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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自立:宋彬彬罔史欺世證綱(下)

2012-03-16 14:46 作者:劉自立 桌面版 简体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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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八一八和「十六條」中,毛方文字除去「炮打司令部」以外,並無直接煽動「反對工作組」的口號;相反,更多口號是「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廣泛意義上的殺戮和迫害):「破四舊」(廣泛意義上的清除文化和傳統);支持紅衛兵小將;繼續呈現和反對走資派不同的政治趨向。等等。

這個意圖的叵測之函是什麼,就是毛的企圖:準備讓聯動最終走向反面;而毛的意圖很快得逞;聯動反對江青,衝擊公安部,支持劉鄧等行徑,終於讓毛髮威逮捕之(再釋放之)——這樣,毛需用大學紅衛兵的戰略,在紅旗十三期社論發表以後快速實施,效果明顯。這同樣是外間人士和研究者中很點明的情勢。從毛的民粹極權理論上說,是一大試驗;從世紀鬥爭策略上講,毛腦筋轉動的漩渦引發的態勢,半個世紀尚顯模糊。

也就是在這個時期,8月5號,卞仲耘老師被打致死。

據此推論,卞老師當然是在多種勢力爭相表現暴力的政治含混期,被害於亂的。這個亂中不亂的跡象和脈絡仍舊可以爬梳治理,而非不可澄清。

換言之,卞案說明,宋等紅衛兵在這場紅八月裡面的表演,不是戒除桎梏(工作組)以後的暴力降級,正好相反,是響應多種勢力,施行屠殺比賽的殘暴結果。

八·五事件實際上拉開了紅衛兵暴力屠戮的序幕。

而打死卞老師的慘劇,僅是其中之第一幕。這場凶案,是前工作組餘孽和新、老勢力多種暴力交集之果,也是特權紅衛兵在八一八登臺、叩關以前的投名狀。

這場唯恐落後的血腥比賽,使得一些人的雙手沾滿了鮮血。而這個血腥屠戮的奠基儀式,就是血統論叫囂——文革初期,唯有這些血統高貴者,可以有恃無恐地加入暴行——這是一般外界很難理解的、中國文革初期的暴力特權史實。

重複而言,毛並不行止與此,而是通過這個暴力的階段達到更為廣泛的文革暴力,武鬥,鎮壓乃至最終達到其戰略目的——含毛之暴力平民化,造反派化甚至軍隊化——這是對文革史料的全面解釋。

所以,單一解釋毛的紅八月暴力,而並不詮釋這個暴力交叉運動和權力交叉運動,都是片面取史,不足為訓。

五,宋是工作組撤退以後該校不變前任的繼續領導者

她們的任命,既發端於第一張大字報,也取決於她們的出身論。她們有資格成為工作組協助者,而後,又成為後工作組時期的籌委會人員,都起源於她們直接受到鄧,胡(啟立)的領導;且有資格在鄧家裡開會,討論文革形勢,採納上峰指示,導向該校運動。這個自我定位極其明確。她們的各種言論夫子自道,自白於世,不在話下。(同註釋2)

六,宋、劉等人對卞案負有責任

她們在事發後出現在承載卞老師屍體的北京郵電醫院,即是明證。那是8月5號夜晚。
七人簽字字條的出現即是一證。

這個字條是趕到醫院的王晶尭先生先生要求她們自署的。
關於這一點作者朗鈞有如下考證——

這裡「存在兩個版本:
「王晶垚版本。王晶垚說,這個七人字條是他在8月5日那天要求站在他面前的七人簽寫的,因為王晶垚不知道站在他面前的這些人是誰,包括他(她)們的姓名。……」「李松文版本。李松文說,這個七人字條是他在8月5日那天應醫院的要求籤署的。因為不簽署這個字條,醫院拒絕搶救。後來不知道什麼原因,醫院將此字條交給了王晶垚。」

「兩種說法。王晶垚的說法可信度較大。
「王晶垚為人耿直,文革中雖遇紅色恐怖,他不為所迫,在得知卞仲耘被毆打致死後,立即購買照相機,將卞仲耘遍體鱗傷的遺體照相存證。當紅衛兵要求對卞仲耘進行屍體解剖的時候,也被王晶垚嚴辭拒絕。具有這種性格的人完全有可能提出要七人簽字存證的要求。

