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究竟死了多少人，歷來說法不一，比較有代表性的有如下一些說法：吾爾開西說，"廣場死亡數以千計，北京，我想數以萬計，我這是比較保守的估計。"香港《爭鳴》雜誌報導，"市民和學生死亡10440人，受傷28790人。六四凌晨一時到七時，在天安門廣場丶東西長安街和前門，死亡人數8720多人。"被判刑10年的肖斌認為，"6月4日，廣場死二萬人。"中共一方提出的資料形同兒戲，不能算數。中共國務院發言人袁木 6月6日說："軍隊傷5000多人。群眾傷2000多人。軍隊和群眾死約300人。學生死23人。"中共中央和國務院6月7日說："死了十名解放軍，發生了一些傷亡，但多數是解放軍和武警戰士。"六四已經19年了，19年來，人們年年祭奠六四死難的烈士，年年要求當局平反六四。可是年復一年，當年出生的孩子都已經到了那些死難者的年齡了，中共首腦也換了一批又一批，可是無論哪一批中共官員，都沒有對六四屠殺提出異議，也沒有為六四平反的意願，從來沒有人對六四難屬進行撫恤。
蔡元培說："評判一個國家丶政府好不好，就要看它是否把人當作目的。凡信奉基本人權，宏揚人性的政府，即使有錯誤，也可以挽救；而凡是無視人權，挑動人的仇恨，殘害人的精神活力的政府，即使它做了一兩件留名歷史的大事，也仍然是壞政府。"（見《中國之春》第87期）以蔡元培的觀點看，中共政權顯然是一個壞政府，由於他一件好事也沒作過，所以是一個壞到不能再壞的政府。現在，是人們認真總結六四教訓的時候了，如果不認真總結六四的教訓，即使再過一個19年，中國六四問題也不能得到公正的解決，中國的民主化將遙遙無期。
中共奪取政權和鞏固政權的三大法寶
中共黨魁毛澤東曾說過："槍桿子丶筆桿子，奪取政權靠這兩桿子，鞏固政權也靠這兩桿子。"中共在奪取政權前，靠發動內戰和欺騙宣傳奪得了天下；在奪取政權後，更是全面壟斷了全部新聞丶思想和文化資源，讓中共的意識形態充斥各個領域，把新聞宣傳工作當作你死我活的戰爭來打，因文化思想問題被迫害致死的人不計其數。武力支持，消滅國內一切武力反抗的可能，把暴力集中在中共一黨之手，對和平民眾搞武力鎮壓，軍隊為一黨私有；語言暴力，開動一切宣傳機器，把所有真話都說成造謠，把所有謠言都主成真理，用語言暴力製造"民意"。這是人們都很熟悉的中共控制政權的兩種方法。
其實除武力和宣傳之外，中共還有第三個法寶，就是製造災難，利用災難煽動民族主義情緒。
製造災難分三個方面：首先是製造政治災難，在國內找敵對勢力，在國外樹敵對國家。毛澤東就曾煽動說："讓那些內外反動派在我們面前發抖吧。讓他們去說我們這也不行那也不行吧。中國人民的不屈不撓的努力，必將穩步地達到自己的目的！"中共發動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運動打擊那些有不同看法的人，使無數人屈死於政治迫害。第二是製造經濟災難，從中共的第一代掌權人毛澤東到今天的當政者，都一無例外地是製造貧困的能手。經濟災難也能轉嫁政治危機，如把經濟貧困的原因說成是蘇共背信棄義，美國的經濟封鎖和國際社會對中國的圍剿打壓等。中國人無論怎麽努力，如何省吃儉用，就是不能擺脫貧困，一旦稍有天災，就會形成大批死人的災難。中共製造經濟災難最常用的辦法就是培植腐敗，讓中共的官員把中國的資源毀光，把民眾的財產搶光，把國庫和國有財產揮霍光。第三是製造文化災難，49年以後，中國的傳統文化遭到滅頂之災，為文化而死去的人也不計其數。
如果我們看看歷史，就會知道，蘇聯當年也是靠製造一個又一個災難才使一個很不得人心的政權維持下來的。1922年的春天，由於推行的共產革命，在蘇聯造成大飢荒，列寧倒覺得他遇到一個千載難逢的好機會，可以做到一舉兩得，那就是：藉口用以賑濟災民，沒收教會的財產；如果遇到教會的抗拒，那正好向民眾揭露教會全無心肝，不顧民眾的死活。（《共產主義實錄》61頁）二戰前蘇共政權已經徹底失掉了民心，衛國戰爭給蘇共政權提供了名下言順的合法性，愛國主義使人們忘了史達林的大清洗。史達林讓蘇軍扮成德軍燒燬軍莊，殺死蘇聯公民，再在這個基礎上發動衛國戰爭，鞏固他的政權。共產主義政權都喜歡災難，有了災難他們就有理由要求民眾服從他們，就可以轉移民眾對他們的不滿，就可以攻擊對手破壞他們的計畫。
