用鋤都是能手。我從來沒用過鐵鍬之類的工具，被分配和一個萎靡不振的中年中學教師用麻袋或柳條筐抬土。扁擔我也沒用過，擱在肩頭別彆扭扭，很快就把肩頭磨成血肉模糊的一片。我咬緊牙關，一天接一天，磨練我的肩膀，和大家一樣希望我這樣努力勞動能得到負責監管的隊長們的好感，早日獲得釋放。

沒有固定的勞動時間。我們日出而作，日沒而息。夏天白晝越來越長，我們勞動的時間也越來越長。與此同時，「英明領袖」又發動「大躍進」，要求全國人民「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隊長們每天訓話時問我們：「全國的革命人民都在響應偉大領袖的英明號召拚命大干，你們這些有罪的人應當怎樣幹，才能將功贖罪？」於是，我們的勞動時間更長。我們抬土的份量越來越重，跑得越來越快。勞動競賽成了家常便飯。挖土小組之間展開競賽，爭取為建設社會主義大堤貢獻最多的土方。分工打夯的各組高唱隨口編造的夯歌，用熟悉的小調和意在言外的雙關語打動從事勞役的流放者的心。未來的史家也許會在他們的史書中為這些勞動營的歌手找到一席地。

有一個勞教分子從一個工地跑到另一個工地，像一個流動的小販，手裡拿著一個喇叭筒叫賣他的貨色。他過去是搞宣傳工作的，現在上勞改工地搞宣傳鼓動有點大材小用。「大家看巫寧坤！」忽然聽到自己的名字，我簡直不敢相信，因為由於抬得不多或跑得不快我常受過批評。「他過去是個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知識份子。他剛來勞動時抬土抬得很少。但是現在看他，抬得越來越多，跑得越來越快。思想改造的好榜樣！再加油，力爭上游再上游！」我明白他拿我給別人做榜樣，可我感到我隨時會垮掉的。

每天傍晚，久盼的值日隊長的收工哨子一響，我們就迫不及待地跑到湖邊去洗淨工具，然後稀稀拉拉地往回走，活像一隊吃了敗仗的散兵。回到帳篷裡，我們就把搪瓷飯盆擱在各自的床位前面土地上，等那一份玉米粥。因為粥總是滾燙，我們就先到湖邊去清洗一天下來的汗和土。我們又累又餓，玉米粥總是十分可口的。可是，有一天晚上，我從湖邊回來，卻發現金黃色的玉米粥變得黑糊糊的。我不相信自己的深度近視眼，就問鄰鋪的小夥子、一個快活的小偷，這是怎麼回事兒。

「蚊子，」他說。

「天哪！那我怎麼辦呢？」我沮喪地問他。

「吃下去。我們大夥兒都吃了。動物蛋白，你該知道，教授。你在北京大學吃不到這樣的好東西，對不？你今天大躍進得了表揚。沒準兒明天你又會因為吃蚊子得表揚。」他調皮地哈哈大笑。

我用怡楷寄來的大鋼精杓兒大致刮去了上層的動物蛋白，把剩下的狼吞虎嚥吃了下去。蚊子是離京前那位公安幹部動員報告裡沒提的東西，很快就成為一大禍害，甚至在白天也不饒人。確確實實有千千萬萬蚊蚋，有時甚至於遮天蔽日，因為農場位於大片的沼澤和草原中間。白天上工時我們不斷受騷擾，完不成勞動定額。後來給我們每人發了一頂挺別緻的防蚊帽，好像一頂小蚊帳，當然自費啦。身上其它暴露的部分仍然受到蚊蚋的襲擊。這些吸血鬼，在我夜間躲在蚊帳裡做的惡夢裡，就變成吃人的猛獸。

到了夏至，三點鐘天亮，八點鐘太陽才下去。我們每天勞動十四、十五、十六個小時。隨著大躍進升級，二十四小時連軸轉也不希奇。兩星期一次的「大禮拜」改成了三星期一次。用大躍進的術語，大幅度延長勞動時間叫做「放衛星」。分場第一次放衛星的日子訂在中秋節前夕，恰好是我三十八歲的生日。我隨隊去一個兄弟分場，在皎潔的月光下整夜參加收割水稻，也可算別具一格的生日派對吧。第二天，中秋節正日，上級又號召大家再割一夜稻子，「放一顆比滿月還亮的衛星」。我累得要死，又想念怡楷和一丁，飽嘗了「生別常惻惻」的滋味，幸好「明月如霜」，還能默頌蘇東坡「歡飲達旦」後寫的《水調歌頭》：「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冬季長達六個月，北大荒冰天雪地。我們完成了導流堤工程，剛搬進八分場新建的一棟棟茅草房，第一場雪就落下了。那天是「十一」，慶祝國慶放假一天。隊長們又號召大家加倍努力，通過強迫勞動改造思想。他們大聲疾呼：「力爭上游無止境！」雪下得更多，把大地埋在一望無垠的白色墓布下面。我真羨慕冬眠的動物，它它們免受嚴冬酷寒之苦，直到春天給它們帶來生的喜悅才醒來。對於當地的農民，這也是平和休閑的季節。整個冬天地上雪深數尺，他們有什麼農活兒可干呢？可是你不得不佩服那些精通「馬列主義辯證法」的同志們，他們認為這恰恰是處理那些在別的季節無法下手的工程的季節。

