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如何墮入暗夜——反胡風二三事（組圖）

賈植芳先生

上世紀五十年代初，賈植芳先生在上海震旦大學教書，後來做了復旦大學校長的陳望道先生曾經這樣評論他："賈植芳這樣的性格是不能當幹部的，他上午當了，下午就得下來，還得挨批。"先生說，"後來果然被應驗了，所以我一直銘記心中。"那麼先生是什麼"性格"呢？他"性格"的核心又是什麼呢？我同先生相識相交時，先生已"從鬼變成了人"，我則從大西北回到了大上海，在之後二十多年的交往中，聽他講了許多故事，其中給我印象很深的是，"幹部"這個詞從賈老嘴裡說出來，自有特別的指向，他對那些官場中人有種天然的距離感，而對遭受各種迫害的小人物卻有種天然的親切感，同時反覆提及的兩個字就是人性。人性，是他衡量人事最看重的尺度。

這是為什麼？聽的故事多了，慢慢悟出了點道理。

（一）

先說一個人物：郭沫若。

賈植芳上世紀三十年代在日本讀書時有個同學叫李春潮，他在東京結社寫詩，同郭相熟，一次，李的父親寄來了七十塊大洋，他在酒店請客，有郭有賈，兩人就算認識了。1954年賈植芳赴京省親，李說郭邀你某日去家裡喝茶，賈說，郭如今已是政務院副總理，我去未免覺得唐突。李卻說，都是留日同學，沒關係的。到約定那天，恰逢下雨，賈雇了輛三輪車拉到缸瓦市某胡同五號，朱漆大門，有警衛把守。賈被引進寬敞的客廳，只見正面案几上放著一座很大的毛主席塑像，這在當時還極為罕見。郭一見賈，熱情有加，說：還記得我們在新人鄉酒館吃飯的事嗎？那時他住在千葉，經濟很是窘迫，僅靠一點翻譯稿酬維持，衣服又窄又舊，為了與朋友聚會，他冒雨從千葉趕來，也可以說是情深誼長了。那天，郭還深有感觸地對賈說，有低頭的一天，才會有抬頭的一天。像是在對過去那段歷史做總結，也像是在向友人傳道授業。席間，天南地北、創作翻譯，無所顧忌，暢談甚歡。臨別，郭一直送到大門口，頻頻揮手間還一再對賈表示："我下回到上海一定去看你。"

還有下回嗎？歷史回答說：沒有了！

晚年郭沫若

轉眼就到了難忘的1955年，胡風和他的分子們一個個倒下，在這場古今少見的冤案中，一馬當先的首推郭沫若，他連續發表高調批判文章且不說，在批判大會上第一個冠以"反革命集團"稱號的正是此公，第一個提出對胡風"必須鎮壓"的也是此公。後來的表現如今許多人都已經比較清楚了，比如文革剛剛開始就表示要燒光自己的全部作品啦，兩個兒子遭難，做父親的為了"革命利益"不問不聞以至一命嗚呼啦......這中間還有個故事：據說文革前夕，毛曾對郭說想問他借樣東西。郭說，凡我有的，主席要，都應該獻給主席。毛說：借個腦袋。郭一聽，啪地一聲就跪到了偉人腳下。當然這或許只是小民編的"世說新語"，不過倒也可一窺民心所向。至於他那寫李白杜甫的獻媚大作，為歌頌"百花齊放"而精心製作的百首詠花詩，偉人手書《長征》中多寫了一個"鐵"字卻說硬此處重複非常必要，還有反秦（始皇）又頌秦的那幕大戲，以及他不斷東倒西歪、賣身投靠的種種惡行和讓人起雞皮疙瘩的肉麻吹捧，更早已被眾人嗤之以鼻了。賈先生講了好多郭的故事，言語間他非常欽佩郭的學問包括他的智慧和超強的記憶力，但是，作為一個知識份子，先生看不起郭，他說，還是魯迅的評價公道：才子加流氓。

（二）

要說人性如何墮入暗夜，以上講的可能還不夠典型。那就說說第二位：賈植芳先生親哥哥的夫人、李大釗的女兒李星華。

李大釗犧牲後，胡適為之修墳，周作人收養了他的後代，女兒李星華後來嫁給了賈芝，賈芝去了延安後，受哥哥之托，如何把她以及她的兒子和弟弟從北京秘密送到延安，成為這個做小叔的一件大事。賈植芳說，雖然周作人做了"人保"，但至少還有兩個問題非常麻煩，一個是錢，沒有相當數量的大洋，這件事難辦；另一個更難辦的是找關係，沒有可靠的人托付，安全就難以保證。我想，先生在這裡有意淡化了自己在做這件事情過程中極大的危險。可是他辦妥了，他找了人找了車，臨走，從西安去延安時，還把自己所有的150塊大洋全給了這位嫂子。李星華告別周作人時，周說，延安我只認識一個人，毛潤之，代問個好吧。直到今天也沒人知道究竟帶到這個問候沒有。先生說，大概沒有。因為她剛到延安，那裡就開始批判丁玲王實味，同時聲討周作人，濃烈的火藥味讓這個年輕女孩經受了巨大的刺激，哪裡有膽量再去晉見毛主席！