中共總愛說："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丶"多難興邦"，這是因為 ，要施展獨裁權力，就需要有危機，沒有災難，他們的政權就維持不下去。
對於共產極權的這些特性，80年代的人們還認識不到，這是89民運被壓下去的重要原因。
六四一代的學生在思想上很不成熟
六四基本沒有提出民主的訴求，雖然當時也有人喊出了"沒有共產黨，才有真自由"的口號，但沒有成為六四運動的主流。他們是在認定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的領導力量這個基礎上反官倒，反腐敗的。中共的黨魁們去看望絕食的學生，學生們明確表示：中共是中國唯一能夠領導中國的力量，沒有任何社會力量能像中共一樣提供出大批的幹部隊伍，沒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中國會亂，所以他們不反對中國共產黨，並認為這就是愛國。在中共軍隊大兵壓境的時候，他們不努力維護自己本該有的權力，義正詞嚴地反對暴政，而是把希望寄託在中共內部當權人物身上。學生代表去找當時還活著的兩個老帥，並給"鄧媽媽"寫信要求其出來主持公道。在軍隊對學生大開殺戒的時候，這老帥丶"鄧媽媽"等都一無例外地站在屠殺學生的一方，維護中共一黨私利。
天安門上的毛澤東像本來是獨裁暴政的象徵，湖南三君子往像上潑灑染料並沒有觸犯現行法律，學生們卻把他們扭送公安局，使他們遭受了近二十年迫害，造成讓人痛心疾首的人間慘劇。
其實學生們的這些行為正好斷送了六四。要知道，只有中共的官員才能算是最正宗的中國共產黨，他們最有資格代表中共。當學生和市民真正同中共形成對立雙方的時候，他們完全可以說學生和市民是"打著紅旗反紅旗"，是在壞人操縱下破壞共產黨的領導。既然學生和當局都認為中國必須由中共來領導，一般民眾就失去了選擇的可能，只能站在反對學生的一邊。如果當時學生市民普遍提出民主訴求，以人權作為反對中共當局的武器，要求實現公民自由，結束一黨獨裁，實行多黨公平競爭。那樣也許會出現另一種情況。
前不久媒體報導：中國民運人士王丹獲得哈佛大學歷史及東亞語言博士學位，畢業典禮於六月五日舉行，這無疑是個好消息。王丹是六四時期的學生領袖，現在學有所成，讓人感到高興。但我們不能不看到，就是現在，王丹也表現出其極不成熟的一面。
五月，中共媒體報導說魏京生丶王丹丶王軍濤等人修煉了法輪功。別人倒還沉得住氣，王丹卻急急忙忙地出來撇清和法輪功的關係，聲明其不同意法輪功理念。（見王丹《我的嚴正聲明》）這個作法是非常愚蠢的。這些人不是法輪功學員難道中共不知道？知道還這樣說，就是要借這些人的口攻擊法輪功。王丹不明就里，上了圈套。如果法輪功不是一個修煉群體，有很強的名利心丶爭鬥心，稍作還擊，內鬥就起來了。這正是中共想看到的一種局面。好在法輪功都是修煉人，對王丹一如既往，倒是《民主論壇》看不過去，以編者按的方式對王丹稍作了一點批評，也只是點到為止。有人說人在什麽境界上只能說什麽樣的話，王丹的一些言論，表現了他的境界，其實不用說明，人們也能看出他不是法輪功學員。
人類應該爭取免於愚蠢的自由
四六時期學生中的代表人物，基本上代表了那個時代學生的認識水準，就是意識上基本還沒有跳出中共所畫出的圈子，認識問題還是站在黨文化的基點上。漢斯·布克漢姆在《極權主義的統治》一書中說："極權主義的企圖是永遠不能實現的，結果只是歪曲了人性。生活在極權主義政權下的人們，性格上帶有某種特徵，那是所有的外邊人都非常難以理解的。"直到現在，中國的大多數人身上依然非常牢固地帶有這種生活在極權政權下的性格特徵，一些人還把這種性格特徵帶到國外去發揚光大。
