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李一家又得到怡楷的同事丶姓秦的男打字員的關心。他和愛人帶著一個嬰幼兒住在教堂的門廳和鐘樓。當時政治氣氛比較寬鬆，市內有兩位"摘帽右派"，我教的班上也有少數男女生，偶爾來串門兒。有一次，黃昏時分，怡楷和我送一位客人出門，回家的路上碰見姓秦的抱著孩子站在教堂門口。他問我："那個男的是誰啊？"我說："中學老師。"他又問："哪個中學？"我說："十中。"最後，他直截了當地問："他叫什麼名字？"我說："朱老師。"他心裏有數地說："哦，老右派。他呆的時間不短啊。"朱老師當年是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教師，被打成右派後輾轉來到江城教中學英語。我恍然大悟，為什麼系領導對我們的私人來往瞭如指掌。不過，我們覺得秦某的積極性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他正在爭取入黨。
我們一家人的團圓是短暫的。1975年春天，一丁高中畢業，又得下鄉接受再教育。他被分配到當塗縣農村一個生產隊，當上"插隊知青"，與社員"同吃丶同住丶同勞動"。半年之後，又輪到一毛到皖南山區的涇縣西陽公社"插隊落戶"。怡楷放不下心，擠上送知青下放的大客車，希望親眼看看當地情況如何，不料被押車的幹部趕下來。她並不就此罷休。第二天一早，下定決心的母親開後門上了一輛開往涇縣的郵車。在關得嚴嚴的車廂裡，擠在郵包當中，一路顛簸了好幾個小時，她到達公社時已精疲力竭，得了急性腎盂腎炎。在公社衛生院接受緊急治療之後，她又搭一部過路的拖拉機前往十五里外一毛所在的生產隊。前一天，一毛擠在裝滿知青和行李的車上，被顛得一路嘔吐，媽媽到達時她還病懕厭厭地躺在床上。第二天一早，一毛下地幹活，媽媽抱病走到公社，搭長途汽車回蕪湖上班。三天來，母女二人在再教育的道路上又向前走了一大步。
我們本來想一丁丶一毛也許可以豁免，因為他們二人已經跟隨我們在農村接受了四年多再教育。他們一年多以前剛剛回城，可是我們眼睜睜看著他們又被下放了。我們束手無策，對他們會有什麼樣的前途也茫無所知。我們只能自我安慰說，全國千百萬青年人都面臨同樣的命運。兩個大孩子一走，家裡兩間小屋子突然間顯得空落落的。一村放學回家也不大開口，常常埋頭看《西遊記》或《三國演義》。我有空就重讀英國史家吉朋的名著《羅馬帝國衰亡史》，撫今追昔，有時不禁啞然失笑。怡楷難得有空，一有空就打開她喜愛的《師主篇》讀幾頁。
教育革命的一個新花樣叫做"開門辦學"。大學師生每學年要花好幾個月走出校門，去"和工農兵相結合"。第一學期，我和班上的二十名學員被派到市內光華玻璃廠"學工"。我的第一個任務是將一篇廠史翻譯成英文，作為今後的教材。然後，我每天花幾個小時坐在一臺生產熱水瓶膽的迴旋機器旁邊，從中挑出殘品。運氣不錯，我的收穫很大，要不然我可能會因"未完成任務"受到批評。
第二學期，我在繁昌縣郊外的一個倉庫兵軍營呆了好幾個星期，那裡有許許多多散佈在山區的軍用物資倉庫。我和學員一起"學軍"，不過由於年紀大被豁免軍訓。我們參觀了一座由一名"模範倉庫管理員"負責的倉庫。他響應"偉大領袖"關於"備戰丶備荒丶為人民"的號召，熟悉每一種物品所在的位置，必要時幾秒鐘之內可以在黑暗中找到某一件物品。我們參加會議，聽團長向全體官兵宣讀最新的軍法審判文件，進行軍紀軍法教育。邊疆某建設兵團團長和政委聯手強暴全部下放女知青，被處極刑的案件，讓人聽了毛骨悚然。各地下放女知青受到性傷害早已不是新聞，但是這兩個軍中敗類的罪惡行徑卻是我們接受再教育中新的丶難忘的一課。
後來，我又有機會帶一個畢業班學員到涇縣一所公社的高級中學進行教學實習。一到公社，我們受到分管文教的副書記熱烈歡迎，原來他是安師大政治教育系畢業生。邱書記身材高大，性情開朗，馬上表示要盡快抽空下去看望母校來的老教師，我真有點"受寵若驚"。學校的校舍是一座破敗的寺廟，周圍是種著茶樹的梯田。一塊"大雄寶殿"的匾俯視一個空蕩蕩的大堂，原先住在這裡的菩薩丶羅漢被"掃四舊"的鐵掃帚掃地出門，如同基督教的上帝的命運一樣。
邱書記"一諾千金"，果真在下一個星期六就光臨了。全公社唯一的高級中學的中年校長兼黨支部書記照例為年輕的頂頭上司舉行家宴，我也有幸應邀參加，因為校長把上級的臨幸歸功於我。邱書記聽說我有肝病不能陪他喝白乾，他哈哈大笑，一口乾了一杯，接著說："我最近肝炎剛好，醫生也跟我那麼說。我做的恰恰相反。跟醫生對著幹，巫老師！"全桌的人都笑了。其他客人包括副校長丶大隊書記和副書記。酒足飯飽之後，好客的校長問他的貴賓；"明兒個是想爬山還是想釣魚？"年輕的書記回答："跟你說實在的，我的手痒，早就想打麻將。可是，現在哪兒找得到一副他媽的四舊呢？"書記十分清楚，早在紅衛兵破四舊之前，麻將就已經被宣布為腐朽的地主和資本家們邪惡的玩意，麻將牌一律被沒收或者當眾焚燬。沒料到，大隊書記卻有出乎意料的好消息。"太巧啦！在破四舊運動中，我從兩個老地主家沒收了兩副麻將。它們一直被扔在大隊部樓上。我們肯定可以從兩副牌當中揀一揀，湊湊足一整副。"邱書記大樂。
