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間，很多似是而非的正確論和不正確論，糾纏在一塊，很像是一場朦朧大戲劇，看不出端倪。但是，只要從它造成的最終結局觀察，事情也就十分清晰了。揭開所有遮蔽物，其本質凸現就是：改革，是由偉光正領導的，其他任何政治力量，不得介入和干預，這個事實--和偉光正領導49年革命，其實是一幣兩面，本質上，沒有區別。有人說，改革是兩階段論，胡（耀邦）同志是偉光正，我看，對此，要打折扣。為什麼要打折扣，就是因為和49年有的一比。49年，是人們說的革命或者建國"有功"。功在何處？就是恢復私有制，土地私有--這是偉光正之"第一功"；再就是實行《共同綱領》，確立新民主主義論，讓資本家合法化，對知識份子來一個同進凌煙閣，大家分田，分錢，分官，真忙。所有偉大和不那麼偉大的左派、後來成了右派的章羅們，都很忙，辦同盟，辦報紙，很忙。這個情景，是不是第一階段"正確論"呢？我看是不太正確的誘餌論，不是絕對正確，不是社會主義好、新民主主義好論。因為，眾所周知，這個邏輯很快就破產了，章羅們，很快就成為右派；資本家們成了財產被剝奪者；農民們，被取消了土地私有，被栓在人民集中營裡，不得動彈了。於是，所謂"第一階段正確論"，成為人們想上天堂，卻下地獄的一個《埃格蒙特序曲》。大家現在對這件事情看得很清楚了，沒有人說，你要切割毛的第一階段和第二階段，你要把49年做成一個美麗的姑娘，不可絲毫觸犯之，沒有人會這樣說。
但是，對於所謂同樣偉光正的鄧氏改革，人們卻是這樣說的。我們和分析49年一樣，也從結局出發，來判斷它的開始和過程，事情，其實也是一目瞭然的。
那麼，改革的結局是什麼呢？和49年過去，56年到來，57年到來，66年到了一樣，這個結局，就是89年的到來。89年以前，是不是好一點呢？89年是不是可以撇開來，放到後面去講，只是講79年，或者整個七、八十年代呢？七、八十年代，是不是"好得很"，和56年以前，57年以前，一樣好呢？人們可能要爭論一百年！但是，我以為，事情是一以貫之的，不可以切香腸，不可以把結局和開始，和過程，切割而論。於是，我們從結局看待當初，會有一種"統一場"論的感覺。這個感覺就是，所有權貴改革的端倪，全部出現在所謂92年鄧氏南巡以前，只是以後，變得變本加厲。這些端倪是什麼呢？一是，改革不曾引進任何普世價值和自由理念。這個東西，比較49年共產黨推崇土地私有制，要落後得多，只是做到承包制；在所謂市場經濟機制中，從來沒有引進黨可以不領導經濟，也無權領導之的任何理念。黨的經濟壟斷，從來沒有在理念上和實際上，哪怕是做些許摒除。在人頭介入經濟領導權方面，政治領導，從來就是經濟領導和社會文化領導的同構--任何以後出現的民營企業家，他們所有的發跡史，都是官商勾結的產物--幾乎無一例外。這個東西，被說成是以後的所謂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最壞的資本主義和最壞的社會主義，是從七十年代，就明文或者暗文規定了的--也就是，現在人們說的，中國不存在經濟和政治獨立的"中產階級"。皮之不存，毛將焉附，說的就是這個官僚依附物。我們說過，西方專制主義統治下的第三等級和知識份子相對獨立的社會政治地位，甚至選帝候的地位，在毛和鄧的極權主義社會裏，從來不曾存在。
二，這個改革開放帶來的、"完善"黨的領導的各種主張，企圖造成一個明顯的幻覺，就是以共產黨來主導改革的全部思想和精神資源，從而製造出一個看似赫魯曉夫主義和戈巴喬夫主義，實則為鄧主義神話。這個神話形成的後續反映，一直持續到2007年--在這一年的年末，"完善"黨領袖全倫之主張，還在公然宣誓，振振有辭。這個思維特徵，帶來很多政治朦朧詩。這些詩歌製作者，從胡同志開始，從所謂語焉不詳的"實踐是檢驗真理"說開始--轉了一個圈子，回到，要完善黨的領導，在黨的"領導下"施行三權分立，法治獨立，言論自由和民主社會主義--這是怎樣一種正確論色彩啊！這個色彩和共產黨許諾香港在2017年允行雙普選一樣滑稽；它許諾中國大陸，要實行"幾代人"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而不行還政於民--這個"相信未來"，是不是一手很好、很妙、很蠢的政治朦朧詩呢？