「松文說此字條是醫院要求學校方面做的。李松文的話可信度不大。原因有二。
其一、醫院的宗旨是救死扶傷。如果紅衛兵也想搶救卞仲耘,雙方一拍即合,簽字何用?
其二,從死亡證明沒有如實寫明卞仲耘是被毆打致死,而只寫‘死因不明’,可以判斷,受到威脅的是醫院方面。而不是相反。

「李松文無法解釋這張簽字條為什麼會在王晶垚先生手中。既然是醫院要求籤名,就說明,醫院的就醫程序需要這個簽名條。醫院得到此條後應將其存檔,而不是將其轉交死者家屬。醫院將此條轉交王晶垚的說法不能成立。

「七人字條在王晶垚手中,這個字條具有證據的屬性。李松文空口無憑,不足為訓。」(註釋4)

七,劉進第二天(卞死後)代表官方發表校園廣播傳達上峰表態

當時的北京市長吳德對卞仲耘的死亡事件表態,他說:……(她)死了,就死了。云云。

劉進則說,(死了也好,)要煞煞(卞)她們的威風……。

八,八·五是八·一八的預演

毛、周、吳德知悉該女中打死人事件後,毛辦(?)周辦抑或什麼辦公室非但沒有追究殺戮者的罪責,反而在十三天後之八·一八,讓該校紅衛兵在宋、劉率領下登上天安門,遂出現毛之「要武」的暴力叫囂這是毛明明知道卞仲耘被打死事件後,對於宋等人行為的無恥肯定,且進一步鼓勵,唆使和策劃八·一八以後的暴行。

王晶尭先生在那次反擊「光榮校友」的聲明中寫道,「1966年8月5日,原師大女附中(師大附屬實驗中學)的紅衛兵在校園裡,在光天化日之下將卞仲耘同志活活打死。凶手慘無人道,用帶鐵釘的棍棒和軍用銅頭皮帶毆打,用軍靴踐踏,折磨達數小時,其過程令人髮指!文革中,卞仲耘同志是北京市第一個被紅衛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

「十三天之後,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紅衛兵代表,其中包括原師大女附中紅衛兵首要負責人派出的,由宋彬彬帶隊的50名紅衛兵代表。宋彬彬代表師大女附中的紅衛兵給毛澤東戴上紅衛兵袖章——這個袖章實質上沾滿了卞仲耘同志的鮮血。毛澤東對宋彬彬說:「要武嘛。」1966年8月18日之後,北京市有1772人被紅衛兵活活打死,其中包括很多學校的老師和校長。

宋彬彬是當時學校的主要負責人之一。她對卞仲耘之死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現校方在知情者明確提出異議的情況下,仍堅持將‘知名校友’的榮譽授予宋彬彬。對此,我不得不提出強烈抗議。」(註釋5)

重複而言,沒有史料可以證實,當周恩來辦公室和北京市委得悉此案以後,會不向毛如實稟報。

隨後,毛看到這個事件,猶如聞血而動,見腥起意,他的本能和心智開始發生衝動——故此,他稍後時間便叫囂「要武」,把宋變成一個暴力符號;目標指向,不單是對卞仲耘,也是對此後一個月,北京無辜被打死的一千七百多人。

注意:1966年8月8日中央出臺《十六條》,雖在說「要文鬥,不要武鬥」;8月5號,卞老師就被武鬥致死;孰因孰果?孰是孰非?