歷史翻過一頁。

1955年的胡風罪案頃刻間毀了賈植芳安定沒幾年的家（他1948年剛走出國民黨監獄），胡風反革命集團第一批材料公布的第三天，即五月十五日，他便鋃鐺入獄，妻子任敏不久也被掃地出門（當時，毛主席的好學生柯慶施提出口號，要創設"五無城市"，即把地富反壞右統統趕出上海），"下放"到青海化隆回族自治縣的一個山村當了小學教員，可沒多久又以為反革命丈夫"翻案"的罪名把她投入大牢，在遭受三年多物質上巨大的艱難和精神上巨大的困頓之後，正是青海因飢餓而大批死人的時候，她被告知"自謀出路"而放出了監獄，但規定兩條：一，隨叫隨到；二，不准回上海。

李大釗的女兒李星華

一個從偏遠大山裡走來的這位四十來歲的女子，往何處去？丈夫還不知在哪裡，更不知是死是活，茫茫人海，她想到了只有一個去處：早已在京城做幹部的賈植芳的哥哥和嫂嫂。可是，當她跋涉千里找上門時，卻被那位已經徹底革命化的嫂子好一頓訓：你們反對毛主席，是反革命，還有臉到這裡來。李星華態度堅決，不能收留！賈芝總算表示先安頓下來再說。於是任敏就在賈府做佣人一般每日裡默默地洗衣拖地，女主人還規定不能接近她的孩子，以免給他們壞影響......

這個情況很快被一位叫李豐年的"麻袋鋪老闆"得知。他立馬衝進賈府，一把抓住任敏的手就往外走：讓你受這個罪，憑什麼？那態度不容你商量猶豫。這個老李是何許人？閒聊中我常聽先生說到這個名字，充滿了尊敬充滿了感激。原來，老李同先生是一個村的人，先生稱呼他"伯伯"，他家境貧窮，小時候常提著個籃子賣五香豆，後來跟著村裡人到北京學生意，他聰明伶俐又勤奮好學，很快就自己當上了老闆，到三十年代，賈芝兄弟倆由在外經商的伯父出資到北京讀書時，就是由這老闆經管一切費用的，兩人逢年過節不回老家，就到這麻袋店來"混"飯，一二•九運動那時節，賈植芳被捕的消息還是李老闆告訴了他伯父，並且捅路子出錢，才把他救了出來，從此流亡兼讀書東渡扶桑。怎麼能料到，將近三十年後，又是這個李老闆把任敏送到了丈夫的老家山西襄汾侯村呢？（講到這裡，先生加了一句：這個老闆有人性！）就在那個遙遠偏僻的小山村裡，她種地養羊織布，度過了漫長的十八年，直到丈夫徹底平反，這對"牛鬼織女"（賈植芳語）才又相逢團聚。

歷史再翻過一頁。1986年，少小離家的兄弟倆回到老家，找到了任敏當年住的屋子，那是在牲口棚裡隔出來的一間，潮濕而陰冷，難擋風雨難避寒暑，哥倆的眼圈有點紅了。後來，賈芝在京城一家著名酒店宴請弟弟兩口，任敏不去，丈夫一再規勸才勉強同意，可她只是端坐著，沒說一句話，沒動一下筷子。

當然，儘管兄弟倆的人生軌跡並不一致，但畢竟是一母所生的親兄弟，他們有時走鍀比較近，有時則相隔比較遠。五十年代初期，從延安回北京的賈芝就在文學研究所任職，他對日益升溫的批判胡風的運動自然特別關注。1954年，弟弟赴京省親，做哥哥的很想利用這個機會同他談談，可他瞭解弟弟的倔脾性，怕自己的勸說未必會有什麼效果，一天中午，約請來了文研所的頭兒何其芳等，一進門，何就熱情地同賈植芳握手，說："老弟，我們正要找你好好談談呢。" 賈植芳常說自己不是學問中人，而是社會中人，他一聽這話立即警覺起來。接著，何就說了胡風的四個錯誤，"你是胡風的朋友，應該幫幫他。"沒想到賈植芳從如何認識胡風講到胡風怎樣同國民黨政府鬥爭，最後明確表示，你所說的四條，我一條也看不出來。這裡有個細節值得注意，就是他哥哥一看情況不妙就悄悄地走了出去。多少年後，先生說，我知道失去了一次可能改變自己人生道路的機會，為此，我將付出悲慘的代價。