我們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其本身的來源，敘述和判斷，都是混亂不清的--1，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如何如何，既然已經是"真理"，你要"檢驗"什麼呢？2，其來源，本來就是以人間道德和人間真理排除和反對星空律令，那種宗教主義道德說，其道德說教和無神論說教，只能隨著統治者的是非而是非，對錯而對錯，不能產生超然人世的上帝道德律，也不可能造成"眾人之惡，造就公共之善"的自由主義契約；3，這個檢驗說，最後很快墮落為鄧氏檢驗，成為他的專利而不得禪讓。固然，我們充分肯定這個說法的暫時性正面效應，正是因為他的啟動，造就了大量冤假錯案的平反--但是，也正是因為這個源自馬克思主義的、似是而非的哲學妄說，使得實踐本身的界定，變成一種政治娼妓而趨炎附勢。我們承認事情是複雜的。但是，事情的複雜，正好應該為國人和知識份子引進各種思想資源，多元思想資源，而絕不只是依據一種資源--馬克思主義。
自由主義產生了對於馬克思主義的追問。馬克思主義變成了一種產生自理想而敗壞於自由的有害物質，有害精神，是不言而喻的--雖然，我們可以同意胡同志用於一時一事的這個檢驗說，但是，不同意將其解釋成為壓倒所有比他正確一萬倍的西方其他政治哲學的藉口，函括以前的孟德斯鳩，以後的哈耶克等。胡同志沒有引進哈耶克，是我們自己引入的。這樣一來，七十年代的精神來源，就被新馬克思主義切斷了。這個切斷，成為整個八十年代，理念不清，朦朧詩和傷痕文學歸於官方領域的原因--在政治學和宗教層面，沒有人來清理這個糾纏不清的思維秩序，人們只是在第一種忠誠和第二種忠誠，或者其他N種忠誠之間，區分政治正確和政治錯誤。人們用大量的時間和精力，來分野胡同志派和趙同志派、甚至鄧派和陳派；人們迄今還在津津樂道那個實踐真理指導下的全部思維成果。最可惜的是，包括六四發生的時期，這個被人們充分和過度肯定的八十年代啟蒙，正好做出了學生依靠國際歌理念來反對官倒和獨裁--他們甚至抓捕了所謂褻毛者，並且押送專政機關。這都是八十年代忠誠主義的產物，不是自由主義的產物。
是的，那時，與此形成反差的，是以魏同志代表的異議勢力--也許，這根本沒有形成任何勢力，只是魏先生說出了和"實踐真理"不同的觀點，"第五個現代化"；這個觀察視角和理念深度，對於胡同志的改革之道大異其趣--雖然，魏同志也毫不諱言，他的普世價值論，也產生於馬克思主義。侷限，是赫然存在的。在帶有異常特色的九十年代，自由主義者中，他們那種自由主義，同樣和黨內改革派，產生千絲萬縷，藕斷絲連的關係，乃至他們談論自由民主之道的時候，總要捎帶那些黨內大佬。連李慎之同志，也強調周恩來和胡喬木對其之影響。不要說實踐和真理的影響，會有多大，持續至今；事實也是如此，現在還要"完善黨"的同志，還在秉承這個衣缽。於是，在面對改革理念的黨的原則上，起碼有三種勢力，形成有形或者無形的較逐和對峙：一種，是胡同志的勢力。這個勢力，以最大限度改革共黨的思想為能事，造成當時很多知識份子的擁戴，並且好像確有"完善"一說且看見改革曙光的出現--雖然，我們根本不知道，黨的改革，是不是像其他西方國家一樣，最終將會引導到"對於偉大人物的背叛之民主制度"層面（這個說法，是邱吉爾的說法，被東、西方無數事實證明）--胡同志，是不是要帶領這樣一種徹底改革派，像經國先生一樣，最終帶來幾乎埋葬國民黨/共產黨的政治結局呢？--這個判斷，並不清晰，胡同志本人，也並不明白。