同樣,在對待北大(1966年)「六·一八事件」時期,毛,劉處理不同,立場不同,立意不同。但是,劉之文革在其「新的反右」之政策指導下,全國照樣出現官方鎮壓和迫害事件——這和毛民粹直接發動紅衛兵運動勢成互補。

當然,如果硬性判定這兩種暴力的輕重緩激,可以說,毛髮動文革和劉多少抵制之之間,尚有一個毛「強極權」和劉「弱」之之區隔。不然,人們就會站在文革「就是好」的唯毛立場上去。

倒退幾年。在「七千人大會」上,劉據大飢荒的「三分天災,七分人禍」警告毛,「人相食,要上書的」……把自己和毛做出切割。

的確,在此課題上,毛、劉之間的觀點異別。

坊間說,毛、劉一致形成發動文革之「集體智慧」,這樣一種敘述,肯定有所誤差。

九,紅衛兵成立日期辨正

鄧小平的女兒鄧榕在長篇回憶錄《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中記載了這個事實:

7月下旬,「混亂就這樣持續了一個多月。一些學校中出現了紅衛兵組織,批判校領導、揪鬥‘黑幫’和‘牛鬼蛇神’的行動不斷升級,發生了體罰和打人。中央文革人馬頻頻到各校煽風點火,鼓吹造反。……在強烈刺眼的燈光照射下,江青那‘向紅衛兵小將學習!向紅衛兵小將致敬’的尖聲叫喊……顯得那樣的得意、狂妄和不可一世。(見該書第二章《禍起蕭牆》)

「7月29日,北京市委在人民大會堂召開萬人大會,宣布撤消工作組。

「作為學校的紅衛兵代表,我也參加了那次大會。……毛澤東令人意外地出現在大會堂的主席台上。……會場立時沸騰,紅衛兵小將們因震驚興奮而激動歡呼,一個個熱淚灑面。」(同上)

「8月初,一些中學紅衛兵貼出‘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基本如此’的對聯,立即掀起了一場關於‘血統論’的大辯論。我所在的紅衛兵組織支持對聯的立場……。」(見該書第三章《炮打司令部》)(註釋6)

(此外,紅衛兵,子弟兵,血脈和骨肉——這個本來就為共產黨留了一手而從未在其任何文件、決議中對其否定的文革暗器,成為研究文革者的最大難點。)

一向以來,存身於文革中的紅外圍中人,更是僕見主形,緊緊跟隨。

於是,經過幾年醞釀和謀劃,截至去年冬天,宋,終於歷經四十年蟄伏開始發威;而紅外圍就像文革中緊跟聯動和老紅衛兵的保皇黨人,開始杜撰與其出身和利益(立場)完全悖理的宋氏文字或者宋風格文字(如,前此紅衛兵「五人談」中的馮靜蘭,就是這類紅外圍之一員;而葉維麗,則是夾雜在外圍和中心的主腦人物。)於是,紅衛兵以顛覆歷史,歪曲真相和反撲反文革的極大勢力,捲土重來,登臺亮相。

十,毛記紅衛兵和劉記紅衛兵之異同

一如前述,宋氏紅衛兵身份的特殊性是,她兼顧毛,劉雙紅衛兵性質。

何以在工作組撤離以後她可以繼續登臺表演,唯一原因是其父站隊於毛。

而師大女附中的反工作組派之梁二同(音)等人就無此幸運。

雖然,所謂革軍子弟(軍隊幹部子弟)之所以比較普遍反對工作組,這和林彪體系支持毛,打擊劉鄧密切相關。這是一個有待再探考的課題。

深而言之,清華附中紅衛兵和北大附中紅衛兵之所以受到毛、江的支持,是可歸納在毛之清晰的戰略布局之中;而後來,這個體系加入了宋、這樣的原工作組人馬——再後來,在聯動垮臺以後,全國所謂造反派登堂入室,氾濫如斯,完成了毛曲逕達鵠之鋪墊。

於是,宋氏肩負幾種使命的角色,開始形成,開始發效,並最後在八·一八一天,她給毛戴上沾滿卞仲耘血跡之紅袖章的時候,終告完成。繼而,宋成為文革歷史上最大的暴力符號。

這是中國文革歷史中任何一派紅衛兵領袖,任何一派造反領袖無法做到,也不能實現的符號光榮符號夢想,而宋彬彬,可以做到。

有人說,何以北大附中紅衛兵彭小蒙等人不如宋的風頭更健?

