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 「你瞧！你在那時候就已經和頭號戰犯掛上鉤了。還有哪些頭目？」
「陳誠是副團長。」
「你瞧！又是個大戰犯！還有呢？ 」
我又說出一些國民黨軍政領導人的名字。
「個個都是戰犯，」另一人插話。「你和他們志同道合啊！還有誰？」
「周恩來。」
「你胡說！」他跳了起來。「你公然污蔑我們敬愛的周總理。現在你是現行反革命！」
全場大嘩。
「對不起，」喧嘩過後我平靜地說。「周總理當時擔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主任。他每隔一週來講一次國際形勢。他身穿軍服，挂的是中將領章。當時是國共合作抗日時期 。」
「你住嘴！」主持會議的黨員打斷了我的話。「沒人要你講這些廢話。你放老實點兒。這不是你講課的地方。你在這兒是要坦白交代你的罪行，越快越好。下午來必須端正態度，交代問題。走吧！」
我走回家去。路很近，但走著覺得很遠。心裏想的祗是，妻子懷孕，老母有糖尿病，她們受得了嗎？推開家門，我有氣無力地在椅子上坐下，啞口無言。
「怎麼啦？」怡楷和母親同時緊張地問道。
「沒甚麼。又搞到我頭上了。」我嗄啞地咕噥道。
「給他倒杯茶，怡楷。」母親的聲音發抖。
怡楷還沒來得及走，四個不速之客，三男一女，破門而入。他們聲勢洶洶，自稱是公安人員，還亮出一張「搜查證」。男的我沒見過，女的是中文系助教。兩個男的教我站起來，上上下下搜身。女的先給怡楷搜身，又搜了我母親。我感到莫名其妙，滿腔怒火。他們隨即搜查起我的家，翻箱倒櫃，東西扔得滿地。後來一個男的問我：「你有手槍和別的武器嗎？」「沒有，甚麼也沒有，祗有一枝筆，」我脫口而出答道，腦子裡突然冒出拿破崙說的筆比劍厲害的話。
另一個男的又追問：「你的發報機在哪兒？藏在哪兒？」嘿，這不可能是真的，我心裏想，難道他們居然懷疑我是暗藏的特務？「我連收音機也沒有，買不起，很抱歉。」他們沒找到任何特務活動的物證，顯然感到失望，臨走就把我的信件丶地址本丶筆記本丶文稿等等帶走了。不速之客走後，我先看看滿地狼藉的衣物，再抬頭看看怡楷。「要是他們把所有東西都抄走就更好了，」我說，「免得你收拾了。他們想抄家儘管來，可是他們有甚麼權利對你和母親搜身？簡直荒謬絕倫！」
「你說的是甚麼權利？你真是書生氣十足，教授先生。你不是生活在美國，而是在共產黨的中國。」怡楷笑著說，把手伸了過來。「但願你不會有太大的麻煩 」
我知道她的心情一定很沈重，特別因為幾個月後她就要生我倆的頭一個孩子了。我怎能教她安心呢，眼下我都不能保護她不受粗暴公安人員的侮辱？我為甚麼那麼不識時務，說話沒遮攔呢？除了侮辱與傷害，我得到了甚麼？我不懂謹小慎微，悔之晚矣。我也感到害怕。這時我突然想起我十分讚賞的林肯總統的名言：「該抗議的時候卻保持沉默，這種罪過使人成為懦夫。」怡楷打斷了我的思緒，讓我吃點兒東西，而我一點兒胃口也沒有。我該去開會接受審問丶批鬥了。
在去會議室的路上，遇見歷史系的謝教授。他是個五十來歲，胖呼呼的小老頭子，平日見人笑咪咪的，人稱「歡喜佛」。我衝他淡淡地一笑，他卻扭過頭去，加快了步子。我走進會場時，包圍圈快坐滿了。我坐到圈子中央，主持會議的黨員立即宣布開會。
「巫寧坤在上午會議上的表現是極其惡劣的，」他聲色俱厲地說。「他毫無悔過的表示，他沒有坦白交代歷史的和現行的反革命罪行，反而向認真幫助他反省的革命同志猖狂反撲。我警告你，巫寧坤，你已經陷入革命群眾的重圍，看看你在會場的位置就明白了。你唯一的出路是向人民投降。我們黨和政府對待犯罪份子的政策一貫是‘坦白從寬，抗拒從嚴，何去何從，這個問題必須由巫寧坤本人決定，不要坐失時機。現在，請革命同志們繼續揭發批判巫寧坤的反革命罪行。」
第一個舉手發言的是謝教授。他怒氣沖沖，臉紅脖子粗，一點也不像歡喜佛，倒像橫眉怒目的金剛。「巫寧坤，你今天上午的表現是極其惡劣的，令人無法容忍。你沒有老老實實坦白交代你的罪行，反而膽敢取笑革命同志。這是猖狂的抗拒運動，進一步向黨進攻。我告訴你，你是這次運動的頭號靶子，南開的頭號反革命分子。你那些眾所周知的罪行，你反對社會主義新中國的反革命言論，足以給你定罪。我們偉大的黨，為了挽救每一個犯了錯誤的知識份子，現在給你最後一個悔罪自新的機會。剛才我看見你晃晃悠悠從家裡走過來，沒有一絲一毫悔罪的神情。而且，你竟然還滿面笑容，」說到這裡他提高了嗓門兒，「你還有羞恥心沒有？我問你，你剛才在路上為什麼對我笑？可能你希望我同情你？也許你要我在這兒保持沉默？沒門兒！你和我一起喝過茶，談論過歷史問題。但那是在我認識你的真面目以前。現在我和你劃清界限，我也要求所有革命同志都這樣做。」
