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國際(the Comintern)已經消亡，現在是建立民主國際(the Demintern)的時候了。
——杭廷頓 Huntington, Samuel
風乍起
正當「中國崛起」的頌歌不絕於耳、喧嘩赫赫的北京奧運會準備張燈結綵之際，在紙醉金迷夜夜笙歌踵事增華的背後，人們沒有注意到的是，北京的外交天空上，卻升起了一片片日益擴展的濃雲。它使中南海的主人寢食難安, 夜不能寐。
何事致此？一言以蔽之：外交風向變了。
中國人好說，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在近代民主國家的外交史上，宏觀而言，實際上也有一個週期更替律：或可曰：三十年地緣政治外交（Geopolitical Diplomacy），三十年價值觀外交 (Value Oriented Diplomacy)，風水輪流轉。
當然，三十年者，比喻而已；同時，「地緣政治外交」和「價值觀外交」也不是純而又純絕無混雜的。但是，確實存在外交哲學的取向重心之差別。人所共知，在西方民主國家外交史上，外交取向重心的輪流轉換，是有目共睹的事實。
訴諸人們所熟知的二十世紀，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是實施地緣政治外交的典型，而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總統和羅納爾德.里根 (Ronald Reagan) 總統，則是價值觀外交的代表。
如今的風水，是向價值觀外交傾斜。
戰略遷移：以共同價值為旗
鑒於中共以其「低人權」和廉價勞工優勢吸納資本，它作為一個保持共產專制制度國家在經濟上和軍事上的崛起，勢必對世界格局產生衝擊，從而誕生了上世紀三十年代德國第三帝國崛起時的類似情勢，構成了對世界秩序挑戰。因此，民主國際的整體外交構想必定需要有相應的調整，提出新戰略，亮出新旗幟，以因應這一歷史性挑戰。
在這一外交戰略傾斜的歷程中，美國是穩定性的長期支撐力量，而德國則是風向轉換的先驅，在它們所引領的風潮推動下，在共同價值以及各自長遠國家利益的考量下，法國、紐西蘭、日本、奧地利、澳大利亞、前東歐國家等…..各主要民主國家均不甘落後，紛紛跟進，舉其犖犖大者，我們看到：
首先，最富於象徵意義的，是倏然而起的「達賴旋風」。它指各民主國家首腦不顧北京的抗議和阻撓，紛紛在官邸或重要場合會見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的系列旋風：澳大利亞總理會見達賴喇嘛，紐西蘭外長會見達賴喇嘛，奧地利總理會見達賴喇嘛，德國總理會見達賴喇嘛, 達賴最近又訪問日本九天，……風生水起，蔚為大觀。達賴一路走來，氣度從容，春風化雨，鳳凰來儀。其中，最引人注目的高潮，當是10月17日美國國會向達賴頒授地位崇隆的金獎，布希總統親自頒獎並致詞。這種盛大的規模和熱潮，這種各國幾乎不謀而合的外交姿態，在幾年前幾乎是不可想像的。它戲劇性地宣示了潮流的轉換，彰顯了西方國家與中國之間的價值鴻溝。而對北京，它無疑是一場無聲的精神性示威，是中南海難於下嚥而又不得不下嚥的一劑苦藥，。
其次，人們注意到，德國總理默克爾所在的基督教民主聯盟，不久前出臺了一份德國新亞洲戰略構想的文件，要調整過去以中國為中心的亞洲政策，強調了德國政府必須和中國保持相對的距離，加強與日本、印度等擁有「共同價值觀」的亞洲國家的關係。