第二天早餐後，邱書記約我一道溜韃到大隊部，那是一座老地主的房子，兩層樓的木結構，頂板高，柱子粗，在這個地區常見到的。大隊書記領著我們上了空蕩蕩的二樓。我跟在兩位書記後面，來到地板上堆著麻將的角落。我們三人一起圍著一堆四舊蹲下，分別按花色搭配。沒花多少時間我們就湊足了一副一百三十六張的麻將牌。大隊書記把牌放在一個布口袋裡，提在手裡，陪同我們回到校長家。邱書記急不可耐地要上陣。方桌拉出來，四張椅子擺好，我們四個人，三位書記丶一個牛鬼，就打起麻將來，一圈接一圈，直到校長愛人做的午飯上桌。我有二丶三十年沒打過，牌藝荒疏，一牌也沒胡。幸而好，我們沒賭錢。酒足飯飽之後，我們又回到牌桌，一直打到另一家準備的晚餐上桌。年輕的書記在牌桌上大顯身手，興高采烈，在飯桌上繼續跟他的醫生"對著干"，一杯接一杯和另外兩位書記乾杯。晚餐後，他還想再上牌桌，無奈他連路也走不直了，只得作罷。一天下來，我有個感覺，文化大革命快鬧完了。正如"偉大導師"所愛說的："事物走到極端就會向相反的方向發展。"
三
總的說來，我們搬遷到蕪湖標誌著我們的生活開始往好處走。固然，一丁和一毛被迫離開我們，歸計遙遙無期。怡楷又得在我們新家裡過第一個春節的前夕離家，奔赴天津探視患晚期肺癌垂危的大姐。我在政治上受歧視仍然是嚴酷的現實，不過我已經毋須接受批鬥了。房管科甚至在我們每一家兩間屋子的後面蓋了一個簡陋的廚房，有自來水龍頭和洗滌槽，煤球爐子也有處放了。我們幾乎感到心滿意足，但是我們知足常樂的生活很快又受到政治舞台上風雲變幻的威脅。
階級鬥爭的弦一繃緊，怡楷的日子也更難過。偏巧這時候一村患小腸疝氣，急需住院手術。1975年冬，一村剛十二歲，住院必須有家長陪伴護理。我要上課，這個任務又落在怡楷身上。她去向那位"小左"式的女副系主任請假，被她訓了一頓："打字室工作這麼忙，你怎麼偏偏在這時候請假？偏偏在這時候給孩子動手術？等放寒假再說吧。"怡楷說孩子的病情嚴重，醫生說要馬上手術，她也無可奈何，等孩子出院後她來加班加點。還是那位女副書記出來解圍，讓怡楷盡快送孩子住院。第一醫院設在一座天主教女修道院的舊址。一村住的是一間修女住的小屋子，三張病床之間是窄窄的"一人巷"。怡楷只能和衣躺在病房門口的長凳上過夜，自然睡不好。一天早晨，她實在太困，就擠在一村身旁睡下了。不料隔壁床上的癌症老人斷氣了，醫院工人來要進"一人巷"收屍，怡楷半個身子懸在那裡擋路，被推了半天才醒。她迷迷糊糊睜開眼，看見一個中年男子一面咬著燒餅油條，一面咕噥："怎麼睡得這麼死！"一村說："媽媽，你再不醒，他們也許會把你抬走的！"
1976年春，在以毛澤東的妻子江青為首的"四人幫"猛攻下，鄧小平第三次下臺。全國又掀起了一場新的政治運動，批判鄧小平和"右傾翻案風"。在安徽省會，首當其衝的是楊效椿和他的同僚。在安徽大學，張校長和五個系新復職的黨總支書記被控"進行資本主義復辟"。九月，新學年開始，掌握省革命委員會大權的軍方領導人派出一個新工宣隊，進駐安師大，領導運動。這個新工宣隊，由模範煤礦工人組成，號稱"十面紅旗"。不料運動大張旗鼓開始後不久就被迫暫停，因為全國上下都忙於為毛澤東辦喪事了。
九月的一個下午，我又在我們的小隔間裡自得其樂，讀幾頁《羅馬帝國衰亡史》。古羅馬帝國和當代中國往往有驚人的相似之處。那個下午，我重讀吉朋筆下的東羅馬帝國朱士提年大帝和西奧多拉皇后的故事，妙筆生花，嘆為觀止。朱某靠陰謀詭計脅迫伯父乖乖地讓出皇位，碰上一個淪落風塵的倡優卻乖乖地束手就擒。西女登上大位之後，當政二十二年，為所欲為，朝庭內外聞風喪膽。我不禁暗自驚嘆："紅都女皇何其相似乃爾！"正在這會兒，廣播大喇叭播送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通告：當天下午四時整將發布重要新聞。這條通告每隔幾分鐘就用低沉的聲音重播一遍，背景有哀樂。我心裏想："這可新鮮。哦，哦，老頭子翹辮子了。準是那麼回事兒。"四點整，毛的死訊成為世界新聞。那天是1976年9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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