主持會議的黨員表揚了謝教授的發言，其他「革命同志」相繼傚尤，有大聲謾罵的，有聲色俱厲警告的，集中抨擊我態度惡劣。我腦子裡突然冒出莎士比亞的名句：「這是篇荒唐的故事，是白痴講的，充滿了喧囂和狂亂，沒有一點兒意義。」下午散會以前，主席宣布：「巫寧坤對運動和革命群眾抱敵對態度，明天上午要交一份書面檢討。巫寧坤不得和校內外任何人聯繫，不得在家中接待任何人，不得私自離開校園。違反上述規定罪上加罪。你聽著，巫寧坤，黨的政策是，‘坦白從寬，抗拒從嚴。何去何從，由你自己選擇，不過時間是有限的。」
吵吵鬧鬧的大會一連開了幾天。每天翻來覆去告誡我要盡快「坦白」丶「投降」，要不然「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拳」就不客氣了，我的前途和家庭都會泡湯。我看出這全是心理戰（雖然心理學已被宣判為資產階級偽科學），可是我的凡軀肉體畢竟是軟弱的。我但願我有甚麼罪可坦白，不用再聽這些讓人心煩意亂的叫囂和威脅。我絞盡腦汁想發掘甚麼我無意中犯下的罪，或者我對自己也隱瞞的罪。但我一無所得，我的腦袋卻日夜疼痛。
一天早晨，我正要從家裡出門去參加批鬥會，忽然聽見門外人聲嘈雜。我打開門，看到幾個身穿公安制服的人穿過聚集在小路上的人群，進入斜對面一位俄語講師家中。逮捕人嗎？我納悶兒。這不是我探閑事的時候，我就去開會了。一到我每天受折磨的現場，我發現那些批鬥我的人都在興奮地交談，顯然出了甚麼事兒。不久我就聽出果然出事兒了。原來當天清早有人在圖書館前的小池塘裡發現英語老教授顏先生的屍體。運動開始後他也受到審查，但他拒不回答問題。他留下了一大家老小。主持會議的黨員一到，就宣布當天會議由革命同志進行討論，讓我回家寫交代。
我回到家，看見老母一臉驚恐的神情。她先說怡楷給運動辦公室叫去了。接著她小聲說，對門俄語講師的太太和一個在她家寄宿的男人，雙雙上吊死了。「為什麼？」我問。她小聲說：「我不知道，我也不打聽。人家說，跟運動有關係。啊呀，我嚇死了。你怎樣？」我怎麼說呢？老人家一輩子受苦受難，我能給她甚麼安慰呢？我祗好假裝不在乎。「他們在審查我的歷史。這是意料之中的事。沒什麼大不了的。」母親顯然並不放心，說道：「我當然希望如此，可是別人家並沒被搜查。」我還來不及回答，怡楷就回來了。
「你剛走，肅反辦公室就來人叫我，」我年青的妻子平靜地說。「一名女黨員對我說，你在會議上表現很壞，會議的目的是幫助你的。你到現在還沒交代任何問題，而他們的耐性是有限度的。她又說，為了你，也為了我自己，希望我幫助你端正態度。接著她換了個話題。她說，南開有少數人自殺了。他們抗拒運動，自絕於人民。黨和人民絕對不會被他們的罪惡行徑嚇住，但是應當防止不必要的死亡。他們相信你會比這些敗類聰明一些。他們也希望我注意你的動靜，以防萬一。沒等她把話說完，我就請她放心，我說：寧坤很愚蠢，他給自己和全家帶來這麼多麻煩，但是我相信他還不會愚蠢到毀滅自己的生命。他祗有坦白交代，如果他果真做過甚麼壞事。他不需要我幫助，因為你們給他的幫助已經超過他的需要了。」她微微一笑。
「真有你的，怡楷姑娘！你從最初的衝擊恢復了，比你男人還 強哩。」 「我看得出來幾個人的自殺讓他們大傷腦筋，這不利於黨作為仁慈的大救星的形象啊。教授先生，你不會幹出這種事兒來吧 ？」 「但願永生的天主沒有訂出嚴禁自殺的戒律！」我背出了哈姆雷特著名的獨白的一行，那些獨白是我們在一起百讀不厭的。她又一笑，這次眼裡含著淚水。
自殺事件過後，運動馬上降溫。大喊大叫的大會不開了。我奉命回家再寫一份自傳，詳細交代反革命社會關係，本人反革命言論丶思想丶行動。審訊改為在晚間以小組會形式進行，由文科積極份子主持，為首的就是那名歷史系講師。他們不再叫喊，但堅持不懈，見縫就鑽。一天晚上，對我剛回國後在燕京大學的生活細節盤問之後，那位講師突然問道：
「你和燕京西語系學生中的反革命集團是甚麼關係 ？」
「我不知道你在講甚麼。」 「我們掌握大量你在反革命集團中活動的材料。有一些是你的反動高足寫的。我不妨告訴你，他們全被我們抓起來了，包括你搞到南開來的李天生。我們祗不過是要給你一個主動坦白交代丶爭取寬大處理的機會。現在你願意交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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