此外，歐盟委員會在2006年10月公開了一份對中國的政策文件，語氣冷峻；隨後，歐洲理事會在2006年12月又發表了一份更強硬的23點「結論」，確信 「台海兩岸的穩定對東亞及更廣泛的國際社會是不可或缺的」；2007年初，一份「中國戰略文件」出臺，對中國現狀的判斷，語調悲觀。
由於近年來美國對密切跨大西洋戰略關係的意識強化，美德、美法關係獲得正面調整，自伊拉克戰爭以來的美歐裂隙逐步彌合。特別是英國、法國和德國領袖的換屆，更有助於改變早前的中、歐政治氛圍。過去一直遷就中共的英國前首相布萊爾、法國前總統希拉克和德國前總理施羅德，現在都已鞠躬下臺，取而代之的則是對中國更持懷疑態度、對美國更加友善的布朗、默克爾和薩科齊。薩科齊在當選之後曾表示，「在美國需要的時候，法國永遠會和美國站在一邊」，不久前又在美國國會發表回顧法美友誼的熱情洋溢演說，並在兩伊問題上呈現出親美立場。在對待中國的態度問題上，薩爾科齊不僅因蘇丹達爾富爾問題點名批評過中國，而且，他訪問中國的日程，是排在就任半年之後以及訪問德、俄、美及北非之後。而默克爾，作為在前東德成長起來的總理，其表現更為激進，對她，本刊已多所解析，茲不贅述。
總之，諸種跡象表明，美英德法四大國在對華政策上的利益和觀點經過評估，有了更多的協調和默契，出現了向美靠攏的跡象。譬如，歐盟最終仍然維持了對華武器禁運，就是新的「大西洋共識」的政治後果。
2007年8月，時任日本首相的安倍訪問印度，提出了「大亞洲」設想，其中包括印度、日本、美國和澳大利亞，卻沒有中國。他解釋該設想時說：「我們擁有自由、民主和尊重基本人權等共同的根本價值觀以及戰略利益」。
2007 年9月，關於「亞洲北約」的構想開始進入國際性博弈的階段。來自印度、美國、日本、澳大利亞以及新加坡海軍的艦艇，在印度洋展開了大規模的演習。演習的一個基本背景就是印度提出的在亞洲建立類似北約組織的軍事同盟構想。該演習顯示，印度已經著手把這一構想轉化為現實。實際上，北京自己也指美日印澳四國加強合作是「亞洲北約組織」的開始。於是，亞洲的一個新的地緣軍事結構正在孕育之中。
人權：缺席審判北京
人權領域，歷來是北京的軟肋。中國的惡劣記錄導致西方主要對中國日益高漲的批評。各國紛紛指斥北京未能履行其奧運承諾，未能開放其允諾的「新聞自由」，在有些方面甚至開了倒車。歐洲公眾、企業和政府對中國的情緒已經發生明顯改變，歐洲與中國關係從夥伴關係向強烈競爭的關係轉變，中歐的所謂「蜜月」早已煙消雲散了。
在歐盟新成員國中，尤其是在前東歐國家如捷克、波蘭和波羅的海國家當中，一直對中國的人權記錄進行了嚴厲抨擊，這些國家的國民都有在共產制度下生活的慘痛經歷，他們比世界其他國家國民，更有洞察力，更能夠透過北京的宣傳和「做秀」的表象，直抵真相，更真切深入地體會和想像當代中國的人權狀況。原因無它，那是血淚凝成的洞見。
而多年來單刀直進不假辭色批評中國人權狀況的美國，最近更強化了其音量。最近，美國國會民主黨和共和兩黨議員共同提出決議案，對中國關押、虐待、處決良心犯的行為加以譴責。該決議案呼籲中國政府停止騷擾未向政府登記的宗教團體，立即釋放良心犯，並對被中國政府關押及處決的良心犯家屬表示同情與哀悼。