(她一度站在天安們上,站在毛前發表演說和叫囂……)又說,這個宋彬彬現象,實際上陰錯陽差該為彭小蒙現象所代替。合理的解釋是,宋,彭之選、之爭,反映的,恰好是中共的等級制度和遴選制度,且可以中找到答案。這個答案就在於,宋氏父親宋任窮的文革提升和等級鑒列;彭氏父親,不夠這個級別——所以,認為宋風頭壓過彭,使得宋為毛寵是一個偶然,這是怪寫歷史,不足為據。

十一,宋氏組織八·五批鬥會的證據

(一),作為領導者,宋等一直要追查,要截獲卞仲耘、王晶尭於1966年8月時期寫給上層的冤情報告。宋、劉們要卞在八月四號就交出這份材料。

於是,(二),八月五號清晨,卞、王握手永訣,準備赴死(見胡傑電影《我雖死去》)——既然卞有這樣的心理準備,提出八·五凶殺是一場偶然的、無組織、無計畫的、由烏合之眾亂打亂批之類的「失序」論,根本就是毀滅真相。

(三),所謂「煞煞她們的威風」——這個當時宋在批鬥會現場的用語,在陶洛誦,胡志濤,(含劉進廣播講話)等五、六位現場目擊者和該校成員的記憶中,不約而同做出判定。無可辯駁,不能否認。

(四),宋,劉,葉(維麗),馮(靜蘭)等人炮製的「搶救論」,更是無中生有,憑空捏造。

試問,卞仲耘被打死以後三、四個小時,屍體(死和瀕死之間)被拋擲於校園一隅,躺在一輛板車之上,屎尿失禁,渾身抽搐,無人搭採,加之陽光爆晒,身上還遮蓋一條雨衣,壓著一把掃把……試問,這幾個小時,你們是在搶救,還是在促死?!

還有報告說,當有人提議及時送往醫院搶救時,校、宋一方認為,陽光燦爛之下送往醫院,影響不好,要等待落日以後,云云——這難道也是搶救?

(五),史料記載,宋彬彬確實和受難者家屬王晶尭有過一次談話記錄。這次談話的主旨有幾點:一是,宋認為她未打人。二是,她認可「要煞煞她們的威風」;三,她們見卞已死亡,擔憂於前,歡呼於後;等等。

十二,打死人的序幕就此揭開

打死卞仲耘一人,和八·一八以後打死一千多人,更以後,成千上萬人被打死,這之間的區別只是程度而非性質。

而這個打死人的序幕是在該校揭開的。這是宋不可迴避的史實。

固然,這時她業已成為毛營一員而非劉、鄧陣營者人。

十三,沒有證據顯示宋直接打人

這一點,也務必說清楚。

迄今為止,卞仲耘案件不是十分清楚,而是十分不清楚。

宋彬彬文字出臺的背景令人堪憂。文革否定式,歷經鄧時期比較穩定的態勢,卻在他逝世以後逐漸倒退。

這種遺忘和淡漠使得宋氏一類人趁虛而入,大做文章。現在,逆流已成,暗潮拍岸。

我們說,在第三帝國沒有完蛋的時候,要寫出「第三帝國興亡」是不可能的;但是,這一點同樣不能說明我們只能讓賢於後而不做任何努力。

雖然,我們現在不單要對宋的文字施行釐清,更有廣泛接受挑戰的可能。但是,我們還是願意繼續這個爭論,以袒護真相,說服眾人。

王晶尭老先生說過一句話,「不能訴諸法律,那就訴諸歷史」。

當如是乎,誠哉斯言!

註釋——

註釋1:《記憶》網刊
註釋2:馮敬蘭劉進葉維麗宋彬彬於羚《卞仲耘之死的另一種陳述》,《記憶》網刊

註釋3:劉自立《陽光燦爛的日子——兼論毛劉異同論》,《觀察》網刊
註釋4:朗鈞《紅衛兵打死卞仲耘慘案追蹤》,《北京之春》雜誌

註釋5:《王晶垚致師大女附中校長公開信》,《觀察》網刊
註釋6:鄧榕《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傳記圖書

(附:宋彬彬:四十多年來我一直想說的話(圖)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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