另外一種做法，就是產生真正的自由派，整合國民力量，與共黨改革派結合行事，最終取代共產黨。這個力量，始終也沒有出現。六四以後的流亡潮，幾乎取消了這個勢頭。
結果，共產黨不但主導了所謂第一階段的良性改革--這是一部分人的說法--更加主導了把改革轉變成為權貴改革和根本不再改革的、第二或者所有階段。
他們成為改革成果的直接吞噬者。所有這些改革的直接結果，就像49年以後人們看到的政治結局一樣，現在，在經濟結局上，紅色家族如願以償--和49年的紅色家族及其後代一樣，前者，成為政治壟斷者；後者，成為經濟壟斷者。善良的國人，就像他們看到49年的夢魘一樣，現在，他們同樣看到改革的夢魘。他們做夢也想不到，或者不願意想到的所有事情，已經發生，還要發生，一直到把他們從他們的土地，房屋和家園裡驅趕到中國的荒原。這個過程，是這樣的明確和殘忍；這個過程，是這樣的荒誕和無奈；這個過程，正在並且還會持續下去。於是，中國人不再認為官商勾結是不可容忍的，中國人不再認為改革是正確的代稱，中國人，也不再思考究竟是要繼續改革，還是要停止之--因為，就像56年以後，無財產者的悲哀和絕望，57年以後，知識份子的悲哀和絕望；所有改革帶來的尊嚴和希望，全部變成的票子和服從。改革初期的希望，就和56，57年以後、回到土地和自由的希望一樣，成為國人的夢幻；改革死了，改革，也沒有復活。是的，改革，最終造成的幻滅，就是49年式的幻滅；這不是理論和哲學上的判斷，是事實，鐵的事實。
出路有沒有？應該說，還是有的，但是，所有這些出路的提法，現在仍然存在很多問題，既朦朧，又含混。比如說，人們現在談論的土地問題。耕者有其田，勿庸置疑，是天經地義和普世真理--但是，你是要在黨的領導和統治下，實行土地私有，還是要實行全世界那樣的慣例，不在黨的領導和控制下，實行土地私有？這難道可以不必說清楚嗎？（我們提供過很多關於俄國斯托雷平權貴土地改革帶來的教訓之材料--這個權貴改革，直接導致十月革命。）反之，如果我們認可在黨的控制下，實行土地私有化，那麼，事情，難道不是重新回到49年式的革命和79年式改革、使得黨文化循環往復其中，而不得解脫嗎？有人說，不管現在是不是要實行黨的控制，都要悍然提出土地問題--我們說，這個"悍然"，不是重複49年和79年的老路嗎？那還是上天堂--下地獄的途徑--這個寓言，我們說過一百次了！還有一個寓言，叫做：雞隻被擰斷脖子一萬次，其他雞隻，也不會得出很好的歸納（羅素語）。《物權法》是不是改革偉大成果？他是不是改變了斯德格爾摩綜合症？有人給你一個不殺之權，卻活生生綁架了你，你是不是說，這是一個偉大進步--就像我家的房產，被一百元還給一毛--你是不是說，這個"一毛"主義，是一個里程碑呢！難怪有人說，物權法不如一張擦屁股紙！.....所有黨化改革，是不是真的，在製造真正意義上的里程碑呢？策略，是可以存在的，但是，如果抽取掉策略後面的應有之義和本質價值，這個策略，就變得一文不值。我們的說法是，不管你們如何和共產黨爭取黨內的"正確"話語權，不管你們如何詮釋馬克思主義的、不同於統治者的偉光正，不管你們如何主張在不改變黨控國家的前提下，實行土地私有化和財產私有化，所有這些，都絲毫不能取消這個結論：所有這些，都是普世原則，不是共產黨的原則。他們最終只是歪曲而不會實行這些普世原則。歷史不是這樣證明的嗎？
三，就是--改革既然是49年主義的重複，那麼，開放呢？我們說，開放，也就是美國人說的"民主在延安"的重複--雖然，他們論證的根據改變很多，改變很大--但是，他們現在還是認可了所謂的中國的改革和發展--這包括期待和肯定中國的"正義，和平和民主轉型"。雖然，事實也許剛好進行了"證偽"。從稍微遠一點的時間看問題，這個所謂帝國主義策略，正好轉變成為策略之後、幾乎看不見價值論意義的錯誤估計。比如說，六四以後，美國和西方各國的實用主義政策，正好根本改變了他們本來主張的"和平演變"政策，使得中共在幾乎不受任何約束的前提下，實行了他們的開放。