戲劇性的一幕發生在11月6日，當天，美國國會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就雅虎公司在中國記者師濤被中國政府判刑入獄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再次舉行聽證會。師濤及王小寧兩人都在雅虎公司把他們的電郵資料提供給中國政府後被逮捕並判處10年有期徒刑。雅虎公司首席執行長楊致遠 (Jerry Yang)以及該公司執行副總裁邁克爾.卡拉漢(Michael Callahan)出席作證。師濤的母親高琴聲及另一位受害者王小寧的妻子俞陵也到場聆聽，坐在楊致遠和卡拉漢的背後。在外交事務委員會主席蘭托斯的嚴厲質詢和呼籲下，雅虎創辦人楊致遠和執行副總裁卡拉漢向受害者家屬道歉。事後，雙方達成庭外和解，雅虎公司並承諾成立雅虎人權基金，以幫助因追求言論與新聞自由而受迫害的中國公民。在這場國會聽證會中，形式上是議員們質詢和批評美國的雅虎公司，實質上是一場缺席審判，真正的被告是遠在太平洋彼岸的中共。聽證會實質上是在審判北京當局迫害記者壓制新聞自由的反人權罪行。毋庸置疑，這場聽證會，中南海諸公料已仔細收聽收看，想必如芒刺在背，如針氈在臀，他們在虛擬的被審判席上，坐立不安，毛骨悚然。
這是新一輪「軟力量」競爭的先聲。西方主要民主國家，已經厭煩於對中國那若即若離的「大市場」扮演求婚者的角色了。
成也經貿， 敗也經貿
這當然不是指西方各國已經不在乎經濟增長，不在乎與中國的經貿關係了。事情並非如此。西方外交風向的轉換，有兩個最基本原因：
其一，國家的基本利益、其國民的基本福祉，是綜合性的，它不僅關乎經濟方面的民生水準，也關乎個人自由與尊嚴，關乎基本的立國原則。
其二，更現實的是，近期中外經貿關係，本身也導致了各自由市場國家對中國的不滿乃至反感。最近幾年來，西方各國在與北京做生意的經驗中，常常感受到了高度的不公平感和無奈感。中國的市場在很大程度上仍由政府主導，它有一套不同於國際規範的「潛規則」，而中國一些受保護的行業（如傳媒、石化、銀行）的市場准入，被政府設置了高度壁壘，貨幣又不能自由兌換，而別國的知識產權，在中國被廣泛竊取。再加上中國勞工的低人權狀態（如不能組織獨立工會來保障自己權益等等），以惡化環境為代價的經濟增長，導致雙邊貿易極不公平、極不對等，出現了巨大的貿易逆差。
最近，歐洲公司日漸強烈地表現了它們對與中國做生意的挫折感。各種歧視性的貿易和投資的做法，讓與中國做生意的歐洲人怨聲載道，尤其是對知識產權的踐踏，對其金融服務行業、分銷網路和受保護的行業的市場准入所設置的障礙，更令其沮喪。
中國的工業間諜特別是尖端技術的間諜活動，也影響了美國與歐洲對中國的情緒。特別是對企圖侵入德國總理辦公室和英國外交部及五角大樓的計算機網路，更強化了這一感受。
中國產品安全問題在中國與西方經貿關係中，已成為持續了好幾個月的嚴重問題。雖然最近幾個月來，中國急於打擊劣質產品，以圖重建人們對「中國製造」的信心。但是，中國出口海外的海產、汽車輪胎、牙膏和兒童玩具等引發的一系列產品安全醜聞，仍然導致其他國家不斷採取禁令和召回產品。
國際先驅論壇報的文章指出，雖然歐中雙邊貿易紅紅火火－－2006年為2540億歐元，2007年有望超過3000億歐元－－但是，歐洲工作的外包，迅速飛漲的貿易赤字（歐中貿易赤字正以每小時1500萬歐元的速度增長，可能將從2006年的1280億美元漲至2007年的1700億歐元），還有中國市場准入所引發的越來越多的擔憂，正讓歐盟各國政府和歐盟貿易專員曼德爾森感到不安，後者正對中國的貿易保護主義做法進行猛烈抨擊。
歐盟對華貿易逆差去年大約是1千7百億美元，預計今年升至創記錄的2千3百億美元。歐盟官員把不斷增長的對華貿易逆差歸咎於他們所稱的中國人為壓低貨幣兌換率，他們說，這讓中國佔有不公平的貿易優勢。歐盟給中國官員施壓，要求中國增加對歐洲產品的市場准入，並改革中國的貨幣兌換制度。
事實上，法國、德國、義大利、西班牙和英國的民調顯示，在過去一年中，歐洲公眾對中國的積極看法已經下降了15%至20%。在經濟關係上﹐從基本圖景看，最近兩三年中，歐洲與中國關係已經從夥伴關係轉向了強烈競爭的關係。