1941年1月6日美國總統羅斯福在致國會的諮文中，宣布了四項"人類的基本自由"，即表達意見的自由，宗教信仰自由，不虞匱乏的自由和免除恐懼的自由，這四項自由基本上包括了人類得以生活的各方面。但是有人提出，除了人類生存本該有的這四項自由之外，人類還應該有" 免於愚蠢的自由"，因為沒有這個自由，人類就永遠也不可能得到前邊所說的四大自由。想一想是很有道理的，文革中的災難難道不是由於民眾的愚蠢才得以實行的嗎？當人們的思想只停留在動物水準上的時候，人們就不可能得到別的自由。文革中，毛澤東對全國民眾的操縱就像一個牧羊人驅趕著羊群一樣收放自如，人們都自覺地用當權者規定好的意識形態約束自己，沒有人敢越雷池一步。六四的悲劇性在於，一方面中共當局對和平民眾殘酷鎮壓，一方面和平民眾沒有從根本上否定中共政權的合法性，讓中共得以肆無忌憚地屠殺民眾。
六四的當天，中國公民肖斌接受美國記者採訪，說出了天安門中共殺人的真像。中共以錄影對他發出通緝，肖斌跑到大連，被一個女售貨員認出，向中共檢舉，肖斌被處以10年徒刑，至今下落不明。當時一些人對大連那個女售貨員非常憤恨，現在再想一想，她能有別的選擇嗎？既然學生運動也把中共當成唯一能領導中國的力量和希望，只是對中共政權中的一些腐敗行為不滿，那麽一個關心中國前途命運的人在領導國家的基本力量遇到傷害時，你說她該怎麽做？如果她是在美國那樣的環境中成長起來的人，她會很清楚肖斌沒有一點罪，用他的言論為他定罪才是在犯罪。但不幸的是她是在共產極權條件下生活過來的人，當時的學生思想境界本質上並不比她高一點。學生反腐敗是為維護一個政權（愛國），她檢舉肖斌也是在維護一個政權（愛國）。
從89年的六四到現在經過了漫長的19年，這19年人們的認識向前邁了一大步，已經走上了全面否定中共的高階段，這是人們不懈努力的結果。現在回過頭去看，當時的運動不過是一個民族主義丶國家主義和自發的正義感的混合體，連最起碼的個人權力意識也沒有。反腐敗卻不知道造成腐敗的根源，對中共的本性一無所知。現在如果再有一次類似於89年的六四運動將會怎樣，我想無論是訴求還是結果，同89六四時期肯定不會一樣。所以爭取免於愚蠢的自由才能使全國公民更自覺地走憲政民主的道路，享有其他該有的四大自由才成為可能。
中共怕形成他不能控制的力量
從根本上說六四運動還是為中共好，是揭出中共身上的弊病讓其變得更健康，不管他能不能更健康，但當時一般民眾的願望是這樣的。學生自覺維持秩序，並把往天安門上毛澤東畫像上潑灑染料的人綁架送到公安局，把解決問題的希望寄託在中共內部有希望的人身上，最基本的要求不過是公平對話。但這些並沒有贏得中共對他們的寬容，原因很簡單，中共怕他們力量之外的任何獨立的力量。幾十年來，哪怕有超過四個人的獨立組織，中共就怕得草木皆兵，不管你的綱領是什麽，都不能存在。在中共幾十年的獨裁暴政之下，全國各地有數不盡的這樣那樣組織都被中共破獲並對參與進行了慘無人道的迫害，為此而死的人也是不計其數。
常常有人問這樣一個問題：如果再有一個六四，中共還會不會殺人？如果我們把中共從開始到現在所有歷史連起來看，這個問題就再清楚不過了。一個極權的政權，對權力的控制超過了一切，一切以他們自己的權力和利益為出發點，不會以人心和人命為出發點，為了權力，只要需要殺人，他們還會殺人，決不會稍作猶豫。同時，他們也接受六四教訓，加強控制，盡量不讓有形的力量形成六四時的規模，不管怎麽說，六四對他們的政權都是一個極大的威脅。
現在，一股兒獨立於中共意識形態之外的思想力量已經形成，為六四討一個公道的條件已經成熟。我們應該適時提出政改要求，讓中共還政於民，走憲政道路，平反六四，在中國全面實現民主化。體制改革是最根本的改革，只有實行了民主化，中國的腐敗問題才能從根本上得到徹底解決。
2008年6月3日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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