勞改營與世隔絕的場地是精心策劃的選擇，因為它讓犯人幾乎絕不可能逃跑。唯一的對外交通工具就是裝運我們來的那種原始的木船。早先來的犯人從湖邊鑿開一條狹窄水道，通向總場場部所在的中心地區。但是來往船隻越來越多，水道就難以應付了。如今大湖和小水道都凍得結結實實，這正是把小水道改建成一條運河的大好時機！

冰天雪地的工地上，一眼望不到頭的奴隸大軍沿水道排開，各隊分段包干，規定每天完成多少冰方。第一步，用冰鎬把水道裡的冰切成整齊的大冰磚。然後把冰磚抬到水道的兩邊，堆砌成兩條冰的長城。有一天，氣溫降到攝氏零下38。50度，總場領導決定這正是放衛星、「試與天公共比高」的好日子。等到該出工去放衛星的時候，我們這個班一半的人還沒下炕，都說是病了，包括身強力壯的班長。一個小夥子躺在炕上說：「這種鬼天氣去跟冰塊兒打交道，我還不如死在炕上。」那天值班的是李隊長，我們大家都說他是個菩薩心腸的復員軍人。他進來一眼就看出問題，臉朝著我說「巫寧坤，今天你代理班長，把已經起來的帶去出工。」我大吃一驚，向他求情：「我，李隊長？免了我吧！您知道我連冰鎬也不會使。」他說：「沒關係嘛。那邊幾個可以切冰塊，供你們幾個抬。去吧，今天放衛星嘛。」我便領著十來個裹在臃腫的冬衣裡的勞教分子，縮著脖子，深一腳淺一腳地在雪地裡踹到工地，去發揚「人定勝天」的豪情壯志。

到了工地，我注意到別的班出工的人也不多。我們幹活動作很快，因為實在太冷，偷懶就要挨凍。等看到送午飯的推車快到眼前，我就大聲嚷嚷：「夥計們，開飯啦！」伙房的老王喊道：「滾熱的玉米麵兒菜糰子，好東西！不限量，隨便吃！」他從棉罩子下面掏出一個遞給我。果真熱氣騰騰，可是我還沒吃完它已經冰涼了。大家天天鬧餓，可今天好像誰都沒胃口。我又嚷嚷：「大家需要增加熱量，夥計們！能吃就多吃幾個。這可不是天天有的好事兒。」可是誰也不想吃第二個，我也一樣。突然間我發現少了兩個抬冰磚的小夥子。我的老天爺，難道他們逃跑了？我趕忙跑到兩行冰牆之間的巷道，看見他們倆凍得縮在一起，彷彿已經凍成了冰人兒。我朝著他們嚷嚷：「你們想在這裡凍死嗎，笨蛋？有的是更好的死法。過來，快點兒，來吃午飯！不許再這麼幹，小兄弟！你們家裡人會怎樣。。。。。。」我哽咽得說不下去了。到頭來我們並沒放衛星，因為，俗話說「天有不測風雲」，我們去「共比高」的老天爺偏偏放出了一場突如其來的大雪暴，把我們連滾帶爬地轟回了監房。

水道裡的冰清完了以後，我們開始用鎬一點一點地挖去堅硬的凍土，逐漸加深加寬河床。這活兒極其艱苦，好者有廉價的奴隸勞動。四、五月間，春天來到北大荒，冰磚都融化了，流回河床。看吧，一條現成的運河！又一個例子，證明我們的歷史學家和政客們慣於誇耀的，那創造了世界第七奇蹟、萬里長城的「中國人民的勤勞和智慧」！我不禁想起一年多以前我被迫游長城的往事，那彷彿預示著我日後的遭遇。可惜我這短命的冰牆沒有萬里長城永恆的悲壯。