有鑒於此，可以說，中國的外交環境，是「成也經貿，敗也經貿」，怨不得所謂「陰謀論」的。
冷戰殘局
有人會說，所謂「價值觀外交」是陳舊的冷戰思維的復活。
不必諱言，價值觀外交的確帶有意識形態特徵。然而，它植根於現實的土壤，它有現實政治和經濟的依據，它溯源與現實的政治版圖和政治理念的競爭，我們不能鴕鳥式地視而不見。特別是，一個與國際主流體系格格不入的龐然大物，正在拚命地擴張自己的經濟和軍事力量，而且，它正在把自己標榜為一種新的模式——「中國模式」，或稱「北京共識」，以挑戰主流世界的生存模式。這一嚴峻的事實是不容漠視的。
人們常常不經意地談到「冷戰終結」。實際上，這是一句容易誤導文明人類的斷語。試想，一個經濟迅速膨脹的、人口最多的國家的政府，迄今仍不肯放棄自己作為共產黨國家的招牌及其基本的政治統治方式，拒絕三權分立式的憲政民主，拒絕新聞自由，拒絕政黨政治，我們有權利絕對精確地斷言冷戰終結了嗎？事實上，冷戰只是在主戰場上終結了，但在亞洲，尚未簽訂「共產主義投降書」，甚至，連「停戰協定」也迄今未簽。在此情勢下，侈言棄絕「冷戰思維」，只能被視為是一種「麻痺戰術」而已。事實已經很清楚，「價值觀外交」正是在這一歷史際遇下應運而生的。它的使命是解決「冷戰的殘局」，清掃最後的戰場，從而真正導向和平的終局。至於北京當局，面對價值觀外交的挑戰，是明智地以內政改革相回應，融入文明人類的基本價值體系中去呢，還是仗著「財大氣粗」，堅持共產招牌，並向國際主流社會攤牌呢？倘若如此，那就可能是最後一場戰鬥了：共產主義vs. 自由主義。
何去何從？也許所需時間不長，我們就可以看見中南海的抉擇了。讓我們拭目以待。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杭廷頓 Huntington, Samuel
風乍起
正當「中國崛起」的頌歌不絕於耳、喧嘩赫赫的北京奧運會準備張燈結綵之際，在紙醉金迷夜夜笙歌踵事增華的背後，人們沒有注意到的是，北京的外交天空上，卻升起了一片片日益擴展的濃雲。它使中南海的主人寢食難安, 夜不能寐。
何事致此？一言以蔽之：外交風向變了。
中國人好說，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在近代民主國家的外交史上，宏觀而言，實際上也有一個週期更替律：或可曰：三十年地緣政治外交（Geopolitical Diplomacy），三十年價值觀外交 (Value Oriented Diplomacy)，風水輪流轉。
當然，三十年者，比喻而已；同時，「地緣政治外交」和「價值觀外交」也不是純而又純絕無混雜的。但是，確實存在外交哲學的取向重心之差別。人所共知，在西方民主國家外交史上，外交取向重心的輪流轉換，是有目共睹的事實。
訴諸人們所熟知的二十世紀，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是實施地緣政治外交的典型，而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總統和羅納爾德.里根 (Ronald Reagan) 總統，則是價值觀外交的代表。
如今的風水，是向價值觀外交傾斜。
戰略遷移：以共同價值為旗
鑒於中共以其「低人權」和廉價勞工優勢吸納資本，它作為一個保持共產專制制度國家在經濟上和軍事上的崛起，勢必對世界格局產生衝擊，從而誕生了上世紀三十年代德國第三帝國崛起時的類似情勢，構成了對世界秩序挑戰。因此，民主國際的整體外交構想必定需要有相應的調整，提出新戰略，亮出新旗幟，以因應這一歷史性挑戰。