正是這樣。不到一年，賈植芳被投進了大牢。他哥哥知道後就給上海有關部門寫信，表示他弟弟的生活以後由他照顧，並且陸續寄來了一些營養食品，還有《紅岩》等書籍。在暴風雨降臨的時候，他沒有避之唯恐不及，更沒有落井下石，而是一次次施以援手，這是他們弟兄關係得以持續的根本緣由。一直到晚年，哥哥還給弟弟送來一件高級紅色外套。先生始終沒穿，他半開玩笑地說，一輩子說我披著紅色外衣干反革命勾當，不能穿的。可他帽子卻一直戴著，有時忘了，就會笑著說，我的帽子呢？帽子戴慣了，不能丟。這裡還有一件事情可以說說，也可見出兄弟倆之不同。那是嫂子去世，先生陪他哥哥去料理後事，車到八寶山，坐在副駕駛位子上的後勤部門負責人轉過頭來，問：骨灰盒，買多少錢的？答：選最好的吧。少頃，回來報告說：上面有規定，司局級的只能買78元的，部級以上才能買200的。賈植芳覺得有點滑稽，不禁脫口說道：我死了，買個三塊錢的就行。他哥瞟了弟弟一眼，說，這個時候了，還開玩笑。

（三）

接下來，自然不能不說到朋友。先生說過的一句話特別讓我刻骨銘心："不出賣朋友，難道還需要費心去選擇嗎？"他這裡說的朋友是專指胡風，可這也是他做人的底線。1947年在國民黨監獄裡，1955年在共產黨監獄裡，都有人勸他揭發胡風，先生的態度是："我永遠不會把靈魂出賣給魔鬼。"正因為如此，他也就特別看不起那些"奴在心者"的小人，他說，他們的官做得再大，我看不起他們。

劉白羽

遺憾的是這樣的小人如今還真不少。我以前在文章裡記述過一些，都是先生一次次講的，有名的如舒蕪以交出私人信件賣身（不過他躲過初一沒躲過十五）；劉白羽前腳還在同胡風碰杯，後腳就領著便衣捉拿胡風；又比如，大學某教授，昨日有難求人幫忙得免自尋之悲劇，今日投靠成功卻一闊臉就變，與恩人怒目相向；還有的，到家裡來像個朋友，"抽我的煙喝我的酒，背地裏記我的賬，說賈植芳陰魂不散，甚至連我的學生也不放過"......這麼多故事聽下來，我也慢慢悟出了點道道，凡是做了官的或因各種原因而春風得意的，往往就有可能自覺地或者不知不覺地讓功利（需要特別點明的是，這"功利"二字挂的是堂而皇之的牌子，叫做"國家利益"或者"革命名義"或者"黨的原則"等等，偉人把它叫做"革命的功利主義"）壓倒了性情。常說某人是性情中人，那此人多般重感情重信義，如果知識份子踏入官場，他要堅守中國傳統文人的品格操守，那一定倍受煎熬，否則只有同流合污，小而失人格大而失人性。這些道理我說不出來，是先生說的。

上世紀八十年代，"組織"提出讓王元化做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長。王也曾是"分子"，他找到賈植芳。賈聽完他的話，慢悠悠地說：依我看，人家要是定了你，你不當也得當。不過，依我之見，你這部長怕當不長。真可謂高瞻遠矚，真可謂真知灼見！一年多，元化先生體面地下來了。這一年多，他腦子裡的"原則"和"性情 "肯定打了不知多少回架，最後，他的"學者"角色勝利了，他的下臺成就了一位大師級的人物，他根本無須有絲毫內疚，我們肯定他的這一明智選擇，並非是因之使他在學術界留名青史，而是他為護衛人類良知和正義添加了亮麗的一筆。在此，我想套用我曾讚美賈老的一句話：部長很多，王元化只有一個！