他們幾乎沒不受任何指責地融入了國際政治經濟和外交秩序。這個融入秩序的第一主題，就是克林頓政府，把貿易和人權脫鉤。這是他們成為西方體系家庭成員第一步。以後，這個不可逆轉的秩序，成為現實。西方人，絕對不會，也沒有先例，制定將某些成員因為不遵守契約而行驅逐的措施。比如，關於中國開放媒體市場等等承諾，中共本來就不想執行，現在或者今後，也根本不會執行，但是，西方成員國沒有任何可以進行有效法約的措施。諸如此類的做法，之所以不會更改西方的主流經濟政治秩序，乃是因為西方秉承的兩張皮主義，在幾百年的時間裏，發生作用。這個現實秩序，使得世界民主主義大打折扣。美國總統往往在競選時期所承諾的中國批判，在其當選以後，就被中共的紅地毯化為烏有。於是，改革和開放，成為中共融入西方主流秩序的行徑--沒有什麼會讓中共更加覺得開放給他們帶來的好處--他們成功地說服了從施羅德到薩科奇等等所有這些訂單主義者--而這個訂單主義最早的執行者，就是六四以後的斯考克羅夫特和老布希。他們在機會不可再得的、中國人權和人道困境下，給中共送去了最好的國家合法性認可，從而挽救了他們雙方的危機；這個認可，並不會因為血染廣場而有所改變。
其實，就像我們曾經揣度毛是不是，會不會改革開放一樣，我們確認，中共改革開放的最初思路來源於中美媾和。這個中美媾和的思想，當然屬於毛氏。這個改革開放思路，最早出現在林彪事件危及中共的緊要關頭；是基辛格的出現，讓他們轉危為安，最終實現了和美國的建交--基辛格和尼克松，沒有對文革和49年以來，中共造成的任何人權危害進行譴責--他們認為，中共是美國的朋友，就像他們的拉鐵摩爾和李普曼，讚賞蘇聯民主是一種新型民主一樣。
在79年鄧訪問美國時期，美國人打出的中國牌，是針對蘇聯。百般美化中共的始作俑者，就是美國人。他們開始在《時代》雜誌上刊登鄧的照片--他們給世人造成一個、他們早在延安時期就已經造成的印象--民主，是在中共方面。他們從1972年開始，就對毛氏最早提出的親美策略，興趣昂然，他們的基辛格，成為化解和忽視中共人權的第一個西方幫凶。而所有改革思路，都源自毛和尼克松達成的中美親近思想。這個反對一種極權（蘇聯），支持另外一種極權（中國）的美國對蘇、對華政策，造就了蘇聯的解體和中國的崛起--難道有任何理由可以將此走勢，更改為美國的自由主義之道嗎？至少現在，看不出任何跡象。這個蘇聯解體--中國崛起的現狀，幾乎成為這個世界除去本拉登以外首個危險課題。這當然也是鄧氏開放的國際背景和國際理據。這個國際環境，已經成為某種幾乎不可逆轉的現實。
一個偌大的課題，擺在全世界的面前：世界的中國化過程，將如何最終影響世界。可以說，這個鄧氏開放，是中國對世界造成的最大挑戰。這個挑戰，一方面要考驗中國人，另一方面要考驗全世界。這個效應的第一個結果就是，幾百年來形成的歐美價值體系，現在正在面對中國價值觀和亞洲價值觀，成為新世紀對抗普世價值觀的另類全球化過程。人們如何面對中國市場價值和市場體系的出現--這個價值和體系，正面挑戰了真正的市場和價值，因為他們成功營造了一種奴隸制度加壟斷制度的新型"市場"--歐美各國，有沒有應對的戰略和策略，是一個亟待解釋的課題。如果他們不知道如何面對中國，中國的價值體系無疑將分享和滲透世界，函括精神財富和物質財富。在這個困難的博弈面前，中國人本身的走向，成為此課題第二個關鍵。如果國人認為，他們在短時間裏，五十年，一百年，將會從這樣的世界經濟政治秩序中，產生自我認同而不思變革之道，這個道路，將會如何改變中國下一代人和再下一代人，使得後人復哀後人也？！最後，在中共極權之道和世界綏靖之道的雙重脅迫之下，改革甚至革命，究竟何去何從，確實是一個極大的考驗，極大的難題。
綜上所言，就是所謂鄧氏改革開放給我們留下的棘手的大宗遺產。這個遺產盛放的古墓非常詭異而深邃，要想開掘之，不是一般而言可以解釋的......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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