在這一外交戰略傾斜的歷程中，美國是穩定性的長期支撐力量，而德國則是風向轉換的先驅，在它們所引領的風潮推動下，在共同價值以及各自長遠國家利益的考量下，法國、紐西蘭、日本、奧地利、澳大利亞、前東歐國家等…..各主要民主國家均不甘落後，紛紛跟進，舉其犖犖大者，我們看到：
首先，最富於象徵意義的，是倏然而起的「達賴旋風」。它指各民主國家首腦不顧北京的抗議和阻撓，紛紛在官邸或重要場合會見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的系列旋風：澳大利亞總理會見達賴喇嘛，紐西蘭外長會見達賴喇嘛，奧地利總理會見達賴喇嘛，德國總理會見達賴喇嘛, 達賴最近又訪問日本九天，……風生水起，蔚為大觀。達賴一路走來，氣度從容，春風化雨，鳳凰來儀。其中，最引人注目的高潮，當是10月17日美國國會向達賴頒授地位崇隆的金獎，布希總統親自頒獎並致詞。這種盛大的規模和熱潮，這種各國幾乎不謀而合的外交姿態，在幾年前幾乎是不可想像的。它戲劇性地宣示了潮流的轉換，彰顯了西方國家與中國之間的價值鴻溝。而對北京，它無疑是一場無聲的精神性示威，是中南海難於下嚥而又不得不下嚥的一劑苦藥，。
其次，人們注意到，德國總理默克爾所在的基督教民主聯盟，不久前出臺了一份德國新亞洲戰略構想的文件，要調整過去以中國為中心的亞洲政策，強調了德國政府必須和中國保持相對的距離，加強與日本、印度等擁有「共同價值觀」的亞洲國家的關係。
此外，歐盟委員會在2006年10月公開了一份對中國的政策文件，語氣冷峻；隨後，歐洲理事會在2006年12月又發表了一份更強硬的23點「結論」，確信 「台海兩岸的穩定對東亞及更廣泛的國際社會是不可或缺的」；2007年初，一份「中國戰略文件」出臺，對中國現狀的判斷，語調悲觀。
由於近年來美國對密切跨大西洋戰略關係的意識強化，美德、美法關係獲得正面調整，自伊拉克戰爭以來的美歐裂隙逐步彌合。特別是英國、法國和德國領袖的換屆，更有助於改變早前的中、歐政治氛圍。過去一直遷就中共的英國前首相布萊爾、法國前總統希拉克和德國前總理施羅德，現在都已鞠躬下臺，取而代之的則是對中國更持懷疑態度、對美國更加友善的布朗、默克爾和薩科齊。薩科齊在當選之後曾表示，「在美國需要的時候，法國永遠會和美國站在一邊」，不久前又在美國國會發表回顧法美友誼的熱情洋溢演說，並在兩伊問題上呈現出親美立場。在對待中國的態度問題上，薩爾科齊不僅因蘇丹達爾富爾問題點名批評過中國，而且，他訪問中國的日程，是排在就任半年之後以及訪問德、俄、美及北非之後。而默克爾，作為在前東德成長起來的總理，其表現更為激進，對她，本刊已多所解析，茲不贅述。
總之，諸種跡象表明，美英德法四大國在對華政策上的利益和觀點經過評估，有了更多的協調和默契，出現了向美靠攏的跡象。譬如，歐盟最終仍然維持了對華武器禁運，就是新的「大西洋共識」的政治後果。
2007年8月，時任日本首相的安倍訪問印度，提出了「大亞洲」設想，其中包括印度、日本、美國和澳大利亞，卻沒有中國。他解釋該設想時說：「我們擁有自由、民主和尊重基本人權等共同的根本價值觀以及戰略利益」。
2007 年9月，關於「亞洲北約」的構想開始進入國際性博弈的階段。來自印度、美國、日本、澳大利亞以及新加坡海軍的艦艇，在印度洋展開了大規模的演習。演習的一個基本背景就是印度提出的在亞洲建立類似北約組織的軍事同盟構想。該演習顯示，印度已經著手把這一構想轉化為現實。實際上，北京自己也指美日印澳四國加強合作是「亞洲北約組織」的開始。於是，亞洲的一個新的地緣軍事結構正在孕育之中。