第二年冬天，我們的任務是收割封凍的湖上一望無際的蘆葦，運到一個計畫中的造紙廠的廠址。如同全國各地一樣，勞改農場也從大躍進的狂熱中產生了形形色色的、雄心勃勃的工程項目。北大荒要改造成一座有數十萬人口的現代化城市，有農場、養豬場、養雞場、製糖等輕工業工廠，學校，電影院，醫院，甚至一所「興凱湖大學」，而我們將是這個新興城市的第一批建設者和居民。農場領導緊跟黨中央文件和黨報社論，不斷宣講「共產主義的光輝前景」。在許多工程項目中有一座全國第二大的造紙廠，年產數十萬噸各種類型的紙張，為黨的宣傳事業作貢獻。我們每人配備一個簡陋的小雪撬，叫作爬犁，尾部橫裝一個長刀片。我們的鞋底裝上滑輪，我們肩頭套著一條粗索子拉著爬犁。一個中隊一百多架爬犁，浩浩蕩蕩，向幾里外凍湖中心灌木叢般的蘆葦前進，從遠處看來也許像一隊追尋冬季運動樂趣的休閒人士。把長刀片向前一推，蘆葦紛紛倒落在爬犁上，堆得整整齊齊。爬犁裝滿綁緊，我們就往回走，把寶貴的造紙原料送往未來的造紙廠。作為強迫勞動的一種形式，天氣好時幾乎是一種樂趣。可是，天氣預報往往並不可靠，我們有可能碰上突如其來的雪暴，在湖上迷失，離分場好幾里地。一旦迷失，你可能凍死，或者掉進一個沒凍上的冰窟窿淹死。

一個晴朗的早晨，我們的爬犁大隊像往常一樣向凍湖中心推進。但是，正當我們開始收割蘆葦，一場雪暴從不知哪兒刮起來，橫掃大湖。李隊長拚命吹哨子，嚷嚷：「收工回家！回家！」我從來行動遲緩，落在隊伍後面。雪暴刮得越來越猛，頂風前進成為艱苦的掙扎。我低下頭，我的眼鏡被刮走了。天哪！我趕緊追，又彎下身子，在冰雪上亂摸。眼鏡兒無影無蹤，再抬起頭來，一個人也看不見了。我驚慌失措，邊跑邊喊：「李隊長！你在哪兒？你在哪兒，李隊長？巫寧坤迷路啦！」我模模糊糊看到眼前有一汪發亮光的水，猛一下打住。我的天哪！再一失足，掉進冰窟窿，我就會葬身湖底的深淵了！我拚命大叫：「救命啊，李隊長！巫寧坤迷路了！救命啊！」又過了一會兒，我聽到他的聲音從遠處喊道：「巫寧坤！我們在這兒等你！順著我聲音的方向過來。不要驚慌！」過了幾分鐘，我就和大隊在一起了，讓李隊長放下了心。回到監房，他跟我說：「丟了眼鏡當然可惜，但總比丟了你的小命好。要是那樣，我很難向政府交代啊。你是自殺了，還是逃到另一個世界去了？我怎麼說呢？你可別再這麼干了。」我答應他下不為例。若是我淹死在湖裡，我會是白白犧牲的，因為大型造紙廠永遠停留在紙面上。

各種較輕鬆的雜活調劑了沈重的勞役。我們種過大豆。肥沃的黑色腐殖土的異香讓我又哼起當年牽動著億萬抗日軍民的心的《松花江上》，更加認同「漫山遍野的大豆高梁。」回想1937年冬，日軍逼近揚州，我高中還沒畢業，就含淚告別家人，一路唱著《松花江上》，隻身流浪他鄉。誰會料到呢，二十年後，日軍早已戰敗，中國大陸也已「解放」，我倒反而在自己的國土上淪為階下囚，萬里迢迢，拋妻別子，在大豆之鄉哼唱同一支令人心碎的歌曲。

夏天，沒別的活兒乾時，我們就被打發到幾里外樹林裡去砍伐小樹，陽光暖而不熱，空氣透明，野草野花漫山遍野，這樣來回走動也可算一樂也。我們整隊出發，每次回程卻各人按自己的步調單獨行動。單獨背著樹捆往回走的路上，我有難得的機會私下和自己對話，或是和不在場的怡揩和一丁對話，一面嚼著我在路上摘的榛子，或是在樹林裡找到的野生龍鬚菜。就這樣，儘管背上壓著沈重的份量，我倒希望路更遠一些。我也覺得好笑，當我想到身上背著一大捆「枝葉的偽裝」，看上去一定像《麥克白斯》裡從蓓乃姆森林來的「移動的樹林」的一部分，正在向被圍困在頓西嫰「紫禁城」裡的麥克白斯進逼。「我來到這裡了，你這血腥的暴君！」我大聲說，一面嘲笑自己的虛張聲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