陳沂

於是不由想起另一位"宣傳部長"陳沂。陳將軍在1957那場"陽謀"中有幸也做了回"分子"。後來在上海主管意識形態時，文藝界的人都跟他比較親，黃宗英他們都叫他"陳大哥"，認為他受過冤屈挨過整，對大家一定更容易理解容易接近。沒想到，這位部長根本不顧什麼友情親情，革命利益高於一切，用當時有位作家的話說，他是"生命誠可貴，同志價更高，若為政治故，兩者皆可拋。"趙丹有篇文章叫《管得太多，文藝沒希望》，部長看了，大為不滿："放屁！"傳到阿丹那裡，又緊張又氣憤，後來有幾部影片也不讓他出演主角，以至從此一病不起。1984年開全國文代會，陳沂是市委的頭兒，安排他住的房子比上海代表團團長茹志鵑、副團長王元化都高級，可沒人搭理他，吃過晚飯沒地方去，只有到隔壁賈植芳那裡閑坐。賈說，他又不抽煙，我們只是四目相對。陳或許是有點受不了這種冷落了，便問賈：我在上海工作多年了，文藝界文化界的人都是很熟的，可現在大家不理我，我不知道這是為啥？賈不好回答，便說，小組開會時，問問大家吧。於是引出了黃宗英的一席話，大意是這樣的：為什麼大家冷淡你？你只要好好想想，這些年，你用棍子打了多少人？其中多少是上頭叫你打的？多少是你自己打的？多少是你讓下麵人打的？這麼一想，應該就明白了。先生說，其實，最要命的是他始終認為自己沒錯。

（四）

寫到這裡，有一個問題出來了：親人、朋友、同事、師生，怎麼轉眼之間會"老母雞變鴨"了呢？秘密恐怕就在一次次政治學習和政治運動讓所有的人都逐漸明白了一個道理：革命高於一切！人們不斷地覺悟到：昔日之同志（親人、朋友等）可能就是今日之敵人，而且可能是最危險的敵人！為了革命，應該揭發批判乃至打倒那些敵人，溫良恭儉讓是決不容許的，除非你準備把自己也搭進去。看看老大哥那邊的情況就洞若觀火了：十月革命之初，托洛茨基堅決支持列寧，狂熱鼓吹暴力鼓吹繼續革命和不斷革命，整肅屠殺了多少無辜；1924年，斯大林聯合季諾維也夫大反托洛茨基，成功接班；1938年，斯大林回過頭來殺了季諾維也夫，同時把所有他認為的異己送進了地獄。什麼罪名？蘇維埃不共戴天的敵人！"同志就是敵人"：無產階級革命征程中充滿了多少這種血腥的歷史真實！這個現在看來非常平常的革命真理，托洛茨基是直到他被驅逐出祖國時才明白的，當然還有更不清醒的，直到腦袋掉了還在山呼萬歲：變了味的革命把多少人變成了痴呆或准痴呆和半痴呆！

問題或許還應該看到另一面：一個人，一旦做了官，他的"心"就冷了，這難道完全是"洗腦"的結果嗎？這裡恐怕還有個利益問題：跟我走，"你有我有啥都有 "。你吃革命的飯，身後是檔案、戶口，過去還有糧票布票等等，不要說你根本不可能"解甲歸田"，你和你全家（甚至親戚朋友）的身價性命都不在自己手裡，你有本事去學五柳先生不折腰？而人身依附發展為人格依附幾乎是一種必然。我想，除了那些已經喝足了狼奶而異化為非人，文人本色全無，文人味道盡失，人性早已墮入暗夜的以外（他們做的有的甚至比他們的主子還要狠毒），無論如何，文人總還有文人的特色，只要人性未泯，還不致於做出太傷天害理的事，許多做了官的文人說些無情的話做些無義的事，或許也是因為"身在江湖"，"不得已而為之"。但是現在要問的是：是什麼魔力讓那麼多人違心？他們用"無奈"二字就可以把一切洗刷得干乾淨淨了嗎？只是半個多世紀，怎麼就把那麼多文人的"根"弄沒了？甚至讓整個民族患上了"臣妾心理綜合症"？而賈植芳四進四出監獄，為什麼他就能不認罪不揭發不檢討？

我不禁又有點糊塗起來了。我只記得先生反反覆覆說的一句話是，看一個人，主要看他有沒有人性。當先生講到那些沒有人性的傢伙時，甚至說出這樣的狠話：他們死了，我連花圈也不送！回到本文開頭，先生何以對遭受各種迫害的小人物有特別的親切感？這或許是他人生經歷的歷史總結，因為他們身上洋溢著感人的天性和人性，他們較少名利負擔，他們真誠而不做作，他們義不受辱，他們嚮往獨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他們決不心甘情願做什麼工具或喉舌，他們即使被打翻在地，精神境界也非那些打手可比，用先生的話說：我就是倒在地上，也比他們站著高......人啊，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