人權：缺席審判北京
人權領域，歷來是北京的軟肋。中國的惡劣記錄導致西方主要對中國日益高漲的批評。各國紛紛指斥北京未能履行其奧運承諾，未能開放其允諾的「新聞自由」，在有些方面甚至開了倒車。歐洲公眾、企業和政府對中國的情緒已經發生明顯改變，歐洲與中國關係從夥伴關係向強烈競爭的關係轉變，中歐的所謂「蜜月」早已煙消雲散了。
在歐盟新成員國中，尤其是在前東歐國家如捷克、波蘭和波羅的海國家當中，一直對中國的人權記錄進行了嚴厲抨擊，這些國家的國民都有在共產制度下生活的慘痛經歷，他們比世界其他國家國民，更有洞察力，更能夠透過北京的宣傳和「做秀」的表象，直抵真相，更真切深入地體會和想像當代中國的人權狀況。原因無它，那是血淚凝成的洞見。
而多年來單刀直進不假辭色批評中國人權狀況的美國，最近更強化了其音量。最近，美國國會民主黨和共和兩黨議員共同提出決議案，對中國關押、虐待、處決良心犯的行為加以譴責。該決議案呼籲中國政府停止騷擾未向政府登記的宗教團體，立即釋放良心犯，並對被中國政府關押及處決的良心犯家屬表示同情與哀悼。
戲劇性的一幕發生在11月6日，當天，美國國會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就雅虎公司在中國記者師濤被中國政府判刑入獄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再次舉行聽證會。師濤及王小寧兩人都在雅虎公司把他們的電郵資料提供給中國政府後被逮捕並判處10年有期徒刑。雅虎公司首席執行長楊致遠 (Jerry Yang)以及該公司執行副總裁邁克爾.卡拉漢(Michael Callahan)出席作證。師濤的母親高琴聲及另一位受害者王小寧的妻子俞陵也到場聆聽，坐在楊致遠和卡拉漢的背後。在外交事務委員會主席蘭托斯的嚴厲質詢和呼籲下，雅虎創辦人楊致遠和執行副總裁卡拉漢向受害者家屬道歉。事後，雙方達成庭外和解，雅虎公司並承諾成立雅虎人權基金，以幫助因追求言論與新聞自由而受迫害的中國公民。在這場國會聽證會中，形式上是議員們質詢和批評美國的雅虎公司，實質上是一場缺席審判，真正的被告是遠在太平洋彼岸的中共。聽證會實質上是在審判北京當局迫害記者壓制新聞自由的反人權罪行。毋庸置疑，這場聽證會，中南海諸公料已仔細收聽收看，想必如芒刺在背，如針氈在臀，他們在虛擬的被審判席上，坐立不安，毛骨悚然。
這是新一輪「軟力量」競爭的先聲。西方主要民主國家，已經厭煩於對中國那若即若離的「大市場」扮演求婚者的角色了。
成也經貿， 敗也經貿
這當然不是指西方各國已經不在乎經濟增長，不在乎與中國的經貿關係了。事情並非如此。西方外交風向的轉換，有兩個最基本原因：
其一，國家的基本利益、其國民的基本福祉，是綜合性的，它不僅關乎經濟方面的民生水準，也關乎個人自由與尊嚴，關乎基本的立國原則。
其二，更現實的是，近期中外經貿關係，本身也導致了各自由市場國家對中國的不滿乃至反感。最近幾年來，西方各國在與北京做生意的經驗中，常常感受到了高度的不公平感和無奈感。中國的市場在很大程度上仍由政府主導，它有一套不同於國際規範的「潛規則」，而中國一些受保護的行業（如傳媒、石化、銀行）的市場准入，被政府設置了高度壁壘，貨幣又不能自由兌換，而別國的知識產權，在中國被廣泛竊取。再加上中國勞工的低人權狀態（如不能組織獨立工會來保障自己權益等等），以惡化環境為代價的經濟增長，導致雙邊貿易極不公平、極不對等，出現了巨大的貿易逆差。
最近，歐洲公司日漸強烈地表現了它們對與中國做生意的挫折感。各種歧視性的貿易和投資的做法，讓與中國做生意的歐洲人怨聲載道，尤其是對知識產權的踐踏，對其金融服務行業、分銷網路和受保護的行業的市場准入所設置的障礙，更令其沮喪。
中國的工業間諜特別是尖端技術的間諜活動，也影響了美國與歐洲對中國的情緒。特別是對企圖侵入德國總理辦公室和英國外交部及五角大樓的計算機網路，更強化了這一感受。
中國產品安全問題在中國與西方經貿關係中，已成為持續了好幾個月的嚴重問題。雖然最近幾個月來，中國急於打擊劣質產品，以圖重建人們對「中國製造」的信心。但是，中國出口海外的海產、汽車輪胎、牙膏和兒童玩具等引發的一系列產品安全醜聞，仍然導致其他國家不斷採取禁令和召回產品。
國際先驅論壇報的文章指出，雖然歐中雙邊貿易紅紅火火－－2006年為2540億歐元，2007年有望超過3000億歐元－－但是，歐洲工作的外包，迅速飛漲的貿易赤字（歐中貿易赤字正以每小時1500萬歐元的速度增長，可能將從2006年的1280億美元漲至2007年的1700億歐元），還有中國市場准入所引發的越來越多的擔憂，正讓歐盟各國政府和歐盟貿易專員曼德爾森感到不安，後者正對中國的貿易保護主義做法進行猛烈抨擊。
歐盟對華貿易逆差去年大約是1千7百億美元，預計今年升至創記錄的2千3百億美元。歐盟官員把不斷增長的對華貿易逆差歸咎於他們所稱的中國人為壓低貨幣兌換率，他們說，這讓中國佔有不公平的貿易優勢。歐盟給中國官員施壓，要求中國增加對歐洲產品的市場准入，並改革中國的貨幣兌換制度。
事實上，法國、德國、義大利、西班牙和英國的民調顯示，在過去一年中，歐洲公眾對中國的積極看法已經下降了15%至20%。在經濟關係上﹐從基本圖景看，最近兩三年中，歐洲與中國關係已經從夥伴關係轉向了強烈競爭的關係。
有鑒於此，可以說，中國的外交環境，是「成也經貿，敗也經貿」，怨不得所謂「陰謀論」的。
冷戰殘局
有人會說，所謂「價值觀外交」是陳舊的冷戰思維的復活。
不必諱言，價值觀外交的確帶有意識形態特徵。然而，它植根於現實的土壤，它有現實政治和經濟的依據，它溯源與現實的政治版圖和政治理念的競爭，我們不能鴕鳥式地視而不見。特別是，一個與國際主流體系格格不入的龐然大物，正在拚命地擴張自己的經濟和軍事力量，而且，它正在把自己標榜為一種新的模式——「中國模式」，或稱「北京共識」，以挑戰主流世界的生存模式。這一嚴峻的事實是不容漠視的。
人們常常不經意地談到「冷戰終結」。實際上，這是一句容易誤導文明人類的斷語。試想，一個經濟迅速膨脹的、人口最多的國家的政府，迄今仍不肯放棄自己作為共產黨國家的招牌及其基本的政治統治方式，拒絕三權分立式的憲政民主，拒絕新聞自由，拒絕政黨政治，我們有權利絕對精確地斷言冷戰終結了嗎？事實上，冷戰只是在主戰場上終結了，但在亞洲，尚未簽訂「共產主義投降書」，甚至，連「停戰協定」也迄今未簽。在此情勢下，侈言棄絕「冷戰思維」，只能被視為是一種「麻痺戰術」而已。事實已經很清楚，「價值觀外交」正是在這一歷史際遇下應運而生的。它的使命是解決「冷戰的殘局」，清掃最後的戰場，從而真正導向和平的終局。至於北京當局，面對價值觀外交的挑戰，是明智地以內政改革相回應，融入文明人類的基本價值體系中去呢，還是仗著「財大氣粗」，堅持共產招牌，並向國際主流社會攤牌呢？倘若如此，那就可能是最後一場戰鬥了：共產主義vs. 自由主義。
何去何從？也許所需時間不長，我們就可以看見中南海的抉擇了。讓我們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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